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之后，清政府为挽救即将衰败的封建统治，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改良派文人志士的推动下开始推行“新政”。偏处一隅的新疆亦受此影响，陆续创办各类官办学校，派遣各族子弟到俄国阿拉木图（时称维尔内）、托木斯克、塔什干等地中学、专科学校学习。他们接触俄国近代思想文化以及先进生产力，眼界得以开阔，思想受到启蒙，学到了不少新知识，成为各民族社会的精英。伊犁锡伯营留学回来的学生，面对本民族封闭落后的社会状况，创办民间文化团体，倡导办学，开展农村文化活动，使锡伯营社会旧面貌开始发生变化。民国初年的新疆锡伯族文化教育之所以能够先于其他民族向前发展，便得益于时代变换时期这群思想活跃的文人志士的进步活动，得益于他们创办的文化团体的积极引导。总结这段历史经验，对进一步提高各民族文化教育不无裨益。

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封建社会大门，白银外流，国土流失，国内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清政府成为列强的附庸。这时，全国人民开始觉醒，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成长起来，一批改良派文人志士登上社会舞台，各阶层对清政府的卖国求荣和社会的黑暗纷纷表示不满和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发生新的危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平息社会的不满情绪，清政府开始推行以筹措军饷、编练新军、兴办学校、废除科举、创办商业、予民族工业以合法化为内容的“新政”。在新疆，伊犁将军长庚也积极奏请推行“新政”措施：“一练兵，二蕃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在得到光绪皇帝“认真筹办，务收实效”的谕准后，开始在伊犁编练新军、创办学校、筹办工厂、安设电灯电话等。接着新疆巡抚也开始在新疆其他地区推广“新政”。

“新政”给新疆带来了近代新变化。在“新政”各项措施中，兴办学校和选派留学生对社会变化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亦留下了长远的社会影响。在伊犁，1902年设立了（惠远）武备速成学堂（后改成陆军小学堂）等；同时，又先后设立了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初两等学堂、汉回学校、满营义学、女子琼玉学校等，将原兴文学校改设为驻防高初两等学堂。在上述学校中，凡招收少数民族学员者，均实施民汉双语教学。在伊犁养正学堂等学校又将俄语作为必修课，配有俄文教习。1903年，为解决外交人员、师资等各方面俄文人才，新疆当局与俄方商定，要伊犁每年选派十多名各民族子弟到俄国阿拉木图、托木斯克、塔什干等地上中学和专科学校。一批学有专长、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各民族一代精英登上社会舞台，成为推动本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动力。

在锡伯营，随着“新政”之风的吹进，锡伯族文化教育出现了新局面，一批有志青年先后登上本民族文化教育舞台，自此，本民族整体素质开始较快提高。1903年后伊犁清政府当局在选派留俄学生时，主要选送了锡伯族子弟，他们是关清廉、殷德善、伊立春、崇恩、春宝、萨拉春、巴图沁。他们学成回国后，大部分在伊犁惠远等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锡伯族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其中萨拉春回国后被聘为新成立的惠远学校教习，开始施展其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贡献力量的思想和抱负。这批人由于接受了与国内封建文化教育具有本质区别的教育，因而对本民族封闭落后的社会及其文化教育有了新的审视和认识，开始立志改变这一现状。伊犁辛亥革命的胜利和民国的创立，给他们施展抱负提供了机会。1914年初，在萨拉春等人主持下，组织惠远城武备速成学堂和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创办了新疆锡伯族历史上首个群众性文化团体——尚学会，博孝昌任会长，萨拉春任副会长，会员有常广斋、佟精阿、穆精阿、元宝春、广普、寿林等人。博孝昌为满族，系前伊犁将军锡纶之子，在锡伯族社会具有较高声望，聘其为会长，对唤起本民族社会对该学会的重视具有重要意义。

尚学会成立后，十几名会员充分利用节假日和其他机会，分头前往锡伯营（该名称一直保留至1938年前后）各牛录及宁远等地进行宣传和发展会员工作，很快其会员发展到近百人。当时的锡伯营，虽然时至民国，但该营旧体制和政治制度依然如故，总管衙门和各旗佐领档房仍袭清朝旧制度，总管和佐领两级的统治作风仍然是清朝的老传统，民众对其报以极大不满。男子发辫至此亦袭清制，到处是拖着长辫的人。为此，尚学会成立伊始，便鼓动各会员剪辫子，将长袍马褂改为近代化服饰。会员们剪辫留光头，引起了社会的很大反响。人们称他们为“莫特克”，意为光头。随着会员的增多，尚学会便在锡伯营一三牛录设立了分会，鼓励大家加入该会，参与到改变本民族社会落后面貌的工作中来。

尚学会作为群众文化团体，其宗旨是创办学校，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改变锡伯族社会的封闭落后状况，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对当时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依然如旧的锡伯族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实践证明，虽然尚学会及其文化活动受到了锡伯营统治阶层的种种责难，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会员剪辫倡新的进步行为“是给自己（指锡伯营总管）脸上抹黑，……败坏祖上遗留下来的道德风尚”。但它冲破重重阻力，为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尚学会这个新事物，没有其创办文化教育事业的宗旨和实际行动，那么，民国年间新疆锡伯族教育的发展和农村社会文化的兴盛是不可能的。

尚学会作为文化团体，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创办学校、发展本民族教育之上。尚学会在锡伯营一三牛录设立分会后，接着创办了一所会办学校——色公学校。这是近代以来在伊犁锡伯营出现的首所民办学校，学校名称是以清末曾为锡伯族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前锡伯营领队大臣色普希贤之名命名的，学校教室均挂其画像。

