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父亲经历的磨难

1948年年底至1949年初，我父亲在法库县三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法库县的军事代表老红军罗永祥结识，罗当时在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工作。他认为我父亲字写得好，革命立场坚定，根正苗红，就把他带在身边随部队到辽西重镇锦州。父亲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健康四团机关任书记，是罗永祥政委的专职文书，简称罗政办书记（罗永祥，字应相,1945年冬，随林彪(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部队来到东北，后任辽西军区后勤部政委。至今我同他的长子罗旭光及长孙罗兴仍保持着长期密切联系和深厚友谊）。

在罗永祥的言传身教下，我父亲的政治觉悟和业务素质迅速提高。1951年5月他介绍三弟即我三叔黄柯卉英（汉名丁成贤）到辽西军区做勤务工作，任辽西省农业厅公务员；辽西省扫盲办公室科员 (当时辽宁分为辽西、辽东两省，辽西省省会在锦州，后合并为辽宁省) 。

父亲在工作中与罗政委结下了深厚友谊，审干时罗政委给我父亲做了很好的鉴定，并赠送给他1只钢笔和1条皮带。

1952年，我父亲跟随罗政委随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赴朝后，罗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一分部政委，兼任战防炮三十三师参谋长。同年7月，在朝鲜阳德郡马转里（音译：马壮里）列车遭遇敌机轰炸，在组织掩护同志撤离时，被延时炸弹炸成重伤，经后方医院医治无效而牺牲。罗政委牺牲后我父亲万分悲痛，回国后，睹物思人，经常以泪洗面。组织决定调往归国日侨接待站任书记和翻译工作。

在工作中，父亲执行党的政策，把日本军国主义同普通侨民区分开来，给日侨以“人道主义”关照，帮助他们填写报表、代写书信、求医问药、寻亲购物。1989年前后，日侨丸山清宫先生曾专程来沈，寻找当年为他提供方便的我父亲，他就是当时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人。他回国后还给我父亲寄来了一本日本挂历和一张名信片。至今名信片仍为我所收藏。

1954年，我父亲从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转业，到锦州铁路公安处“锦铁消息报”任副总编。并于同年与我母亲，锦州火车站检票员方淑云结婚。

1955年8月，我哥哥出生。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小参军打仗，取名丁小军。1957年2月10日，我出生。父亲为我取名丁林野，“林野”即林彪统率的第四野战军之意，以纪念他参加过由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的法库县秀水河子战斗。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了，父亲因为给领导提意见：被锦铁公安处划为“右派”。并送“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教养院”教养。在教养期间，由于人生巨大转折，父亲患上精神分裂症，苦痛中在狱中渡过了5年。

我母亲拉扯我和哥哥，仅以她每月54.50元的工资艰难度日。为了全家安全，她将原坐落在锦州市文正街的一间半，约20多平方米的瓦房，换到正大街二委三组的一处唐姓人家，约8平方米的里屋居住。生活更是艰难。那时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极其馈乏，1961年起妈妈的粮食不够吃，得挖些草根、撸点榆树钱、挖点野菜做成菜团填补度日。然而国家对儿童是关心和爱护的，即使在这样艰难的岁月，仍要保证儿童的粮食供给。记得我和哥哥都是每月12斤口粮定量，光细粮就是9斤。住托儿所早晨1个小面包（约1两），1碗小米粥和一点咸菜，中午和晚上有点米饭和菜。营养不良使我腿上生有黄水疮，时常流黄水，疼痛难忍，阿姨用紫药水抹之。直到1963年经济好转，我的腿疮才好，现留有疤痕。记得有一次，妈妈用小车推着我和哥哥俩由家中往东走去幼儿园，在路上遇见一个老汉用手推车推黄花鱼赶路，哥哥下车追着手推车，喊着和老汉要鱼吃，妈妈把哥哥往回抱，而我又乘机下车追着推车要鱼吃，妈妈顾不过来，忙得满头大汗，老汉同情地说：“孩子不是我不卖给你鱼吃，而这鱼是集体的，我不敢卖给你。”

