解放以来，在党的关怀下，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不懈的努力，锡伯族的历史研究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许多著作相继问世；人们对锡伯族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生产、生活等诸方面的情况都有了比较深刻明晰的了解。这无疑也是对祖国历史的补充。但是，有关锡伯族的医药史，却无人问津，无人探索，甚至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因而锡伯族的医药史迄今仍然是一项空白，据笔者了解，锡伯族在西迁二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屯垦戍边”，为捍卫祖国的统一，建设边疆做出特殊贡献的同时，就是在民族医药方面，也为祖国的医药学事业增添光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其民间医学更有探讨的价值。因为民间医学对锡伯族人口的发展，健康状况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有鉴于此，笔者在长期从事医疗工作中深深体会到搜集、挖掘、整理锡伯族医药史的重要性，并不惜余年有计划的着手进行锡伯族医药志的整理工作，以丰富祖国医学宝库，为当前和今后的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从这一宗旨出发，我们根据几十年积累的材料，特撰写《锡伯族医药简志初探》一文，以期抛砖引玉，和各位医学界挚友共同探讨，并同东北同胞联系，一起挖掘早起锡伯族医药史，使之日益完善起来，以便在不久的将来整理出完整的锡伯族医药史志。

一、疾病的威胁和民族医学的形成

历史上，锡伯族处在边塞一隅，时时遇到缺医少药的严重威胁。解放前锡伯族的人口发展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是除横遭兵荒马乱战争中伤亡很多青壮年外；由于疾病的吞噬，尤其是传染病，特别是鼠疫、天花等烈性传染病导致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这些长期流行的传染病，犹如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战争，剥夺了多少男女老少的生命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民族医药极其落后，当局又不关心人民疾苦，善男信女们只好把自己的生命维系在崇拜迷信，跳神弄鬼上面。于是，萨满、尔琪、相通（巫婆）等所谓的“神医”“巫医”曾横行乡里，借口治病、鱼肉人民。接着，求神拜佛活动也频繁起来。就拿尔琪来说，曾得到社会的公认，非常吃香，尔琪掌管天花、麻疹等，“痘病之神”的祭典，患者任凭尔琪摆布，在痘神庙里求神向佛，祈求保佑。锡伯族西迁定居后的八个牛录里均建“索木达庙”（即：痘神庙），专有一名尔琪掌管，如四牛录阿吉尔琪，七牛录提保尔琪等，解放前都是尔琪中的佼佼者。他们除专会搞迷信活动外，其实没有多少医疗技术，只会一些简单的针灸，或配制一些草药。三十年代起，由于锡伯族医药事业开始有所发展，并从各种渠道传入中西医药，尔琪等巫医才不太吃香了。解放后短短几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各种传染病被迅速控制和消灭，一般性疾病也得到有效的治疗。从此，随着医学事业的发展，人民文化科学知识的提高，萨满、尔琪等巫医基本上销声匿迹，没有市场了。不过，他们发明的针灸等治疗，个别的暗示疗法，作为民族传统疗法，在民间流传下来。

相通——（女巫医）也和尔琪同出一辙，同工异曲搞迷信治病，还搞接生、针灸、按摩推拿等等。其治病方式，“相患者直面”道出患者被某某鬼怪，狐狸精或者阴魂所迷，务必施法祈禳，否则不可救等。让病人付出一些实物还魂，而这些实物都被相通拿走。笔者小时候记得一位相通两年之内就集了四十来只小山羊羔。现在尚有少数精神病患者在无法治好时，也抱着侥幸的心里请相通治病。

