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锡伯族草医的历史沿革

锡伯族草医是中华医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加强对锡伯族草医的探索与研究, 传承与发展, 对填补北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医学理论与实践的空白, 弘扬与传承中华医学文化, 更好地造福人民, 泌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此, 我对锡伯族草医进行多年的调查与研究, 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归纳分述如下。

一、先祖黄柯是鲜卑大萨满

黄柯氏神医是个萨满，并且是鲜卑的三大萨满之一，但没有人管他叫神医，只认得他是萨满。萨满们相信，自然的东西，无论动物、植物都有灵性，并且人也有灵魂，在萨满教里面，天分三层，人分三层，地分三层。后来萨满教说天分七层，可能是受佛教的影响，佛教说天里面有七层，“胜造七级浮屠”。当时的黄柯氏大萨满就是给部落长、长老和大家族的族长有什么事情做参谋的，再就是给百姓调解纠纷，说和家族和邻里部落的，其它还有给百姓跳神和医病的。其实在当时，这都不是萨满的职业，这些都是萨满们在闲时间进行的。

另外，黄柯氏大萨满的生活，不是别人供给的，他们还得靠自己生活，打围、打猎什么的，所以黄柯氏达玛法列都擅长骑射。冬天闲着的时候就给百姓讲天文地理、四季变化以及鲜卑人古老的历史。

那时候的萨满管部落纠纷的事，这个部落与那个部落打仗了，那里又争水源了，森林又出什么纠纷了等等。萨满也管百姓家里的事，有病有事解决不了就跳神，所以到最后，鲜卑人也没有大夫的称呼，因为萨满就是大夫。但是萨满不光是治病，他们还是当谋士的时候多。”古老的鲜卑医学也就是从那时诞生的，治病从精神和草医草药、土法两个层面进行。

二、先祖黄柯白彦

黄柯氏到了二百一十八代的时候，是白彦达玛法列，这个时候黄柯氏就发财了。清雍正年间，朝阳府那个地方受灾了，民不聊生，黄柯氏白彦拿出大量银两和别人送的牛羊，在卓索图献给了灾民。雍正皇帝的一个贵妃是蒙古公主，不便之处生有恶疮，久治不愈，回蒙古省亲路上听说我祖上黄柯白彦治病挺有招，就找他看病。不数日就把她的病看好了。雍正皇帝听说后召见了黄柯白彦，雍正皇帝说：你替朕救济了百姓，又治好了贵妃的病，朝廷想嘉奖你，你有什么要求啊？黄柯白彦说：“我们家祖传的医学，不为名利，所以把多余的银两和牛羊捐给灾民。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

雍正皇帝问“那你怎么发的财啊？”

黄柯白彦说：“那都是给富人看病，富人给的，穷人吃药我都不和他要钱。”

雍正说：“你既然不要嘉奖就封赏你为世袭的御医。”

并手书敕封黄柯白彦“永世为医”，此时是雍正七年（即1729年），后代子孙把黄柯白彦称为“黄柯随龙”，其实黄柯随龙不是他的真名，黄柯是他的姓氏，随龙，龙是指天子即皇帝，“随龙”就是跟随皇帝之意。从此黄柯家族都有在朝廷为医官的，直至清末。

三、曾祖父黄柯勤志行医

我的曾祖父黄柯勤志有两处房地产，在京城一处，在盛京北老家法库一处。他大部分时间在京城任职，夏秋时也回老家住一阵子，因为他的家族亲友大部分还居住在原籍。

清末的一天，忽有传闻，太医院治死了贵妃，内务府派人追查黄柯勤志, 怕被人暗算顶罪陷害, 弃官逃往他乡。直到1935年才逃回原籍老家。那时我祖父丁中昶已娶妻，育有三子：长子丁学贤、次子黄柯悦今（汉名丁维贤，即我的父亲）、三子黄柯卉英（汉名丁成贤）（后又得一子丁尚贤）。大姑奶嫁给王姓人家，二姑奶嫁给孙姓人家，三姑奶嫁到周姓人家。原曾祖母又为丁家生一儿一女，即我的二爷丁中武和老（四）姑奶丁中香。