1962年夏季，我嗓子疼得很，出气很费劲，妈妈抱我去锦州市传染病院诊治，医生诊断患有白喉，需住院治疗，记得那时的针很细，蓝色的针管，往手指盖上边皮肤上扎，很疼，住院后打“屁针”，每天我都躲着，但还是被大夫找到抓去。我每天都跟后勤人员多订馒头，人家问我“小孩为啥能吃这么多东西？”我说：“我小，正在长身体。”她就不再说什么了。每周妈妈来探视时，我都能攒6—7个馒头，妈妈走时，我用手巾把馒头包好，偷偷地隔着医院大门递给妈妈，并说：“妈妈你拿回家去吃吧！扒了皮再吃，以免染病。”妈妈每次都哭着离开了。

1963年初夏，我父亲被释放了。他回到锦州正大街家中，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了爸爸，他瘦瘦的，眼睛直勾勾的很吓人，可我当时得了病，经常便血，有一次去医院作“肠镜”，我觉得肛部内侧“咔呲”一下，接着就有便意，去厕所一便，满地都是鲜血，把我吓坏了，妈妈给找了许多药，吃了都不管事，照样便血，我特别恐惧。后来我父亲去锦州“大德堂”药铺找中医学徒窦凯抓了几付汤药，我只吃两付药就好了。从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萌生了草医草药太灵了，长大了我一定要当医生的想法。后来，我父亲曾对我说：“你得的是直肠息肉，医生下肛镜时把它捅下来了，所以大量便血。”他还说：“爸爸也不是万能的，你小时才几个月，得了麻疹合并肺炎，很重，医院都不收了，遇一个老郎中，拿一包草药，让我放在锅里煎出水蒸汽，他说：‘24小时不得间断，能好就好了，不好孩子就扔了。’我按着他说的熬了一天一夜药，见你没死，就抱着上医院把你治好了。”因此，我对老郎中的仁医仁术深怀感激，至今也不知他给我用了什么草药。

1963年秋，我父亲曾几次领我和哥哥去锦州北山一带采集药材，给人治病。记得我们从正大街家中出来，顺烈士陵园西边的路往北走，过“海校”“马家洼子”就到了“北山”，那里有很多壕沟，沟内有许多铁丝网，还有一些人的骨头棒子和死人的脑瓜骨，因为害怕印象特别深，我父亲边采集“天灵盖”（就是颅骨上盖），边对我们说：“这是天灵盖，是一种药材，治精神不好，老受惊吓就得用这种药。”还采集些猪毛菜、防风、苦菇娘、桑螵蛸等药材，回家的路上还抓一些癞蛤蟆，回家之后就挂在房前的树上，我就怕那玩意，麻麻约约的，身上有很多鼓包，用棍一桶直冒白浆，挂几天，白浆就黑了。父亲对我说：“这白浆叫蟾酥，治疗癌症用它。癞蛤蟆一般不生蛆，如果生蛆，那就太珍贵了，把蛤蟆蛆取出来放在玻璃瓶中用红粉或朱砂喂养一段，再把蛆取出来用瓦焙干研面，治疗痔漏，治一个好一个。”

记得马家洼子有一个铁匠叫王家柱，长得高高的，大大的，脸上有些麻子，他有个儿子，当年也就七八岁，得了肾衰、尿毒症，浑身膀得厉害，我和父亲去他家好几次，给他送药，把他的病治好了。后来听说他还娶妻生子了。          

1964年初，锦州铁路分局团委书记杨福厚得了尿毒症，他家就在我家房后住，我和父亲经常去他家给他诊病送药。他在家养病时，没事就用细泥雕塑锦州烈士陵园纪念碑上持枪招手铜雕战士（大铜人）塑像，我很感兴趣，我对各类艺术作品的喜爱从此开始。不久，杨福厚的病缓解了，他不再服用中草药。“文革”中，别人劝他揭发我父亲右派拉拢革命干部（指为杨福厚治病）杨不肯。“文革”后期，杨福厚旧病复发，几次找我父亲也找不到，最后不治逝世。

