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的父亲丁维贤

1945年8月，我父亲丁维贤在沈阳参加受降仪式后，在小西路小学校曾向南品同志汇报说：“我们的人太少了，这么大的沈阳哪管得过来，快请关里的老八路过来吧！咱这有吃不完的大豆高粮，武器也不用拿，日本人扔下的有的是。”南品说：“小尕，你会行医，又挺机灵，我派你去热河，寻找我的战友李运昌、包森部，找到后叫他们快速向沈阳集结。”临走时我父亲向我祖父辞行，祖父将在石佛寺驻防的大“洪”字徐万铭给的，伪满洲国陆军部长、侍从武官长张海鹏签发的海底交给我父亲，并对他说：“儿子，一路上要小心，遇事别慌，拿这个海底管用。”并教了他一些青洪帮的黑话、暗语和规矩。于是父亲告别祖父前往热河。他行至锦州以西，被蒙古骑兵白云透叩斋部劫持，关押在碾磨房中。无人时，父亲用黑话问看守：“请问老大贵姓？”对方答：“好说，在下姓潘。”父亲认定他是家理教的，于是将礼帽口朝上放在磨盘上，边上搭了一条毛巾，看守见状，将毛巾拿起搭在礼帽的另一端（家理教帮规，需要帮助时，将礼帽倒放，白毛巾搭在一边帽沿上，如果对方也是家理教并愿意帮助你，就将毛巾拾起，搭在另一端帽沿上。接着我父亲拿出我爷爷给的海底（海底为折子，类似于现代身份证明、介绍信之类。上印青洪帮翁、钱、潘三祖画像和持有者在家理教中的辈份。家理教都姓潘，分二十四辈，大通悟学……）交给看守看，看守见我父亲持“学”字辈海底，辈份较高，就偷着将他释放。父亲继续一路寻找党的组织和军队。途中他正赶上林彪的部队出关，就加入了行进中的八路军三师七旅二十一团青年连。

1946年2月10日，在法库县秀水河子战斗中，青年连为先锋，在争夺一座小桥和攻打地主老财的大院时，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经过几番拉锯战，张连长负重伤，全连伤亡重大，这时张连长拉着我父亲的手宣布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代理牺牲的三排长指挥作战。父亲带领三排余部冲锋时，一颗枪流弹在身边爆炸，他头部负伤，失去知觉，醒来时被随后赶到的担架队救走。据他回忆在他旁边还有一个较壮的受伤战士，人家来抬他，因为疼，他就骂人家，人家生气了，一扒拉旁边还有一个身材小点的战士，就把他抬走了，我爸爸就捡了一条命。战斗十分惨烈，打扫战场时，大院围墙里全是国民党兵尸体，围墙的外侧则是我军死难的烈士，将围墙两边都填平了。

全连生还者仅有7人，战后简报中称他们为“丁小尕等七勇士”。受到上级嘉奖。负伤后父亲离开部队，在红土墙子老百姓陈厚家中养伤。伤愈后，行走于村村屯屯，一边行医一边找部队。找到孙良才（时任法库县县大队政委）参加游击队，转战于法库、康平、库伦等广阔区域。打散了再找，找到了战友聚起来再打，时聚时散。坚持武装斗争。

那时的主要战法是近战、夜战。因为当时敌强我弱，敌人装备有机枪、大炮，我游击队仅有“三八”大盖、马枪、长矛、大刀、手榴弹。而近战、夜战，敌人的先进武器派不上用场，所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往往白天派侦察员化装侦察，选好目标，其它战士睡觉。选好目标后，趁夜色急行军，长途奔袭，拂晓发起进攻，天亮结束战斗，打扫战场，迅速撤离，等敌人的增援部队来了，连个人影都看不着。我父亲说“这个战法特别好，敌人有戒备，睁了一夜的眼睛，快天亮时，大都熬不住，睡着了，这时你去打他，他就蒙灯，准胜。”还说：“天黑发起进攻时根本分不清敌我，每次战斗前都要下发新的口令，确定白毛巾扎在左臂还是右臂，战斗中，口令答不对或没毛巾，扎错毛巾，开枪就打。”“一夜要行军近百里路，敌人根本想不到。”“战士们吃的是炒高粱米，有条件时掺点炒黄豆。就是把高粮炒熟，放在细长的布袋中，出征前挎在肩上，饿了时，边走边吃，渴了就去老百姓家找点水喝或者吃点雪。”

战斗减员是没有办法的，有的战士负伤了，根本找不到医药，我父亲就发挥他的特长，为战友采药疗伤，实在没有药就把子弹头掰下，把黑火药从弹壳中倒出敷于患处。对于较大面积的化脓伤口，就拾来一些干柴，点燃后，将即将炭化的粗木棍取出烫烙伤口，受伤的战士有的疼的大汗淋漓，有的忍不住大声惨叫，这是当时能够做到并使战士活命的唯一方法。有的战士腿部的贯通伤已经化脓，就用枪条（擦枪用的工具，较长的铁棍前端有孔，可穿过擦枪布）把绷带引过去，然后来回拉拽，绷带把腐肉带出去。革命战士坚强无比。父亲还用从内蒙古库伦采来的甘草、麻黄等药材与本地的炒绿豆相结合，用百姓家的石碾压成面、过筛，制成“行军散”分发给即将出征的战士，以预防和治疗感冒。