西迁后，锡伯族人民在伊犁河南岸定居，在旷古荒原上万事都要从头做起，以求得自己的生存，锡伯族在守卫台站，防守卡伦，与侵略者拼搏，修渠辟田，从事生产等一系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活动中，哪一天也离不了医药卫生，人的健康必须得到保护，疾病、外伤、战伤、灾疫等必须时时医治。因此，除借助于医治病，还被迫借助于巫医的治疗。在这过程中，许多人摸索出不少民间医药治病的办法，逐渐形成了土医队伍。如利用党参、黄莲（唐松草）、黄柏、蔭荷、苇根、桑叶、桑白皮、芒硝、鸡冠花、蜀葵、红花、赤芍、芍药、蒲黄、姜皮、胡拔等，或单方或复方配制，疗效既好又可随地拾得。那时候很多人家里常备这些草药，或自行治疗或请教土医治疗，最有意义的是，锡伯族人非常相信针灸，理疗（如热疗、拔罐子等），比其他民族还要多些，绝大多数锡伯人在其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被这种疗法治疗过，平时发现痧症、瘪症、寒热、气管炎、感冒等病症时，未去医院就诊前，先用以上土办法治疗，这一传统习惯仍然延续着，连居住在锡伯族群里的其他民族也争相请治，以为奇术。总之，锡伯族无论巫医，草医、土医等医疗经验是很丰富的。有从自己民资继承下来的传统医术，有萨满、喇嘛、相通等施用过的有效疗法，也有从其他民族中引进的医术，最后经过取之精华，去其糟粕的实践过程，形成锡伯族自己的医药，锡伯族西迁时在及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行程万里，却未有病死者，而且一路上还增添了三百五十名小生命。由此可见，如果当时不懂得一定的医疗知识，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是不可能做到的。至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时期，新疆人口渐渐增多，内地人纷纷来疆，私人医生和随军医生也渐渐多起来，中医中药的使用量也显著增加。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锡伯族里出现了不少医药工作者，有的拜中医为师，有的自学成才。他们之中有许多名医如陈少峰（六牛录人）、陈善卿（乌珠牛录人）、正连保（四牛录人）、吉乐亭（乌珠牛录人）、塔其苏（六牛录人）等。他们从清末至解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医疗技术非常娴熟，医德十份高尚。正式这些人的努力，使锡伯族的医药事业得到继承、丰富和发展，有力的保障了人民的健康。

二、锡伯族医学的一些理论根据

关于锡伯族医学，无论哪一种（包括巫医，除其迷信部分）都有其一定的理论根据，可以从中找出它在长期与疾病抗争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人为什么得病？为什么非有医学不可？过去，对这个问题锡伯族里的长者们曾有过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人和畜之所以得病，其原因均有七情六欲，四季寒暑，外邪内感，五谷六畜，相依而生，稍有不适，即成疾病矣。这种比喻是朴素的。锡伯族医则认为天地两分，产生阴阳，阳气施恩救万物，阴气布恩养万物，故人必须把握阴阳，适应于阴阳，调于四时；万物始终赖于四时气候的变化，违者必受其害，顺者必受其益云，，都说明了自然界多人体的影响。锡伯族医对五星学说也有一定解释，认为五星与五类性质差不多，在地球上存在，人体结构亦与此相似。如肺属金，肝属木，肾属水，心属火，脾胃属土，这五种不同属性构成了人体五脏等，过去锡伯族很注重五星学说：甚至把它改变成为五经卦书来推算吉凶。

锡伯族医德诊断方法是望、问、切三种。问不知怎样，望即检查患者的面色、表情、动作、神态；问是询问病人的发病历史和患病情况、症状、表现；切就是切脉，用三个指头摸病人的脉搏。不过锡伯族医切脉不像中医那样切二十九脉，而是一般用四种脉来检查疾病，即浮、沉、迟、速。如浮脉在皮肤表  ，稍按既得，沉脉重按才能摸到，迟脉较为缓慢，速脉指脉搏的急速跳动。一般认为浮脉以伤风为多，沉脉久病时间长，迟脉得冷寒病，速脉为热性病、温病、瘟疫病。舌苔检查讲舌质，不像中医讲的三十六种舌苔，而是检查红、白、黄、紫四种质苔。白色为寒症，红色为热性病，黄色为胃肠热盛病。这是锡伯族民族医长期研究出来的即简便有朴素的诊断依据。笔者曾从柯色本、吉乐亭等老医生那里聆听过这方面的精辟的论述。