曾祖父见我曾祖母已经改嫁，并已生儿育女，且对黄柯氏族人很好，家眷及族人已入姓丁多年，就没有再改回来。黄柯勤志没法在老家呆，见我父亲黄柯悦今自幼聪慧、口齿伶俐，就带他走了，“下三姓”（三姓：当时乡民逃亡逃难的目的地，那里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最早称依兰县，现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以南以西的桦南县一带。逃往那里，俗称“下三姓”。）沿途一边采药，一边给乡民看病，闲暇时还让我父亲到私塾或附近的小学校读几天书，帮助抄个药方啥的。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他们祖孙俩沿街串巷，背着个帆布褡裢，里面装点草药，手摇响铃，有病的喊住他们，他俩就给看，把脉、瞧病、拿药。有钱的赏你几个银元，钱少或没钱的就给你些吃的，如白面饼、馒头、玉米面窝头等。当时的病人有财主、村民、小市民，也有劳工(日本人抓去做苦力)、暗门子的窑姐和穷苦百姓。他们得的病不同，治法也不同。穷苦百姓营养不良，一般大人全身浮肿的多，儿童肚大青筋的多，他们看不起病也抓不起药。把那些吃不了的窝头给他们就可以了，再告诉他们喝点黑豆、冬瓜皮、玉米须等熬的汤就可以了。窑姐、暗娼得花柳病的多（梅毒、淋病、性病），就把自制的药面给他们一些，让她们和鸡蛋清或醋敷于患处。给地主老财看病就多收些银两，以备不时之需。当时瘟疫流行，主要是火痢拉（霍乱）有时成屯子的人都得死，他们有时误入疫区得往鼻孔里滴入香油，不说话，跟着拉大粪的车走，才能活着出来。政府也毫无办法，只好烧掉村中的所有房屋，有疫病的乡民有的活着就被烧死在里面。再一种就是痨病（即今天的肺结核）人咳嗽、没劲、身体发热、脸上有红箍盖，用中药百部、白芨、菠菜籽和我们家的黑药就可以治好。妇女经常滑胎，身体受到极大伤害，黄柯勤志就告诉她们到河沟边湿地寻找野芹菜包饺子吃，就治好了她们的病。他们经常上山采药，有不认识的，黄柯勤志就对丁维贤说：“不认识不要紧，马牛羊吃的准没毒，地面上带叶的药草一般都清热解毒。昆虫不靠近的一般有毒，但可用于治疗癣疹。父亲还对我说：“那时东北不许叫中国，叫满洲国。日本人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小学即教授日语课，学校教室里悬挂溥仪、婉容、日本天皇和皇后的像，院内操场升满洲国旗和日本膏药旗。学生一进校就要向双旗敬礼，然后课前给4人头像和老师行礼。”“普通老百姓平常只能吃高粮米饭，穷苦的吃橡子面，吃后都拉不出屎来。中国人是不允许吃大米饭的，只有日本人才可以吃，中国人谁吃了大米饭被日本人知道了，就得抓起来，说是经济犯。爷爷黄柯勤志会说锡伯语、满语、汉语，可是锡伯语、满语没有几个人能听懂，只好说汉语，我只会说汉语、日语。”

我的曾祖父为人忠厚、老实、勤劳，他把毕生的医疗经验、技能和锡伯族草医传承历程传授给我父亲，经过几年的行医，后来投靠到“三姓”我曾祖母的表弟老高家。在那附近行医攒了点钱，又买了一辆马车。1941年他又领着我父亲回到原籍法库家乡，我祖母丁丁氏因想孩子，不让把我父亲再领走，曾祖父就准备接我二姑奶去黑龙江，我二姑奶不去，他就叫我三姑奶去，我三姑爷精灵古怪还有点滑，觉得有油水，就同我曾祖父去了黑龙江省桦南。我父亲留在家中，在法库县冯贝堡国民优级学校读书，后在沈阳走上革命道路。曾祖父黄柯勤志与他的三女儿、女婿来到桦南后，周姓女婿染上毒瘾，很快败光了所有家财后去世，曾祖父急火攻心，也染病身亡。一代名医客死在他乡。

