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我对父业的传承
我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工作的。1979年,我父亲“右派”得到平反,然而,多年的磨难使他精神失常,不能胜任公安工作,组织决定由我顶替接班,于是我就成为锦铁公安分处新民车站派出所民警。工作中,我忠于职守,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仅1984年1年就破大案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1986年至1988年在铁道部郑州公安管理干部学院深造,1988年8月起,调沈阳铁路公安处工作,1990年4月调沈阳铁路公安局工作至今。多次获得所在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和嘉奖。
我自幼受家庭熏陶,对锡伯族草医产生浓厚兴趣,1970年随父亲还乡,在法库县冯贝堡乡姑夫屯村扶兴山采药,为乡民治病,1984年与父兄(丁小军)在新民县合办了辽宁省第一家锡伯草医诊所,得父真传,承接了祖传的秘籍和方术,在当地小有名气,被誉为“锡伯神医”。我业余时间求学于辽宁中医药大学,2005年取得自学考试本科毕业文凭,又求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7年取得自学考试本科毕业文凭。
1992年在沈阳独立开办锡伯草医义务诊所,1999年改称沈阳市锡伯族草医诊所,2009年更名为沈阳市锡伯族民族医药研究所。
我继承了锡伯族草医学说。锡伯草医源于古鲜卑治疗疾病的经验。古鲜卑人生活于中国北方,靠渔猎、放牧、采摘维持生存。蛮荒中他们与环境抗争,同野兽搏斗,还要设法摆脱伤痛带来的痛苦。于是草医与萨满相伴而生,治病与祭祀、祈祷并用。当时虽无针药,但知以艾灸或烧石烫烙病体,烧地卧上发汗或随病痛处以刀决脉出血,这些疗法,同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以及对丧故的勇敢著名人物祈祷并用。在游猎、征战和生活过程中所发生兽伤、战伤、跌打损伤以及饮食生冷,误食毒物与居住环境恶劣等因素所引发的胃肠炎、风湿、伤寒、毒疮、癣疹疾病并与之斗争中,本能地采集兽骨、鱼类、菌类、植物根、茎、叶类及炭类止血疗伤。随着生产的发展,与其它民族的交往,草医由单方发展到复方,由不自觉到自觉采集野草药物治疗疾病。又进一步取类比象,深入探究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纳疾病特征,阐发病因,研究用药治病的机理,在医疗实践中,形成了以阴阳、气血虚实等为支撑的理论体系和独具特色的理法方药。
锡伯先人独创的行军散、除瘟丹、黑药、红粉、活血祛毒丸、癣疥一扫清、泥鳅翻江、蛤蟆献珠等方剂,对治疗流行性感冒、瘟疫、各种类型气管炎、刀伤、跌打损伤、风湿、类风湿、疮癣、脾胃虚弱等,均有显著的疗效。对一些北方常见病、多发病有不少灵验单方、草药和土法,惯用黑药,与其它民族的白药、红药一起形成中医三大药系。用药生猛,制剂传统,保持沿用古方古法。“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尽管锡伯草医炮制药物避免泄密,一般都亲自动手,精心修合。对待求医者的信条是“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剂之,得愈于此。”锡伯草医独特内涵已写成《锡伯草医》和《锡伯草医诊所》词条,编入民族出版社1997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锡伯族》。
我还挖掘、整理锡伯族草医文化遗存。锡伯草医秘籍和方术,有秘密传承的习俗,本着“忠、孝、德、智、男、壮、专、秘”8字诀作为传承人的条件。虽对提高传承人素质,进而保障本民族部落的强盛、人口繁衍、疾病防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传承和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阻碍,甚至失传。为挽救濒临消亡的锡伯草医文化,在多年积累的历代草医口头传承资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2002年撰写了《锡伯草医赋》(附一)、《锡伯草医概说》(附二)等文章,对民族文化遗存进行了初步挖掘整理,使锡伯草医从未见经传到有文献整理和记载,引起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和有关部门的关注。