三、锡伯族医诊断的病名

锡伯族医诊断没有绝对肯定的病名，主要引物为喻及其不同变化来肯定病名。如人的内脏，肺病、肝病、心病、肾病、脾病、胃病、热性病、寒性病、潮湿病、内热病、外感病、皮肤病、骨蒸病、妇科病……等等。又把四季自然气候的特性为病名，如夏温、夏热、秋凉、冬寒等。而且把这四种不同气候归结为两种；即温和热归于一类，叫热病，温病，凉寒归于一类，叫发冷病或寒症。另外，对人体的五脏六腑也有不同的解释；五脏藏精气而不泄，六腑转运化物而贮藏，故不盈满，就是说，没有直接转化功能的叫五脏，有直接转化功能的则叫六腑。究竟是否正确，这种解释是肤浅的，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四、锡伯族医里的巫医和民族医

锡伯族医在东北时信奉萨满教，清初归科尔沁蒙古管辖时。可能受其影响接受了喇嘛教。西迁前后两教并奉，一直延续到现在。当然，信教是一回事，以宗教方式治病又是另一回事，不过喇嘛教和萨满教无论其迷信程度如何，再过去的锡伯族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民间巫医的主体。

1．萨满治病。据历史记载，萨满教早在东北少数地区盛行过，从东胡族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该教的始祖是女性，名叫尼山萨满，她的住处在东方，据说她很有神通，救活过一个富户人家的独生子，故而出名。后来萨满教在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盛行起来。萨满教治病的方式非常奇特（年纪大的人都见过），治病的萨满头戴黄铜幡，腰围铜片制成的围裙，手执皮鼓，边跳边唱宗教歌，一群年轻人跟着附唱。萨满向四面八方旋转一个时辰后，突然仰面跌倒在地，不省人事，表示神祗附体，他在接受神的指导。这时助手扶住萨满问长问短，问话内容是恳请萨满的祖师爷下凡指点，萨满替祖师爷代话，说出病人的病因，传完话后萨满就醒转过来。

另一种治病方法是，平地立两根木柱，高约六米，两柱间象梯子一样绑上若干把利刀，造成刀梯直至柱顶，柱顶上架做一个小站台，刀刃上贴黄裱纸，木柱低下四周挖坑铺草，被褥  物。准备就绪后萨满便年年有词，赤脚踩刀一步一步上到柱顶架好的台上，手拿皮鼓跳唱一个时辰后便从高台上向下跳，不偏不倚落在坑内，不省人事，表示神祗附体，下面应答过程如上所述。

第三种是萨满赤脚踩过一溜火红的烟火，口咬烧红的火团，或者舌舔发红的刀刃，发出卡卡声响，同时用一把刀顶上臂部，用另一把刀很砸这把刀若干下，刀取下后臂部只留一点痕迹，并无刀火之伤才算成功。萨满以上述迷信方式治病主要针对精神病，慢性病患者。对迷信深重的患者还任意鞭打。笔者亲眼所见小学同学扎墨彦，因伤寒导致神志不清，被萨满鞭打而死。另外一些所谓的“神药”，口服黄裱纸灰，有时也搞点针灸。

2．喇嘛治病。喇嘛教在一定时期内起过作用。清朝锡伯族八个牛录都有一名喇嘛，平时在婚丧场合念经，起户    亡灵，同时也治病，多用草药，矿物药物。西迁锡伯族先后兴建过两座喇嘛庙，喇嘛在当时的政治地位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每当鼠疫、伤寒、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流行，各牛录就争相请喇嘛念经，举行大规模的驱魔压邪活动。喇嘛平时治病以藏医和土医为主，或以火灸等方法治疗外科病症。