又用绿豆杆烧炭与板兰根、干姜、大贝、冰糖等药相合制作成黑药一号，分给那些在扛枪和子弹长途奔袭中累伤的战友，用于治疗打空腔、咳嗽。由于做了这些工作，父亲受到首长和战友的重视和好评，推荐他去党校深造。

1947年5月，我父亲在洮南参加辽吉省委第三期党校培训，学习贯彻毛主席放开大路，占领两厢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思想。8月结业。受时任中共辽吉省（工）委书记陶铸同志派遣，以行医身份为掩护赴铁岭开展地下工作，收集情报，发展组织。曾以铁岭银岗中学、大份公司等处为活动据点。

1948年5月，我父亲参加法库县第三区政府工作。任文书，掌管区政府的印章，区长屈平、区委书记邢习文（解放后曾任锦州市委副书记、安东(今丹东)市委副书记）。当时敌我武装割据，政权就别在腰带上（指第三区政府公章）处决叛徒、恶霸地主和有血案的反革命分子，区长、区委书记，立个文书、盖上公章，组织群众，开个公审判决会后就立即执行。调拨粮草，发放路条、通行证、调解民间纠纷，公章也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迷惑敌人、震慑敌人，他们经常把空子弹袋用高粮杆瓤塞满，装作子弹充足的样子，晚上从村东头进，在村中穿过，从西头出，然后，见后边没人时，从村外绕到村东头，调整大小个顺序，接着再走一遍，往往几十个人就走了一夜，给敌人以假相。几次遭遇国民党反动武装的包围，父亲和他的战友们都巧妙突围。一次敌人把邢政委和他们包围了，政委腿部负伤，他与战友常山虎互相掩护，把邢政委背出了险地。

又一次，他骑马去区里开会路上，被敌人的骑兵“咬住”，他骑马没处跑了，就把马骑到地主家大院里了，他把大门关上，用枪托在围墙上几下就砸下一块石头，露出了一个里大外小的孔，他就趴下身子从这个小孔里往外“叭叭”打了几枪，把1名国民党骑兵的帽子给打飞了。敌人不知从哪打来的冷枪，仓惶逃走了。

还有一次，他在法库县一个小饭馆吃饭，正吃着呢，几个中央军兵就进来了，因为比较突然，就都懵在那了，危急之中，父亲掏出一束手榴弹往桌上一蹾，就大摇大摆地走了，敌人也没敢追，他就安全脱险了。

一次为躲避追捕，他躲到老百姓家，从后窗户跳出去了，后面就是一个水坑，水坑里面有很多水，他就跳里面藏起来了。在水里他喘不上气来，就随手抓来半拉破葫芦翻过来在葫芦空里面喘气，骗过了敌人。等躲了一段时间，敌人走了，才出来的。

敌人对我父亲恨之入骨，抓不到他就抄家。1948年8月，敌人又一次来抓捕和抄家，没有抓到我祖父和父亲，恼羞成怒，就将我祖母丁丁氏捆绑在打谷子的场院木柱上，日晒雨淋，折磨了三天三夜，月科中的小叔叔被晒饿致死。敌人走后，乡亲们把我祖母救下，但却落下了上肢左肘不能伸屈的终身残疾。

敌人的凶残，并不能动摇革命者的意志。我父亲不向敌人低头，骑着一匹小马，背着一杆步马枪，和他的战友们继续转战在故乡的土地上。我父亲的老战友法库县第三区大孤家子兴隆峪村原治保主任李汉民伯伯曾对我说；“你父亲刚来兴隆峪时穿的是黄棉袄，一看就知道从大部队上下来的，地方武装县大队、区中队都穿灰棉袄。”“你父亲有文化，爱劳动，经常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子，他个子矮小，比枪只高一点，骑着一匹小马。背枪走路拐了拐了地，当地乡民就亲切地称他‘丁小马子’或‘丁拐子’。”“当时中央军和八路军以辽河为界拉锯，白天国民党军队敢出来，天一黑就不敢出来了，你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村里百姓家睡觉，乡亲们给放哨，怎么放哨呢，就是派一两个村民背着粪筐去山上拾粪，村里搁人看着，拾粪的人站得高，看得远，看见有敌人来了，就把手中的粪爬子往高处举，并上下移动，村里的人一看山上粪爬子动了，就赶快通知你父亲他们转移，想抓住他们，那是扯。”

攻打铁岭县阿吉堡子，他是第一个骑马持枪进入的。直到50年后的1999年，我继母高秀荣推着轮椅上的我父亲走在阿吉堡乡路上，遇见一个人拦住了他们，问我父亲还认识不认识他，我父亲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就说：“你说说看。”那人说：“我就是当年想抓住你的谍报员×××，你不是丁小马子吗？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当年我恨不得一下子把你弄死，可是抓你几次都抓不着，今天在这遇上了。”我继母纳闷问他：“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我最近听说村里来了1位残疾老军人，我好奇就过来瞧瞧。当年我看过他的照片，几次去抓他，能不记得吗？”嘘唏一番。这真是当年相争千般恨，今日相逢泯恩仇啊！

我祖父丁中昶，父亲丁维贤被称作“一家俩八路”。当地至今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