深入锡伯族民间医药研究。通过对新疆民族民间医学的研究,发现两地关于锡伯族医药的称呼、基本医学理论、医药特色、治病方法手段等内容相同或相近。2007年写了《锡伯族民族民间医药考》一文(附三)。论证锡伯草医自古有之,东北锡伯草医与新疆锡伯族民间医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新疆锡伯医药理论是西迁时由东北带过去的。锡伯族医药不仅具有史料研究价值,还能防病治病,有广阔开发利用前景。提醒人们珍惜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仅存的医药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和保护它,不使其在艰难传承数世纪后消亡。同时呼吁加快对锡伯草医的研究开发工作,充分发挥其防病治病的专长,服务社会。
我继续医疗实践,使锡伯草医在创新中发展。黄柯氏锡伯草医世家,期间先后经历了满清政府、国民党反动派、“文革”动乱被5次抄家,结果上千年传承下来的羊皮书、皮褡裢、皮绳、药方、契丹文、呼杜文、满文及汉文的大量医书遗失或损毁,雍正皇帝的诏书也在“文革”中被毁,祖传的秘籍方术所剩无己,锡伯草医濒临失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改革开放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使锡伯草医重现生机。1984年,我父亲丁维贤带着我和哥哥丁小军在新民市西街共同开办了辽宁省内第一家锡伯草医诊所,后几经迁址、更名,今在沈阳市大东区落户,并不断创新发展。据学者考证,世代相袭的锡伯草医做为医疗实体,仅存镶黄旗黄柯家族沈阳市锡伯族民族医药研究所一家。我在整理、保存行军散、除瘟丹等205首古方的同时,研发出心梗丹、脑栓通、健步还少丹、藤草追风丸、补肾益智丹、脚癣王、胃康散、益肾降糖散等锡伯成药。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皮肤病、糖尿病等。目前,常备中药饮片400余种,拥有5大系列、22种中成药。各种丸散膏丹,在治疗疾病、保障健康、延缓衰老方面,疗效奇特。
我儿子丁宇200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我侄丁宁2009年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是锡伯草医的第十八代传承人。我黄柯氏家族行医故事,已被锡伯族故事大王何钧佑先生编入《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中,2008年5月、2009年4月、2010年6月,先后被沈阳市、辽宁省和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锡伯族图录》、1997年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锡伯人》、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版《老人·老事·老家——沈阳锡伯族老人口述史》,对锡伯族草医及其传承人均有论述。锡伯草医在创新发展中焕发生机。
多年来,我还积极参加沈阳市锡伯族组织的纪念“西迁节”和锡伯家庙修缮竣工典礼、锡伯家庙建庙300周年庆典活动,我是《中国锡伯人》编委委员, 为主编搜集人物资料和拍摄照片,还参加大连市锡伯族学会、凤城市锡伯族学会举办的纪念“西迁节”及《中国锡伯人》一书出版发行仪式,参加丹东市锡伯族经济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等,广交锡伯族朋友,结识锡伯族老人,义务为他们看病、摄影。
此外,我还重视锡伯族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保护传承工作。2003年至2010年间,提供资料并协助锡伯族故事大王何钧佑先生撰写了《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中“黄柯氏神医传奇”一篇,作为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该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八、锡伯草医在曲折中传承发展