我父亲行医的事不但影响着我和哥哥的命运，也影响着邻居儿童莫成荣的人生轨迹。

莫成荣，女，1952年出生。她家住在我家南侧，隔马路对面趟房西头第一家。1964年她亲眼见证了我父亲为杨福厚治好了病，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打下深刻的烙印。高中毕业后考入医学院校，几经碾转，成长为辽宁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级），并成为我侄丁宁的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2010年我和哥哥丁小军、侄丁宁去看她时，她还提起过此段经历，她说：“你们不要感谢我，我是在你父亲的影响下从医的。”并问“你父亲给杨福厚治病的药方还有吗？”我说：“还有。”她说：“那可是个好方子，可别失传了。”我说：“不会的。”

1964年初夏，我父亲精神分裂症复发，打人毁物，把衣服撕烂了上街行走，被群众送到锦州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

我记得当时的锦州精神病医院叫“康宁医院”，坐落在锦州市古塔以西的十字路口西北角处。当时的锦州市委副书记邢习文还派小轿车到我们家接我，上医院看望过我父亲，那时我才知道，我父亲还有战友啊，他的老首长还在市里做领导工作，而且很关心他。

在医院我见到父亲时，他穿的蓝白相间竖条的患者服，眼睛直直的，两边有三、四个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随时准备给他“过电”（精神病在当时的一种治疗方法），吃的白片药是氯丙嗪、奋乃静。

从医院回来不久，我外祖父由乡下来锦州我家，带来了一块约2斤重的五花三层豆腐块大猪肉，和一小竹筐鸡蛋（约5斤），我妈妈将猪肉洗净后放在锅中煮八成熟，凉了后切成大片码在一起，然后放上葱姜蒜、花椒粉、酱油上锅蒸熟，扣在小铝盆中，肉皮朝上很好看，也很好吃，滑滑的，很鲜嫩，母亲看我喜欢吃，就一块也没夹，哥哥只吃了几块，剩下的都被我吃了，吃后我直往上返油，也不敢说。直到多年后我见着肥肉，就“返油”，母亲对我的爱永远不能忘记。

1965年，父亲出院后，被分配到锦铁线桥二段当工人，工资由1957年定右派前的66.50元，改为33元。在巨流河等地建桥施工。

他不停地向上级写信申述，述说自己曾是陶铸(时任中共中央组部部长)的特派员，林彪的兵，参加过法库县秀水河子战斗，并负伤，参加过抗美援朝，五七年被错划右派等事，要求调查平反，但始终得不到答复。

1966年5月中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拉起序幕，接着就红卫兵大“串联”打倒“刘、邓、陶”。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11月我父亲在街上看到红卫兵游斗“走资派”，把他的老首长锦州市委副书记邢习文押在汽车上“游斗”，红卫兵把写有：“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邢习文”的大牌子用细铁丝挂在邢政委的脖子上，鲜血淋淋，天都冷了，他还光着双手被绑在后面。我父亲心疼得很，把自己的棉手闷脱下来，跟着汽车跑，要给邢书记垫在脖子下，红卫兵用军用腰带抽打我父亲，不让靠近，直到汽车走远了，他才颓丧地坐在地上，好久没有反过神来。

1967年初，他参加了由退伍军人冯树林组织的“锦州市红色造反司令部”，把一些彩纸和印发的传单拿回家中并经常外出活动。

锦州市开始打倒“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各家各户怕挨整，把自家供奉的观音像、佛像以及佛道等宗教用品砸碎扔掉，或卖废品。与封建社会有关的家谱、老祖宗画像、书籍等，有的被焚毁，有的被藏起来，有的被偷偷扔掉。我母亲怕事，也把家里的东西烧了许多，扔了许多，但是还是没能逃脱厄运。

1967年5月，我亲身经历了家被搜查，草医文物和药籍被押的事件。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见当时居所锦州市民族街157号1楼7号门里门外站着许多人，其中有2名警察，着民警制服、园帽徽。他俩自称是锦铁公安处温长祥科长派来的，执行搜查任务。另有一名居委会干部和2名居民小组的代表以及几个不明身份的人。他们翻箱倒柜，从中搜出一大摞彩纸传单和几十本我家祖传的药籍、病志和一些医药用品，一名民警从一本书中翻到一张没来得及消毁的“陶铸派遣证”，得意地说：“这就是丁维贤与陶铸这个中国最大走资派勾结的证据。”并说：“你们家真是封、资、修俱全的大毒草。”并简单地写了一张扣押物品清单，用汽车拉着这些东西扬长而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看到过我家的老谱、雍正皇帝的手书“永世为医”诏书、祖传的药籍、医药用品来等文物。