四、父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战争

我祖父丁中昶（曾用名丁忠昌、丁宗昌、丁忠塲，外号丁大头），1911年生，是我曾祖父黄柯勤志的长子。幼儿时曾祖父弃家逃亡，他被曾祖母带到丁俊山家，故改姓丁。早年在家读书、务农。1925年娶我奶奶丁丁氏。1926年生我伯父丁学贤；1930年生我父亲黄柯悦今（汉名丁维贤）；1934年生我三叔黄柯卉英（汉名丁成贤）；1942年生我老叔丁尚贤；1948年又生一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晒死。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祖父丁中昶曾是中共东满特委特派员，因向当时日本侵略者占据的工厂、矿山输送革命党人而被捕，“八一五”抗战胜利被苏军解救。之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建立地下交通站，参与革命政权建设，曾任新民县县长。解放后跟随沈阳市第一任市长朱其文在市政府工作。1954年病逝。我父亲黄柯悦今（汉名：丁维贤），幼年时（6岁），被我曾祖父领走传授医学。少年时又在我祖父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参加过法库县秀水河子战斗并负伤。受陶铸派遣，曾以锡伯草医身份为掩护，在沈阳、铁岭、法库地区，从事收集、传递情报等秘密工作，此后在法库县第三区政府进行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解放后，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建康四团、归国日侨接待站等单位工作。1951年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在锦州铁路公安处任报社副总编，1957年被划“右派”，1979年得以平反。

1937年，丁中昶以寻找我曾祖父和我父亲为由离开家乡，前往“三姓”，因迷路误入本溪。在本溪露天铁矿做工时，加入党的地下组织。受中共东满特委派遣，于1938年3月潜入沈阳。在沈阳站（旧时称日本站）附近沈阳市劳工协会募集所当临时募集员。主任刘布兰、副主任崔子华。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把南方来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依无靠的难民介绍到日本人占据的工厂、矿山去。以前党也派干部来过东北，可是因南方口音，情况不熟，很快就被捕了。日本人为了加快对东北煤铁等战略物质的掠夺，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他们就向劳工协会要人，我祖父就顺水推舟，把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混在其中，输送给日本人。

为了方便工作，更好地掌握敌人的动态，1939年初，他就住在原中共满洲省委附近的天桥北口梁家店景新客站（北市场—北站间），以敌伪时期招待公司铁工部瓦工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同时和警察署跑片的闫警尉以及管劳工协会的几个日本人广交朋友，多次截获敌伪情报，巧妙传送给党组织，掩护同志脱险。

经介绍进入日本人掌控企业的工人运动领袖、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到那之后做了很多地下工作，他们宣传反满抗日思想，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工人给抗日义勇军捐款、捐物、捐粮，组织工人罢工，破坏生产设备。这些人没进来的时候，工厂、矿山都很平静，进来后就不平静了，有的日本人被杀了，有的矿工把头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砸死，有的工厂工人跑掉了，这些情况经常出现，这就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结果。

多起事件引起了日本特务的怀疑，这些带头闹事的人都是谁介绍来的，经追查大多是劳工协会介绍的，是丁大头招来的。他们立即将我祖父抓了起来，严刑拷打。那已经是1943年的事了。我祖父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坚称都是南方来的人，我也不认识谁是谁，我就是自然介绍来的。敌人没办法，只好把他关押在伪满奉天第一监狱（沈阳市沈河区南顺城路16号），同他关押在一起的还有共产党员高崇民（解放后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杨易臣（时任中共铁岭中心县委书记，建国后任辽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南品（原东北军将领，解放后任浙江军区司令员），当时他们的身份并未暴露，我父亲前往探监时，他们称我父亲为小尕，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让我父亲替他们买些苹果、辣椒酱、肥皂等带入狱中，并传递情报。那时候，用小刀在肥皂上抠个小空，把情报纸塞到那个空里头，再把抠下来的肥皂小块削簿盖在情报上，再拿水一糊，就抿上了。有的顺着牙膏后面打开了，把情报塞到牙膏里头，再卷上封好，这样我父亲上街买东西就把情报给带回来了，从此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祖父丁中昶在狱中经受住了敌人非人的折磨，但他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出卖狱中党的高级干部。后来也查无实据，经闫警尉及几个日本朋友作保，监狱放松了对他的管制，他可以买米、买菜，上街走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苏联红军将高崇民、南品、杨易臣和我爷爷等从监狱中解救出来。他们以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为骨干，狱中难友为主力，成立了中国人民军（后改为辽宁军分区），南品任司令员，总部设在小西门小学校。几天后，南品问我父亲：“小尕，你会不会说日语？”父亲说：“会”，“那你说两句我听听。”我父亲就用日语说：“我是法库县冯贝堡村国民优级学校二年级学生，名叫丁维贤。”南品说：“好！那你跟我们走一趟。”随即驱车来到沈阳站（当时叫日本站）参加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红军接受日本良赖九一八部队投降仪式，任中国人民军总部的翻译和联络员。仪式结束后，日本受降部队由向导引路，前往小河沿空房驻扎。我父亲又接受南品同志派遣，去热河寻找失散的战友李运昌、包森部。从此父子相别，走上各自的革命道路。