锡伯草医的存在,引起了本民族学者的高度重视。1989年9月的某天,曾任沈阳市政协委员、沈阳教育学院副教授的哈斯胡里·启昆(汉名韩启昆)同志与何钧平同志,在新民进行锡伯族民情社会调查时,族友单某(具体姓名记不清了)家听说,新民镇西街有一家锡伯族草医诊所,惊喜得不得了,让族友用自行车驮着来到我家,我父亲当时不在家,他们等了一段时间,留下纸条先回沈阳了。第二天,我父亲来到韩启昆家,韩老认真听取了我父亲关于锡伯草医的历史、演化,医理和杂闻轶事,听得十分专注。当听我父亲讲到锡伯先人治病“虽无针药,但知以艾灸或烧石烫烙病体,烧地卧上发汗或随病痛处以刀决脉出血,这些疗法同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对故大人有名者祈祷并用”时,惊异地问我父亲:“看过什么书没有?”我父亲说:“没有,是我家世代相传的。”韩老认真地将这些话记录下来。后来他再次来我家时,对我父亲说:“你说的话太珍贵了,日本有名学者叫川上波夫,他写了一本名为《骑马·民族·国家》的书,书中认为日本人族源的一部分来自中国北方古代鲜卑人,书中关于鲜卑古老医药文化的记述与你讲的接近,你的话印证了日本医学部分来源于古鲜卑医学的推理。上次你讲时,有印象,但没有书证,你走后,我查了一下,确实如此。”随后又详细询问了我氏族草医的传承情况,并记录下来。接着又自费前往我的家乡考证,从扶兴山到药王庙,从走访村中老者到查阅地志书刊,审缜从严,往返几百里,最终认定,黄柯氏锡伯草医为全族仅存。
我父亲还经常给我讲他爷爷当年给他讲的锡伯族草医起源和传承故事,我特别感兴趣,所以也都记住了。
为了给锡伯族草医以实践基地,我顶住了重重压力,一直进行着医疗实践,谨慎行医,为百姓治病。锡伯族老人那启明伯伯经常鼓励我:“你干你的,治病救人准没错。”
在组方用药方面,我继承了前辈取类比象选药传统。同时借鉴中医名家的治疗经验。既有传统,又有创新,增加药材配伍的合理性,使疗效更加确切显著。以成药“月光牌脚癣王”(酊剂)为例,它是在古方“癣疥一扫清”的基础上,增加了部分新药,采用了新的制作工艺,使疗效明显提高。“月光牌癣王”有如下特点:一是适应症广泛。主治脚癣、手癣、灰指甲、体癣、股癣、阴囊湿疹、日光性皮炎、神经性皮炎、脓包疖肿、蚊虫叮咬等皮肤疾病。二是疗效确切,无毒副作用。三是使用方便,只要用棉签在患处涂抹三遍即可。四是节省资源,只要10毫升1小瓶药就可治好脚气病。五是省钱,每小瓶只售10元,普通百姓都能接受。
起初,“脚癣酊剂”试用时,一位患者就对我说“你的药真的太好使了,我多年的脚气病,抹一次药就好了,你能不能批我点大瓶的,回去我分装一下送给别的患者。”我说:“可以。”就这样,我们开始少量生产,随着时间推移,需求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就给该药取名“脚癣王”。为树立自己品牌,考虑到锡伯族自然崇拜“日、月、星”。于是,首批锡伯族成药就取品牌名“月光牌”。后来,该药在沈阳市的各大公园、早市、夜市都能买到,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有的被带往美国、俄罗斯、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作为治疗皮肤病的首选药材。锡伯草医的重现,在锡伯族同胞中引起巨大反响。
1992年5月,大连锡伯族学会副会长那启明先生,经韩老介绍来我家,与我父亲交谈后,为我父亲照了像,后来照片登在民族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锡伯族图录》第93页。临别时,送给那老一些草药, 为《锡伯族图录》出版资助200元。之后那伯伯又给住在农村患有较严重的气管炎的大舅哥买药,吃过我父亲捎去的“黑药三号”后,身体大为改观。还领他的亲弟弟外科大夫来我家探访。临别时,我父亲取出一些草药成品托他代卖。
1993年春,我父亲去新民市民委联系成立新民市锡伯族联谊会,当时民委马副主任是回族干部,他对我父亲说:“新民市锡伯族人口不多,办联谊会干啥?”我父亲生气地说:“,就行你们回族有联谊会,就不许我们锡伯族人有?”马副主任也气得够呛,回话说:“你们的事我管不了,你到沈阳去找吧!”就这样新民市成立锡伯族联谊会的事被耽搁下来。
1996年5月,我父亲因故摔倒,造成颅内珠网膜下腔出血,住40余天院,淤血总算吸收了,身体又一次衰弱。但在我和兄嫂、侄的协助下还可以行医。
1999年11月,我父亲又患上了胆襄炎,在沈阳铁路总院做的胆囊切除手术。住院1个多月,出院后,就基本上不再行医了。我把他接到沈阳留在身边养老。先是给他和继母高秀荣租房住,后将租的房买下。
2009年3月,他身体又衰弱了,我就把他们接来我家共同居住,以方便照顾他。
2014年2月,我继母去世了。我父亲仍由我和妻子照顾,如今他已经86岁了,坎坷一生,经历战争、政治运动、突发灾祸和疾病,服用自已配的药延年益寿,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奇迹吧!