搜查期间及搜查后，我家人一直没能见到我父亲，我和哥哥几次去锦铁公安处都不让见，说是在看守所关押呢。

1967年夏，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中蒙医药研究所当大夫的老叔丁尚贤随“巡回医疗队”去昭乌达盟巡诊，结束后，返回呼和浩特途中，乘火车到锦州后，才知道他二哥丁维贤被锦铁公安处羁押。他问清情况后，写了一份申诉材料，并拿着一张丁维贤患有精神分裂症，并曾住院治疗的证明去北京上访。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处接待了他，并做了“丁维贤患有精神分裂症，应当立即释放，右派问题运动后期解决”的批复。我叔丁尚贤将此批复邮寄给我母亲。我母亲拿着批复去找铁路公安处，他们才放人，这时我父亲已经被关押了95天。

释放后，我父亲又被锦铁线桥二段“群专队”抓了去，他们把他脱光上衣，倒背着捆绑双手，跪在地上，用粉碎机上用的三角传送带制成的“皮鞭”在他背上抽打，被打的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我和哥哥探望后被惊呆了，急忙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又到锦铁公安处去找，在锦铁公安处的干预下，我父亲才被释放。

回家后，我父亲的伤口多处化脓，其中右小腿最严重，已经形成左右贯通的“铓道”，他每天用缝麻袋的长穿针，把白绷带从腿的一侧引到另一侧，然后来回拉拽，把腐肉带出，然后再上点消炎粉。我和哥哥在旁不忍心观看，但父亲还是说：“这不算什么，战争时我是用枪条给战友们疗伤，他们能忍住，我也能。”当时，作为唯一的补品，就是两瓶“果子露”，即“香蕉露”、“桔子露”各一瓶，由于舍不得喝，每次只倒出一瓶盖在小碗里，然后再往小碗里倒满水，冲着喝，就这样，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1968年至1969年，锦州市的“好得很”与“糟得很”两派斗争激烈，“武斗”升级，经常开枪，有时开炮，治安混乱，我家除母亲上班买菜，我和哥哥上学外，基本就在家呆着，不敢出屋。

1970年我和哥哥在锦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二小学读书，我读五年级，哥哥六年级。这时我俩已经感受到“政治风暴”的冷酷，有的同学说我们是右派的狗崽子，躲着我们，其他同学也开始孤立我们，不敢和我俩说话，上学时我俩也是躲着同学，绕路行走。

1970年4月末的一天，我放学回家，见母亲正收拾东西准备搬家，我急忙问怎么回事，母亲说：“我们家要被遣送回乡，是你父亲的老家，明天就走，今天把东西先从火车托运走。”之后，我们就忙着收拾东西，锦州火车站派来一辆汔车把东西拉走了。第二天，我和哥哥去学校说了此事，老师怕被牵连没说什么，晚上临上车时，只有我的一名同学去锦州火车站相送，名叫张宏，从此我牢牢地记住了这名同学的名字。

押解我们返乡的是两名锦州铁路线桥二段的工作人员，年长的叫田义恒，年轻的记不清了，一路上年长的不太理我们，年轻的给我和哥哥讲几个故事，说了一些农村挺好玩、有山、有水等安慰的话。

1970年5月1日，我和父母哥哥及二位公职人员乘火车到达铁岭。因为行李、家具没到，在铁岭滞留了几日。

5月6日，搬家的物品到了铁岭，田姓二人雇了一辆大解放牌汽车，把我全家拉到原籍老家：法库县冯贝堡公社姑夫屯大队第七生产队。我家被安置在小队部路北侧社员朱震家。之后，我们全家来到队部，当时队部已经挤满了社员。主持人是曲志民队长，安静下来后，田义恒说：“……丁维贤是我单位的右派分子，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极大，今天把他遣送回来，就是叫广大贫下中农对他实行监督改造。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我听到后句句剜心，在心里我恨死了田义恒。后来听说他从桥上掉下来，腰部骨折瘫痪了。