3．相通治病。相通没有固定的寺庙，妇女信仰者居多。据说从东北带来的，说其祖师爷是得道的仙狐，替天行道，为人类解除病凶。相通看病不是鬼冲就是狐迷，叫患者家里斗盛小麦、大米等，上插五色纸，附以羊或红公鸡、小猪、布匹等，在晚间送出大门外，烧纸、念咒，然后牲畜和布匹等值钱的东西被相通拿走，相通中也有搞针灸或自配药物治病的。

4．尔琪治病。尔琪除在天花、麻疹发作高潮期间在痘神庙里为患者求神拜佛外，间或进行针灸治疗。笔者小时突感腹痛腹泻难止，发热呕吐厉害，尔琪在上腹扎火针，至今留下淡兰色火针痕迹，扎火针后病情在半天内痊愈，可谓奇迹。

5．逗琪治病。逗琪以为挑逗病人又唱又跳在既设的圈场里，说是主治常年不愈的邪病。治法是在平地上用苇子假设一些弯曲的道路，路上布置纸人纸马，酷似战场上的迷魂阵。并放一木轮车，助手们坐在上面，大逗琪手拿皮鞭，令患者在既设的道路上奔跑，病人赤身光脚，如不跑就遭挨打，逗琪边唱边抽打患者，毫不留情，把患者打得死去活来。其治法没有任何可取之处，解放前就遭谴责，不受欢迎了。

锡伯族的巫医曾风靡一时，除迷信部分外，针灸、刮背、拔火罐等简便而有神奇疗效的医术广泛普及，代代流传下来，成为民族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医学的传入和名医的兴起

中俄伊犁条约后，伊犁回归祖国，出现安定的局面，与内地交通恢复，各种物资、人员、医药品以及科技等源源进疆，中医学也逐渐传入我县，引起锡伯族知识界的注目，掀起学习中医的浪潮。开始时以中药铺的形式出现，继而发展成为系统的中医，与巫医合家，自成一体，涌现出许多有名的医生。其中有伊犁将军的私人医生陈少峰，在伊犁地区首屈一指的名医陈善卿，有医德高尚，造诣很深的正连保先生，多年行医，资助穷人的吉乐亭以及祝春、柯色春、秀昌、波尔多、正劲太、塔其苏、莫尔多等，形成锡伯族自己的中医医疗队伍。当时每个牛录都有两名以上医生，加上其他土医生，人数相当可观，医疗条件大大改善，其中以下医生很有造诣和贡献：

陈少峰，六牛录人，哈那尔氏，曾任伊犁将军文案处长，后兼伊犁将军私人医生，生于1851年，卒于1916年。系伊犁将军顾问西比臣老大人的大徒弟，精通锡汉文，立志于解放人民的疾苦刻苦攻读中医学多年。学成后与伊犁诸名医广泛交流，医术愈高。后辞退回乡行医多年，很有建树。据说当时各牛录人乘车骑马来找他看病，门庭若市，络绎不绝。传说一名女性病人急病断气，老先生得悉后，就去看视，病人家里正准备丧事，老先生切脉后，当即施针，顷刻间病人开始呼吸，接着四肢活动，服药后能言语，翌日清晨病愈。逐得神医之称。他对妇科病了解很深刻，曾有许多著作，可惜均遭毁坏，所剩无几了。

正连保先生：1881——1941年，终年61年。青年时期在惠远城领队署任秘书（笔帖式），熟通满汉文，对古典文学有较深研究，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当过私塾公学教员，后在惠远城拜姓姚的中医为师，三年后出师。和他一同出师的还有四牛录柯色春，于1947年弃世，也是位很有名的医生。正连保老先生是我县妇孺皆知的医生，他的特点是对诊断和切脉有很深造诣与药物针灸相配合治疗，疗效显著。老人一生有七个孩子，天花麻疹夺取三个孩子，后又有两个孩子出了天花，其妻想找尔琪作法以免一死，老人不同意，用草药和针灸治好了。老人四十年行医，积累了不少材料，空余时间一直伏案写作，从未停顿，其书法优美，令人叹服。老人医德很高尚，不取分文为乡亲们治病，死时家无分文，一贫如洗，是乡亲们凑钱替他办了后事。他数十年的医学著作均被其后代在下葬老人时一起焚毁，只剩下残张破页。