1988年8月,我由铁道部郑州公安管理学院毕业,调到沈阳铁路公安分局乘警队工作。
1989年,我在沈阳三叔黄柯卉英(丁成贤)家后院建了一处小房,经我在乘警队工作的同事孙明光帮忙(他妻子在沈阳市沈河区土地办工作),办下了《土地使用证》,建好后一个多月就动迁了。
1991年5月,我家回迁,在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125号2-4-1获得一处47.5平方米的首套住宅。装修稳定后,1992年初,我就在此住宅内,独立开办了“沈阳市锡伯族草医义务诊所”。为什么叫义务诊所呢?因为我已经在沈阳铁路公安局机关工作,民警是不允许搞“第二职业”的,再说也没有整块的时间搞,经常出差,不出差时星期一至星期五白天得上班,只能是下班后和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开诊,看病不要钱,取药只收成本,故称“义务诊所”。主要目的是接父亲的班,把锡伯草医继承下来。那时,我还要抽空往新民跑,买好中药饮片,用火车给他送去,每次我父亲都用包药用的彩色方块纸抄上2~3个家传秘方给我。我也如获至宝,回沈阳后把这些方抄到一个本子上,然后把方珍藏好。几年下来,竟达几百首。后来我挑现代能用得上的选取205首备用。每次拿回秘方,我都把方中的每味药材与“药材学”书中该药药理、药性、归经、主治对照琢磨,琢磨透“方义”才肯罢休,没琢磨好的,下次回新民时问我父亲,直至弄明白。我还多次参加父亲的医疗活动,星期六、星期日送药时,差不多每次都能赶上父亲给人诊病,他让我先摸脉,作出初步诊断,之后他再诊,补充我漏下的和没有号出来的病,然后由我处方,他再增、改、删,再由我用戥子称药,包装好后给患者及家属。告诉他们药的熬法、禁忌和注意事项。我还多次参加“老鞑子膏药”、“黑药一、二、三号”和“脚癣酊剂”的制作,掌握了全部配方和制作工艺、流程。
1996年,我听说要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我就找到韩启昆老人,我对他说:“韩老,是您在新民社会调查时发现的我家,也是您把我家介绍给族友那启明伯伯等人,也是您亲自去我的家乡采访老人,最终认定的锡伯草医。那么,我现在来就求您把锡伯草医写入辞典中去。”韩老说:“你别着急,编书不是简单的事,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得经得起推敲,你把材料准备一下,我看看再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我回家后,把我父亲传授给我的医学理论、家族传承经历等写了许多,韩老看后,觉得太多不精练,就亲自修改,最后形成“锡伯草医”、“锡伯草医诊所”两个辞条,收录在国家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东北·内蒙地区卷,第224页。从此锡伯草医、锡伯草医诊所始见经传。
后来我又参加了韩启昆老人和那启明老人共同编写《中国锡伯人》一书的部分写作,曾为二老搜集、传递人物资料,提供照片供选用,成为该书的编委之一。我虽然不够入选条件,但以锡伯草医传承人的特殊身份,被破格编入该书“医药卫生·医学研究”部分第1215页,成为该书记载的锡伯族儿女之一。
2002年元旦、春节期间,我先后写了《锡伯草医赋》、《锡伯草医概说》两篇文稿,对锡伯草医的概念、历史、传承和现状,作了全面初步探讨。邮寄给国家有关部门和部分锡伯族学者,引起一定重视。
然而,继承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还有许多曲折考验。例如:
2003年8月26日11时45分,由于楼上临居告密,沈阳市药监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一行来我家当时的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东滨河路78号1-6-2检查。领头的费小伟向我出示了证件,我随即请他们进屋。之后他们对我家卧室、客厅、阳台、箱柜等多处翻找,并录相、拍照。后提出要将我放在客厅的4箱“脚癣王”全部拿走。我据理力争,他们不听,最后抢夺走十瓶装“脚癣王”药水83盒,5瓶装48盒,价值人民币叁仟余元。并给我开了罚款壹万肆仟余元的罚单。
我不服,就写信给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进行申述。同时通过法律途径行政诉讼。
2003年10月某日,“脚癣王”案在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开庭审理,这是沈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以来遇到的第一起“民告官”案。他们很重视,通知沈阳市下辖区县药品监督人员30余人到场旁听,还聘请了律师事务所的两名律师到场,市药监局执法处徐处长和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也到场。
最后我还是没有打赢官司。我把上述情况向我单位领导汇报。时任沈阳铁路警校校长的王伟章说:“你的事情我听清楚了,继承医药传统,为老百姓治病没有错,要好好干,别背包袱。”
沈阳市锡伯族老领导关在汉先生,曾任辽宁省监察厅厅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会长对锡伯草医及其诊所十分重视,当他听到我的住宅被“检查”,药品被“登记保存”的诉说后,于2006年12月写了《关于继承和弘扬民族民间医学的意见与建议——为锡伯草医的生存和发展鼓与呼》一文。文章介绍了锡伯草医的形成,主要内涵,家族传承情况后,指出:“丁维贤的锡伯草医行医之路坎坎坷坷,半死半活,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究其原因是,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却不被认可,不予发照。”
“辽宁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锡伯族是历史悠久的主体少数民族之一,有她历史传承下来的民族民间医生,有的在村落,有的是家族世医。作为民族民间医学,虽未构成体系,然而是世代经历艰难曲折才能传承下来,难道非要通过什么‘学历’、‘考试’、‘整顿’、‘规范’等手段,把它们打扫干净吗?作为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竟不能兼容人民群众自己开创传承的民族民间医药,斥之为‘过时’、‘落后’、‘无保留价值’。岂不匪夷所思!”