初到农村，我哥16岁，我14岁，全家粮食不够吃，当时粮食玉米0.36元1斤，我母亲的退职费很快花光，没办法向乡亲借粮，有的人家你不能开口，有的人家会婉言拒绝，只有村民曲福荣家无偿借给我家粮食，使我家度过难关。那时我一顿饭能喝4碗玉米面糊糊，还觉得肚子里没底，吃不饱。

除了吃不饱还要受当地恶人的欺负。回乡不久，大队治保主任李永德，外号“李大德子”就找人捎信，叫我母亲去大队“谈话”，他40多岁是个满身恶习的“老光棍”，见我母亲皮肤白皙、有文化，顿生歹念，要逼我母亲就范，我母亲拼力反抗，誓死不从，李永德就开始对我家打击报复。他很快成立了一个“群专改造队”，把村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简称“黑五类”，集中起来，到村东南山坡上的采石场打石头。白天打眼、放炮打石头，夜晚就组织不明真相的下乡知识青年开批斗会。他们很会整人，让黑五类人员互相检举揭发，不照着做的，下次就是挨斗对象。父亲经常被打得“五眼青”回来，我母亲不放心，就叫我和哥哥去生产大队看着，别让他们打。可是白搭，有一次，天黑时，我和哥哥来到大队部，正赶上李永德组织下乡青年批斗我父亲，他把我父亲推到烧红的炉筒子前烤着，边问着：“你为什么偷公家的东西？”我父亲问他：“我偷什么了？”李说：“你偷镐楔子和盘园了。”（“盘园”指盘成大卷的粗铁丝）我父亲问：“你说说我是怎么偷的？”李永德说：“根据揭发你是从裤裆里带出来的。”我父亲问：“那么大的盘园裤裆里怎么能装得下？”李永德说：“反正你偷盘园了，你不老实低头认罪。”说着就把我父亲的头往下摁，正摁之际，父亲对面的知识青年抬腿用膝盖，把我父亲的脸撞个“五眼青”，之后还不算完，叫他弯腰，双手背向后方呈飞机状，名为“飞飞机”。我和哥哥问李永德：“你们为啥打人？”李说：“右派还翻天了，你们不是右派的崽子吗？滚出去！”我和哥哥从队部门出来，由于门弓子（带门的弹簧）劲大，关门的动静大了点，李永德又把我和哥哥叫回去呵斥一番，说我俩对社会主义不满，企图为老子翻案，等等。之后，我父亲再也不敢去“山场”上班，过起了上访告状和逃亡相伴的生活。

起初，我父亲被打后，去找冯贝堡公社治保主任夏景祥，夏景祥说：“你的事我不好管，你肯定不老实，要不他打你干啥。”我父亲白天不敢在家呆，就藏在青纱帐里，晚上看没动静就偷着回家，吃点东西，藏在北炕梢装粮食的大板柜里，扣上柜鼻，外边用锁头锁上睡觉。这段时间他有时领着我和哥哥偷偷从家中出来，顺着河沟小路或青纱帐中的毛道上扶兴山采药，那时山上有许多防风、桔梗、桑枝、山楂、透骨草、野菊花等药材。采后放在丁国贤、丁继贤等远方本家，用时来取。曾给马、曲、张、那等多位乡民看病，同时也受到了他们的爱戴和保护，村民曾多次到我家报信：“今晚大队基干民兵集合，有行动，快跑，别回来了。”我父亲也多次顺利逃脱。

1971年9.13事件后，我父亲的处境更为艰难。原先还以为“林副统帅”能够救他，谁知他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我父亲上访时，再也不敢提自己当年是林彪的兵，更不敢提曾是陶铸的特派员了。我父亲无奈，多次跑到法库县公安局，受到刘恩德等同志的庇护，他们多次给夏景祥打电话，要求他制止打人行为，要“文斗”，不要“武斗”。夏景祥表面应承，实际不以为然。我父亲还是有时被抓住批斗。