陈善卿老先生，又名多陀，乌珠牛录人，1887——1951年，享年64岁，民国初期在伊犁都统署任秘书、科长等职、聪明能干，汉语程度高，擅长写公文、诉讼、强辩一类的文章，故叫刀笔先生，后辞职拜师陈少峰，广交社会名医，1935年中医考试得伊犁地区第一名，名声四扬。陈在本乡诊病外常被请至伊犁药铺坐堂治病，应接不暇。他对四季流行病如白喉、伤寒、流感等研究较深，治病特点是先攻后清，治好了许多重症，疑症。1944年后伊犁地区各种传染病广泛流行，陈老是当时治病最多的医生。老先生治温病多用石羔，一次下一至二市斤（老斤），促病人发散发汗而愈，故又称石羔先生。

吉乐亭老先生，又名吉步善，1890——1968年，享年七十八岁，年青时在惠远学习，曾当过初级军官，后自学中医，苦钻数年成为有名的中医，其特点是善用补法和法医治。据说有医学著作留世。

塔其苏老先生，六牛录人，1893——1976年，享年63岁，农民出身，善弹唱。爱种花木，研究药材。小时即徒步或骑马到伊犁南北山上采集各种药材配制各种重要，开一个药铺维持生计。年复一年，他开始学文化，先锡文后汉文，阅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神农氏尝百草的事迹后，对各种药草的研究兴趣来越高，几乎废寝忘食。经过发奋自学，刻苦钻研和实践，已掌握中草药的知识及其管理、配制等技术，成为伊利地区第一名善知百草的药物土专家。1955年他把大半辈掌握的材料贡献出来，与文奎同志一起于1956年编写成《察布查尔县中草药》的资料（包括药物状态、生长情况、采集季节、药用部分、制作方法、保存等部分，只有科目和作用两项未能完成）逐级上报存档，这是我县医药资料整理工作的第一次。1972年，上级和县上合办中草药学习班，用一个多月时间上山采集360多种标本，初步掌握了我县中药材分布情况，完整标本，摸索出了药理作用，这比上一次更进了一步，对我县中草药的商品价值有了初步的估价。

塔老于1956年参加县中医联合诊所工作，1957年开过一次中草药展览会，为农牧民采药卖给国家提供了方便，1959年起在县药材公司工作，文革时被逼退职，晚年极不愉快，忧忧不得志，未能完成宿愿就去世了，老人不愧为医学界的榜样，值得纪念。

此外，在我县中医和民族医学中留下足迹的还有：

祝春，三牛录人，卒于1940年，行医多年，兼教师，县内有名，到各牛录看病，深受群众信赖，有较高的医术。

柯色春，四牛录人，在霍城行医多年，1934年起在家里当医生，擅长医治外科皮肤病，善用酒精消毒皮肤和针灸，水肿处用盐水和中药外敷等医技，曾有医著，但遗失。

苏××，卒于1942年，是锡伯化了的汉族医生，据说是金顺将军的军医，擅长于治疗小儿疾病，曾在我县治过病。

秀昌，陈善卿的药铺先生，1958年起参加工作，卒于一九六六年，他治疗白喉很有经验，1950年白喉流行，他在金泉治疗很有成绩，可惜未能把治疗方法记下来，1968年新疆军区医院专人来访，可惜他已故，未能把处方留下来。