“为此我们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应提高认识,正确对待杂散居地区少数民族民间医学的传承与发展,不要借故国际化、科学化,把祖辈留下的这点宝贵医学遗产统统化掉。像丁维贤这样具有多年行医经验的黄柯氏锡伯草医传人及其后人,有关部门应该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留有一定空间,允许他们施展一技之长,为群众防病治病,为保存、传承、发展民族民间医药做出贡献。”
2006年12月20日,关在汉先生给时任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铁慧茹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在介绍我家锡伯草医及其传承情况后,写到:“为了不使锡伯医药失传,他们拟在所在城市沈阳开办锡伯草医诊所,弘扬祖业,服务社会。此举未必一帆风顺,但我相信如能得到你的鼎力相助,成功会指日可待。为此我写了《关于弘扬民族民间医学的意见与建议》一文,为锡伯草医的生存发展而鼓噪,烦费神一阅。若促其事成,倾感不胜……。”
2006年12月25日8时许,我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刘成起秘书长通电话,他说:“我们也正在寻找锡伯族医药情况,有些民族医药开发比较早,有的正在开发,……在统计全国少数民族医药发展情况时,发现有锡伯草医文献整理及记载,但未发现其医疗实体。”我问:“文献记载是否指东北沈阳我锡伯草医世家?”刘秘书长答:“是。”
关于我提到以前药品被市药监局查封问题,刘秘书长说:“全国此类问题比较多……市局政策掌握得不一定很准确,请与辽宁省卫生厅中医处丛丹江处长、温家祥副处长联系。”
后来,我去省卫生厅找过丛丹江处长及温家祥副处长,因为人不在单位,只好作罢。
2007年1月,我又写了《锡伯草医考》一文论证锡伯草医源远流长,自古有之;东北和新疆两地民族民间医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是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中形成的医药成果。邮寄给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和有关学者。
2003年,“西迁节”那天,我在沈阳锡伯家庙前遇见了于洪区马三家子东甸子村何钧佑老人,他送给我一本自编的《喜利妈妈传奇》。我回家翻阅,看到小喜利为给父亲治伤,上山采药,采满一褡裢等与医药有关的情节时,精神为之一振,忙与何老电话联系,并去他家彻夜长谈。从族源故里到部落生息,从结绳记事,到拓跋兴起,从祭祀、祈祷到萨满神医,无所不谈,最后达成共识,由何老执笔,把他小时候听其祖父、父亲、老师、亲友、族友所讲的锡伯族医药故事,与我提供的鲜卑医学和历代锡伯草医行医故事相结合,以黄柯氏锡伯草医传承为主线,写出一部锡伯族医药传承的长篇历史故事。经过几年写作,数次修改,形成初稿,并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于洪区文化馆孙维彪馆长、辽宁大学江帆教授派员整理《黄柯氏神医传奇》终于问世。由《喜利妈妈西征英雄传奇》(上)和《海尔堪大神传奇、黄柯氏神医传奇、勃合大神传奇、石头石锥历险记》(下)内容构成的《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于2009年8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关专家评价:“何老先生的撰著,弥补了司马迁《史记》的北方历史缺略,其作品不仅是锡伯族的,北方整个远古部落的,而且是世界的。”2008年5月、2009年4月、2010年6月,先后被沈阳市、辽宁省和国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何钧佑被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锡伯族故事代表性传承人。”
2014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精装全套四册,由沈阳市于洪区文化馆采录整理,北方联合出版传媒万卷出版社出版。《黄柯氏神医传奇》以“鲜卑的黄柯氏大萨满”、“黄柯氏后代行医故事”两个章节,收入在第二册132页至243页。从此锡伯草医古代传说和行医故事以锡伯族民间长篇故事的形式永载史册。书中,以我提供的故事为素材或原型,何老讲述的“鲜卑族的黄柯大萨满”、“阿卜三丢神袋”、“黄柯氏神医随军救人”、“阿尔德盟舍财救人”、“阿尔德明给段氏王后看病”、“乌里其充第四代献医术”、“黄柯氏家族逃往盛京”等故事,脍炙人口,婉转动听,既是故事,又是史实,又合情理,散发着浓郁的北方民族特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学术价值。