法库县计量局局长刘华东同志是我父亲的老战友，他对我父亲的境遇十分同情，多次请我父亲吃饭，给钱给衣物。一次我父亲又去法库县上访，当时县里正在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有县委、县政府许多领导参加。刘华东偷着对我父亲说：“县里干部正在开会，你敢不敢去告状？”我父亲说：“敢去。”于是刘华东就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张县政府礼堂的草图，并对我父亲说：“这边开有一个小角门，你从这进去，直接就上主席台了，谁问你话，你也不要知声，他也不知你是干啥的，就能进去。”我父亲依他的话真的从礼堂小角门进到了主席台，正赶上一位领导刚讲完话，他接着就上去开讲了，从参加法库县秀水河战斗负伤，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1957年定为右派，到现在正遭到迫害，三级干部越听越糊涂，这个人是谁，这都是哪跟哪啊？后来夏景祥认出了我父亲，偷着告诉会场工作人员把我父亲劝走了。至此县、乡、村到处都有“右派上台了”的传闻。后来我父亲平反了，刘华东是我家的恩人，两家人一直走动到现在，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伯伯常说：“说你父亲反党，那不可能，当时我们参加革命时，他还没有枪高呢，说谁反党我都信，说他反党我不信。”2008年他亲笔为我家提字“锡伯草医世家”，我已装裱成牌扁挂于屋内多年。

1972年起，父亲开始进京上访，多次去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上访，要求解决“右派”问题。也多次被“遣返回乡”。后来我问他：“你上北京住哪？吃啥？怎么坐车呀？”等一些问题。我父亲曾对我说：“得和别人要点钱，跟干部、现役军人、退伍军人们要，他们都很同情，一般每次都能给你十元八元的够你花几天。”“坐火车到北京站时不愿和站务员废话，有时从站台找到一把破扫帚，扛在肩上出站，站务员以为你是车站扫地的就叫你出去了，然后你再把扫帚卖了，买顿饭吃。”“有时候你在站台上装作等车的模样，站务员问你是怎么进站的，你就说从站台头顺铁道进来的，想去沈阳，还没有买票，她（他）就会把你送出站。”至于回东北那就太容易了，你找任何一家信访办，说是要回家，他马上给你写一张介绍信和给一些路费，到车站就可以换张火车票。住的地方随便，走哪住哪，也惯了。”

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几十万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再次打倒，北京及全国各地进京上访人员被追查得厉害，进京上访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希望。我父亲只好从北京回来，也不敢在家呆，只好去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建煤矿，投奔大哥丁学贤、表弟周兴去了。我周兴表叔是我三姑奶的唯一儿子，解放前参加革命，时任新建煤矿面包厂厂长，后任新建煤矿车队党总支书记，他对我父亲百般呵护，常留在家中食宿，我父亲也帮他干点杂活，取得一些周济。周叔常鼓励我父亲要勇敢地活下去，坚持就是胜利。后来形势紧张时，他就逃往深山老林，吃蘑菇，啃青玉米，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形势缓和些时，再回我周叔家住段时间。1976年4月到1979年初，他在山林中躲避时间累计达一年多。

一连几个月我家没有我父亲的半点音讯，我母亲实在坐不住了，女人也没有别的主意，就去距我家5里路东村杨屯，找到了当时算命高手杨瞎子，她报上我父亲的生辰八字，杨瞎子掐指一算，沉吟片刻，说到：“他生于十月初一，是鬼门开日子，小鬼纷纷下界的时辰，注定一生磨难多，但现在死不了。”我母亲急忙问：“难道他还没死？”瞎子说：“没死，现在掉井里淹不死，房子着火了也烧不死，还没到寿呢。”我母亲将信将疑，回家把这些话学给我和哥哥，我俩的心多少落点体，整天盼望着瞎子的话灵验，父亲早日回家。

1970年5月，我家被遣送回乡后，哥哥就辍学了，16岁就在生产队下地干庄稼活，因为年龄太小安排跟妇女工一起干活。当时挣工分，一年一评分，一般生产队长13分，打头的13至14分，普通男社员11-12分，妇女工8-10分。每年秋收后根据总产量和总用工量计算出分值，再乘上每个社员年总出工得分数，就是一年的毛收入。去掉口粮钱，年节赊肉钱，才是纯收入。