波尔多，在五牛录行医多年，后参加县中医联合诊所，1959年起在县医院工作，善治常见病，擅长配制重要，对药品的保管使用细致严格，对徒弟教授认真，卒于1968年。

赵福，锡伯族化了的汉族医生，行医多年，后加入县中医联合诊所，卒于1958年，六牛录人。

寿清，八牛录人，自学成才，1944年起行医到现在。

塔勤太，六牛录人，行医多年，其余不详。

莫尔多，1944年起在伊犁营业行医，开有药铺，伊犁很多人找他看病，其余不详。

孔三梅，三十年代在苏联学习妇产科后在伊犁苏联医院工作，后退职私人行医，搞妇产科。1944年在我县行医多年，对我县妇幼卫生保健工作起到启蒙作用，解放后任塔城医院妇产科主任，工作勤恳，医术高明，文革时身陷囹圄，后平反，1981年退休。

何中昌，五牛录人，1941年毕业于新疆医药训练班，行医至今。

柯惠堂，满族，在惠远行医多年，后返五牛录行医，其余不详。

从上可以看出，历史上锡伯族名医不乏其人，医疗水平都是相当高的，他们各有千秋，都有独到的专长，互相补充，互为扶衬，江聚而成为锡伯族灿烂多彩的医学之花。

六、西医西药的传入

西医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传入察布查尔地区的，1932——1933年，东北抗日联军兵败后退入苏联境内，之后假道苏联进入新疆，加之白俄军队也窜入新疆，这两种军队里有不少医务人员，从事西医治疗，其中有个姓李的医生1935年在我县设立一个医务所，关美玲为护士，但因锡伯人不习惯就治于西医，两年后就关闭了。不过关美玲数年间到县上种牛痘，陪同上面来的西医治疗症疾和外科病，收到了欢迎，当时驻苏领事馆的关清廉和锡伯留苏生等翻译过一本妇女卫生和接生法（又称新法接生），传到县上使新法接生得到开展。如三牛录的塔其善就用新接生法，渐渐被人们接受，使金泉地区在较快普及。当时苏联领事馆在伊犁开设一所医院，除大部分是苏联医务人员外，也有少数本地人，还有几名锡伯人工作，城市居民大部分是有钱人前往诊治。

1945年下半年，在六牛录设立医务所，这是西医正式诊治的开始，医务人员有王安娜、恩登芝，关美玲等。1957年金泉设立金泉医院，有王安娜，伊本芝、文奎等工作，这是西医在金泉边境地区的开始，外科、妇产科、预防疾病等方面效果很好，在群众中造成一定影响，迷信巫医开始行不通了。接着牛苗接种，注射全血预防麻疹疗法初步使用，症症治疗，白喉、破伤风的预防，三联疫苗的使用也初步开展起来，但群众最怕的是药物反应，不愿打针，就采取一些强制性措施，后来就好多了，可见办成一件新事物是很不容易的。

到1954、1957、1962等年代，先后有佟文升、佟文秀、关列娜、丁春、巴梅、苏枝尔、月英等锡伯族西医来县工作，1962年起有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文奎、郭文海、顾莲芝、苏崇阿、红保、吴水信等来县。这样，西医在锡伯族医学中逐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七、危害极大的疾病

各种传染病是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的疾病。天花、麻疹。鼠疫、白喉、新生儿四六风症疾、伤寒、痢疾等在过去很难对付，对锡伯族繁衍造成直接威胁。这从锡伯族人口增减请款可窥其一斑；一七六四年，到达伊犁的西迁锡伯族官兵（包括闲散）共5050名，至1864年总人口达20000人，锡伯人说这个时期为太平年。1871年人口减少到15000人，主要因疾病、饥饿、征战减少5000名，1907年总人口又增20000人，至1949年八个牛录锡伯族8300人，全新疆总共一万来人，原因是伊犁辛亥革命呗征当兵的有2000来名都是青壮年，大部分死亡，遗尸他乡，生还者不多，造成孤寡者增多，背乡离井外嫁的也不少。另外，从清末到1936年，鸦片输入进来，锡伯族里大量抽食，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和生育能力，死亡者不少。但最严重的还是传染病。其中：鼠疫—大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现的，据父辈们讲，有一天突然风暴大起，天昏地暗并听到嗡嗡声，一昼夜后四牛录全村人突然头痛发热，呕吐，身上出疮，有的很快死亡，几天间死亡累累，几乎断了炊烟，连大柜子都当棺材用了，这场浩劫使四牛录九条街空了三条街，人烟绝迹。所以人们一提这事就谈虎色变，直到解放后四牛录后面三条街也一直无人居住，老人们说这事欧站死人多引起瘟疫传染过来的。