目前,锡伯族草医理论与实践创新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普遍联系、取类比象,用自然现象和事物特征来解释病因病机,指导用药的理论体系;应对我国北方地理、气候特征,而引发的常见病、多发病,就地取材,而形成的用药习惯,秘密配方,传统手工制药工艺和数十年积累的治疗经验;以人体五脏六腑系统功能和内在联系为研究对象,形成了杂病治疗体系;2~3种药抡换服用,联合用药的方式;继承实践、验证、应用的传承之路与研究新病、借鉴古方、学习提高、医疗实践、总结经验、固定成果的发展创新之路相结合,父子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为途径的传承机制。
沈阳锡伯族医药研究所已有常用中药饮片400余种,具有5大系列22种成药。挖掘整理出蛤蟆献珠、泥鳅翻江、行军散、除瘟丹、黑药、红粉、癣疥一扫清等205首古方、验方。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皮肤病、糖尿病。研发出心梗丹、脑栓通、健步还少丹、藤草追风丸、补肾益智丹、脚癣王、胃康散、凉血康肤丹、益肾降糖散、健力用糖散等一批锡伯成药。对治疗疾病、保障健康、延缓衰老有神奇疗效。
我独立行医的二十余年间,曾为几千名患者瞧病诊脉,治愈患者无数。尤其是对老年患者,虽不能使其“长生不老”,但一定能使他(她)延长寿命。
例如:锡伯族学者韩启昆先生,多年患有气喘和心衰病。我用“黑药三号”、“参蛤胶囊”、“心梗丹”、“补肾益智丹”等成药为他治病十余年,使他与那启明合作基本上完成了《中国锡伯人》的主编工作。只是由于2009年9月末,我去新疆支援反恐,离开沈阳,韩老听信其他医生的话,服用西药“地高辛”来强心,结果到2010年1月4日,心衰病发作,无药可用逝世,终年87岁。我于2010年元旦前夜回沈阳,参加了韩启昆老人的葬礼,并同其亲友、族人、乡亲把他的骨灰安葬于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子镇边台村蒲河套父母墓地旁。
锡伯族故事大王我的师傅何钧佑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后前往苏联在塔斯社工作,因披露二战初期苏军在莫斯科郊外“卡桑”森林,枪杀波兰军官案和把逃往苏联的东北难民运往西伯利亚集中营的信息获罪,在狱中服刑数年,身体受到很大伤害。晚年患有咳嗽、心慌、腿软病。我先后用“黑药一号”、“黑药二号”、“心梗丹”、“健步还少丹”、“藤草追风丸”等药为他治疗8年,保障他完成了《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巨著。为东北少数民族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2012年10月,我去他家研究创作《西迁别离图》时,他到院外接我,我见他无力咳嗽,问他:“吃黑药了没有?”他说“吃了,可这回不太管事。”我给他号脉,发现“肺脉”洪大,意识到何老可能是肺癌,就建议他让子女领着去医院查查。结果是肺癌晚期,且已转移至头部。我又给他抓了20余副药,可是无力回天,何钧佑先生于2012年11月28日12时20分辞世,享年89岁。我悲痛万分,参加了他的葬礼。和其亲友、乡亲们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村中墓地。后来,我回忆,2007年时,何老就咳嗽得很严重,后来吃我家的“黑药”好了,又陆续犯过几次咳嗽病,也都是用“黑药三号”顶住了,估计那时他就患了肺癌,可是我没有看出来,没能及早治疗,这也可能是我的终身憾事。
又如我的父亲丁维贤,1930年生。历经战争、政治斗争、车祸、阑尾炎、胆囊炎两次手术和其它疾病,行动不便23年(近10年瘫痪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可他每日轮留服用我家自制的成药“脑栓通1号”、“健步还少丹”、“心梗丹”,竟然顽强地活着。现在已经86岁了,并正在延续着奇迹。目前,我正在为其治疗和保健的锡伯族老人和异族老人还有很多,我在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他们的健康长寿服务。并力争坚持下去。
锡伯草医及其诊所就是这样在曲折中传承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