这一年父亲和哥哥共挣了4750个工分，分值7.5分，去掉口粮钱，只剩170元钱。（当时一台白山牌自行车就需要120元钱）。

我当时14岁，因为年龄小，就在姑夫屯小学校念书。因处“文革”期间，经常“停课闹革命”，只好回家找来一些医书或旧书看，好歹我家有一本旧体字的“四角号码”字典，不认识的字就去查。因为当时农村还没有电，晚间看书只好用煤油灯照明（所谓的煤油灯就是把旧玻璃药瓶的铁瓶盖中间锥个眼，再用铁罐头瓶盖剪成长方形的条，再卷成园筒从瓶盖中间穿过，用焊锡焊好，中穿几股白线，瓶里再加点油，就是煤油灯了）。当时的煤油7角4分一斤，一斤能用半月左右，为了省钱，我得把灯亮调到最小，只有玉米粒大，只有把煤油灯放得离书很近，才能看得清，每晚两个鼻孔都被油烟熏得黑黑的。就是这样我楞是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精忠说岳》等小说和《赤脚医生手册》《东北地区常用药材手册》《药材学》《金匮要略》等医书看完了，并在看书闲暇时，就到附近的村民家串门，给他们讲故事和医理、药性，一方面他们爱听，另一方面增强了我的记忆。有时还偷着跟父亲和哥哥去扶兴山采药，熟识了许多药材，也为村民看过许多病。

为了贴补家用，我有时也去生产队干活，和妇女工一块干活，因为肯动脑筋，很快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大部分技能，受用大半生。（指后来在工作单位养花、种草、施肥、灌水、打农药时，我是这方面的专家。）闲暇时，我还愿意和陈得库叔叔、希大胡子爷爷、马五爷、五六爷、马伢子爷爷等老人下象棋，并听他们讲故事。

1973年，落实“以黑带红”政策，（当年我父亲是右派，是“黑五类”，属“黑”。母亲是锦州车站检票员，属工人阶级，属“红”，1970年5月母亲被勒令退职随父亲下乡，受到牵连，故称“以黑带红”。）我母亲被安排到锦州铁路分局新民火车站，当客运服务员。我和哥哥留在农村务农。

1976年初，因为年龄小，父母不在身边，我哥俩常受孙家窝棚劣迹青年“白老五”的欺负，他要带我们去偷鸡，我俩不从，他就强拿我家豆油1桶，并威胁说：“不跟着我干，早晚杀你全家。”母亲知道后，向新民火车站王英田站长、刘文汉书记哭述，怕孩子学坏。王、刘就派车站高林、刘岩两位同志，前往调查，经查属实。1976年4月，车站就派一辆大汽车，把我和哥哥及全部家当拉到新民，安置在火车站前往东路北，一间14平米小房中，我和哥哥找些零活干。我有时也去新民二中读几天书。

说起我的学习经历也很奇特。1970年随父亲下乡，就在姑夫屯大队小学校五年级读书，当年属于“文革中”，小学七年一贯制，而且经常“停课闹革命”。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白天种地、种菜和父兄采药，晚间煤油灯下看书或给乡民讲故事、号脉看病。1973年恢复高中考试录取制度，高中实行9年一贯制，即七年毕业后再读两年，就高中毕业。高中即法库县第二中学设在冯贝堡公社所在地，距我家姑夫屯大队五里路。1973年考试政策是贫下中农子女40%入学，“黑五类”子女即可教育好子女入学率不超过5%，经过考试，我的成绩在姑夫屯村同年级40几名同学中，名列前茅，去掉不念的、没考上的，8名同学考入冯贝堡高中，并如期入学，而我并没有收到入学通知，焦虑中我去找班主任李玉汉（李玉汉是富农子弟，1962年高考时，因成份高落榜）老师，李老师对我很同情，接连去了三次冯贝堡高中联系，回来后他对我说：“你再等几天，你和李荒地的史文杰分数一样，他家是下放户，成份有点高，你俩只能取1个。”不知怎么研究的，最终我们俩都被入取了，史文杰后来成长为大孤家子高级中学中心学校的校长。

我本应1975年高中毕业，但是，因为想回城，就瞒报说没有毕业。1976年初，我和哥哥回城后，我就被安排到新民二中读书，有时也同哥哥一同打工。直到1976年秋才九年毕业。而从1964年开始上小学，我已经断断续续读了12年书了。