据包尔汉讲，鼠疫曾在全疆流行过，在玛纳斯旱獭中流行，后染至人群。政协人士继鹿说鼠疫流行死人很多，为此驻新疆苏联领事向新疆当局交涉无效，就以保护苏侨名义，直接向北洋当局交涉，这才由地方当局派了些医生，乘坐六棍棍车到天山南北去，但疗效甚微，如乌鲁木齐至和田六十驿站，每日行一站，也需两个多月才能抵达，而病疫又不等人。当时乌鲁木齐也流行，连医生、司药人员也病倒了。由于旧官僚的腐败，这种恶性传染病没有及时预防和治疗，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天花—锡伯人因天花流行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清末，交通运输不便，痘苗时断时续或失效，加上有些人害怕种疫苗，结果或死亡、或成麻脸。有一年，仅四牛录一次天花麻疹流行就死亡四十一名小孩，这个数字比当年全村出生率还要多，可见天花导致死亡的严重性。解放后，因定期种痘，天花这个死亡之神早已绝迹了。

新生儿破伤风—也是锡伯族人过去死亡较大的疾病之一。主要是接生婆往往用不消毒的器材或脏指甲割脐带引起传染，成为破伤风，家家几乎不能幸免，因此有只见小孩生，不见小孩走路的说法。三十年代后期出现新法接生，四十年底有所普及，小孩死亡率有所减少。

伤寒和痢疾——1943年起流行，到1946年广泛流行起来，死亡率较高，解放后发病率也未断绝，经过有效的预防，死亡率大大降低。

症疾—据说白彦虎兵败投沙皇，所带人马在巴尔喀什湖附近患症疾丧失了战斗力，死亡者甚多。由此可见伊犁河流域曾发生过症疾病。1936年以后伊犁医院用奎宁，1947年后已有医药保障，解放后1955年我县成立了症疾防治所，用根治疗法免费治疗。1984年起未发现一例病人。

肉毒中毒—从1946年起为人们注意，当时发病原因不清楚，一般在5-6月间发病，难以治疗，死亡率高。1946年死亡47人，1947年死亡27人，在人们心里造成一种恐怖感，一到发病季节就产生朝不保夕的感觉，从1951年起每年有不少医务人员来县专门研究和治疗，到1954——1958年规模扩大，先后由巩光华带内地专家教授来过，1959年吴朝仁教授带来庞大的医疗队伍进行普查，终于从面食（新做面酱）中发现了肉毒杆菌中毒的病因。也叫米顺乎乎病，随后彻底根治。

梅毒病—有些人认为过去锡伯人出外当兵的多，可能在外面放荡而把性病传染了过来，1955年成立县性病防治所，经详细普查，锡伯族里性病患者寥寥无几，发病率高的只在乌库尔奇（地名），治疗后痊愈。所以梅毒病对锡伯族的影响并不大，所谓解放前锡伯族性病多的提法是没有依据的，不妥当的。

总之，各种疾病的危害中以传染病为首，对锡伯族人口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解放后提出预防为主，积极治疗，各种传染病被严格控制和消灭。截止现在，我县医疗事业取得很大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本文根据《伊犁文史资料·锡伯族专集》1990年4月同文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