1945年10——11月间，八路军进驻沈阳，我爷爷丁中昶穿着八路军的服装，带着八路军的符号，腰挎手枪在市区做群众工作。紧接着国民党中央军来了，八路军撤出沈阳外围40里。我爷爷就把市政府的布匹、药品、发报机等物资用大胶轮车拉回老家，埋在祖宅西房山头过道旁地下。

我家祖宅西院是滕书春家，滕书春家有三间草房，其中东屋的一间半于1942年典给我二姑爷老孙家居住，典当期5年。1945年老滕家要提前抽当，我继曾祖丁俊山不肯，两家结下冤仇。因老滕家住宅斜前方是沈阳通往法库县城的“县道”，1946年—1947年间，被国民党选为监视八路军动向的据点。滕书春母亲的外甥，乌巴海姓宁的国民党特务常住于此监视我军。其他特务也进进出出。

1946年秋天某日，老滕家来了一位男扮女装的“尼姑”，实为国民党探子。因脖子上生过“瘰疠”疮，留下疤痕，俗称“花脖子”，在老滕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国民党军队由法库来了一团人，把祖父埋的东西全部起走了。宁姓特务沈阳解放前夕抛妻携子逃往台湾。

祖父丁中昶把党的财产藏好后，离家北上追赶部队，在北满一带找到了老首长高崇民、南品。经他们与东北民主联军七纵队孟参谋长共同研究决定，给我祖父二十万元钱让他养病。并说：“老丁啊，你身体不好，因为在监狱受过刑，腿脚也不利索，你就别跟我们走了。我们还得过松花江还得往北，那边又远又冷，你身体受不了。你以前一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给你一笔经费，你回去后一是养病，二呢，建立一个交通联络站，协助地方工作。”

祖父回来找到了党组织，在沈阳市第一任市长朱其文领导下工作。

那笔经费他没舍得看病，一笔在沈阳市十间房（现和平区遂川街附近）恢复重建了一家“同乐书馆”，实为党的秘密交通站。书馆公开的有几名朝鲜艺妓，2名日本艺妓，还有几个服务的，做饭的。主要是搜集、交换情报，为过往地下交通员提供落脚点。

另一笔经费怕被国民党中央军发现抢走，买了40亩地。20天后，八路军解放了我的故乡法库，土改时每人分6亩地，我家8口人应分48亩地，我家原有4亩地，加上新买的40亩，共44亩。故我们家没有再分到土地，也没有分地给别人，定成份下中农。

第三笔经费为东北民主联军购买药品，支援前线。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在毛主席“放开大路，占领两厢”方针的指导下，撤出城市，在农村建立广阔的革命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缺医少药，而城里的国民党中央军粮食不足，肉食更少。

我祖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贩牛为掩护，多次往返于沈阳和内蒙古之间。他从沈阳购买盘尼西林等药品，运送到辽河以北的根据地，又去内蒙古购牛送往沈阳卖给国民党驻军。当时他有两本护照，一本是八路军军区护照，上面有两面交叉红旗，还有毛主席图像；另一张护照上也有两面交叉旗，旗上有蒋介石头像。若过辽河南国民党中央军占领的地区就拿有蒋介石像这张护照，若过河北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就用有毛主席像那张护照。当时买药、贩牛的钱是不通用的，只能用特货（即大烟）代作资金周转。他多次顺利通过敌我双方的盘查，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为东北民主联军购买药品任务。在朱其文领导下，1946年末至1947年春，祖父丁中昶曾任新民县县长。解放后，祖父一直在沈阳市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