1977年7月，我国恢复高考。我报考的是沈阳机电学院自动化系。不久，考试成绩下来了，我参加了体检，可是由于政审不合格（还是父亲的右派问题），我没被录取。我大哭一场，把高考时用的所有书都烧掉了，发誓不再参加高考。可是1978年夏又有高考消息，我又动了心，复习20多天后参加高考，可惜成绩差20分没有达到入取分数线，成了“大学漏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我父亲也由黑龙江返回和家人团聚。

1979年3月初，辽宁省委组织部的两名同志到我家，了解邢习文书记的历史，我在场。我父亲给写了“邢书记在解放战争时期任法库县第三区政委，他立场坚定，带领战友们积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没有变节行为……。”的证实材料。（听说不久邢书记就恢复原职，任中共锦州市委副书记，后任安东(今丹东)市委副书记。

1979年3月中旬，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并恢复了党籍。

锦州铁路公安处副处长李国山亲自到我家宣读了中共锦州铁路局公安处委员会的组织决定，大意是丁维贤同志性情耿直，五七年“反右”时说过一些实话、真话，也发过牢骚，被划定为右派。……“根据中共[1978]五十五号文件，我们对原在我处工作的丁维贤划定右派问题，进行复查，经研究认为是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可在恢复我父亲工作和我家提出的要求归还“文革”中被扣押的文物和医药古籍、笔记时，领导却犯了难。我父亲精神不好，说话走板儿，嘴一歪一歪的，好激动。时任锦铁公安处处长的韩兆瑞同志找我父亲谈话，中午去公安处食堂吃饭路上，韩处长问我父亲：“老丁，你还能不能出来工作啊？”我父亲说：“能！韩处长，你看前边有俩女的，你要是给我一把枪，你让我打他左耳朵，我绝不打他右耳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韩处长一听，这是疯话，你要是不给他枪呢，不对，就是没给他改正。你要是真的给他枪呢，容易出问题。他真把人打了，那怎么办，这个责任谁来负？领导考虑得比较周全，就找副局长李国山研究，李国山五十年代是锦州火车站派出所所长，和我父亲是老同事，我母亲是锦州火车站检票员，这就是有双层关系，他们都很熟悉，他说：“我知道老丁有俩儿子，为安全起见，让他儿子接班得了。”韩处长就把具体工作交给李副处长和宋存文办，一查，我哥已经接我母亲班在新民车站货运当货运员，而我还没有正式工作，就让我顶替接班当警察了。

在落实政策时，我家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归还文革中被扣押的文物和医药古籍、笔记。此时，温长祥已经病故，几次查找，被搜去扣押的物品均无下落。最后，韩兆瑞处长对我父亲说：“老丁啊，你的东西找不到了，你就别找了，文革中我也受到过冲击，我们要向前看，赔偿你点钱得了。”随后在补发22年右派工资2200元时额外多给300元，算做赔偿。我父亲不干，多次上访要求归还原物，后锦铁公安处又补偿损失1700元。然而损失巨大，几乎所有的草医文物、文献古籍均在文革浩劫中毁灭。为了挽救濒临消亡的草医文化，我父亲认真整理夹杂在其它书籍中的残卷、遗篇，冥思苦想，终于归纳出了锡伯草医的基本理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勿实实，勿虚虚，实实虚虚能损命”。“气为血帅，气行血行”、“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等等。整理出锡伯先人传承和独创的行军散、除瘟丹、黑药、红粉、活血祛毒丸、癣疥一扫清，泥鳅翻江、蛤蟆献珠等方剂。

1984年，我父兄三人在辽宁省新民市站前西街开办了辽宁省内第一家锡伯族草医诊所。很快，诊所就以准确地诊断、独特的配方、神奇的疗效，名扬四方。几年就治疗患者千余名。

1989年，新民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前往我家，要给我家考试发照。当考我父亲某些中医试题时，我父亲答不上来。我父亲说：“你考我，我答不上来，我考你你也答不上来。”对方不信，我父亲就给他们出了几道题，卫生局的同志也没答上来。最后卫生局的同志说：“老丁啊！我们考你，你答不上来，你考我们，我们也答不上来，看来我们的医学不是一个源头的，传承的路也不一样，我们没法给你发照，千万小心别出问题呀！”从此没再为难过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