色公学校成立之时可谓白手起家，既缺师资又无校舍。学校聘请首林为校长，教习有穆特善、夏尔达和舒和林。校长又是领导又兼教习。由于学校白手起家，刚开始时没有人将子女送进该校学习，为此，尚学会动员各位会员首先将自己的子女送进该学校，然后各会员挨家挨户做群众工作，鼓励他们送子接受教育。结果，在册学生增至十几名。因为缺校舍和教学设备，所招学生就在各会员家轮流上课，学生饮食也由会员承担。学校成立一个月后，尚学会会员兼负责色公学校后勤的佟精阿，主动腾出自己数间房舍，作为教室和教职员工的办公室，还为师生提供饮食方便。为了让学生掌握手工艺技术，他还在院里厢房开设一个小作坊，聘请师傅教学生手工艺技术和其他制作技艺，又将作坊收入用作办学。学校为往后发展计，尚学会召开会员大会，号召大家捐款捐物，准备盖固定的校舍，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为筹措建校资金，佟精阿根据当时的情况，广泛收购民间所酿白酒和烟土，贩运到俄罗斯的嘎尔扎图、萨玛尔、喀拉塔拉等地销售，将所赚全用于办学。半年后，有四间教室及数间教习办公室兼起居室的校舍建成，学生搬进了新校。学校又增聘曾留学俄国的关清廉、涅车春作为新教习，师生规模进一步扩大，学校各方面也步入正规。

1915年受尚学会的直接影响，在锡伯营正红旗（四牛录）也创办了一所群众文化团体——兴学会。该学会的宗旨也和尚学会一样，创办学校，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改变本旗愚昧落后面貌。接着也开办了一所会办学校——锡公学校，是以另一位为锡伯族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前伊犁新满营协领锡济尔珲（锡伯族，锡伯营正红旗人）之名命名。该校的办学模式完全按照色公学校的模式，与官办学堂或义学的教育模式完全不同。该校聘请在色公学校任教的夏勒达为校长，他一反过去封建教育传统，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在任何时代、任何历史阶段，新生事物都会受到社会旧势力甚至大多数民众的抵制、反对或冷眼相对。尚学会、兴学会及其所办新学，也受到了锡伯族社会统治阶层的不满，甚至遭到了公开抵制。这是社会发展、进步尤其是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当锡公学校遭到佐领的公开抵制，校长被撤职，学校收归牛录官办的矛盾发生后，事情很快反映到伊犁镇守使署。时任镇守使的杨飞霞支持锡伯营办新学的行动，将持反对态度的总管、佐领等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批评不仅帮助转变了锡伯营统治阶层对办教育的看法和态度，也激发了他们官办教育的积极性。首先，正红旗佐领进一步领悟办新学对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的作用，开始主动操办学校事务，任命劝学员监督学校教育，将学校改为民办公助，并恢复原校长职务。该校在牛录的资助下，增建了校舍，更新了桌椅等教学设备，增聘数名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学校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曾受杨飞霞批评的锡伯营总管也转变旧观念，开始热心教育事业，于1917年8月在锡伯营镶红旗（六牛录）创办一所官办学校——高等学堂。聘请曾在色公学校任教的教师为校长，总管亲任学校监督，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招收各牛录100余名学生分四个班教学。至此，在锡伯营出现了官民竞办学校的局面。该学堂的创办，纯粹是尚学会和兴学会倡导办教育的影响所促成的结果。自此，新疆锡伯族的教育事业又出现了一次新的发展势头。

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授方法等能够反映时代发展变化的情况，也可以折射出办学者思想观念以及受教育的状况。在尚学会及其民办新学中的骨干分子，曾经都留学俄国，思想进步，观念新颖，思维活跃，接受了近代欧式教育，知识结构可谓前所无比。在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他们可以说得到了施展所学的用武之地。他们创办这两所民办新学的时期，虽然时代进入民国已经数年，但锡伯营官办学堂教育（含各牛录私塾）中依然延续着清朝时期的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所谓的教室，是在一间大屋子的火炕上放一张四条短腿的长炕桌，学生盘腿围桌而坐。教授法是学生从早到晚背诵那些《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圣谕广训》等土八股。老师都是清朝时期的遗老遗少。学生和老师脑后都拖着长辫，身着马褂长袍。老师手持教鞭，昏昏庸庸地硬叫学生背诵上述土八股，背不出就要鞭打”。上述这些与尚学会骨干所接受的俄国教育无论从何角度论，可谓天壤之别。尚学会会员及办学者针对旧教育传统，基本搬用俄国当时的教育制度，从办学模式、教学内容、教授方法上一反过去的传统，给世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一，在办学模式上，采取了开放式教育。学校制定作息时间，早上，全体师生要出操，在村镇主要街道上跑步；课间安排休息，限定在校园活动；午后安排课外活动，主要进行各项体育活动；学校放学，学生要排队离校；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之间，经常进行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活动；色公学校还“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除日常课程外，还组织学生成立童子军。进行军事训练时，每人手里都挥舞着木枪，每周到野外举行军事演习，以此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第二，在教学内容方面，完全摆脱上述清朝时期的传统教学内容，开设了语文（包括汉锡两种）、算学、自然、美术、手工、体育等课程。前期的教材多为自编，基本上是由俄文译成满文（锡伯文）编辑而成，后来，通过各种渠道购省城和关内汉文教材，翻译成本民族文字使用。学校还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掌握生产生活技能，如制作扫帚、抬把、簸箕、木锨、小桌椅、马蹄铁等，学习修理桌椅、农具等。并且把学生的各种制作在教室里进行展览，评出优秀者予以奖励。第三，在教授方法上，搬用俄罗斯中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授经验，采取启发式、动手动脑式、问答式以及结合实践的方法，与现代教授法已很接近。第四，对学生的课外阅读作了相应的规定，要求人人阅读所规定的教辅。这些教辅有自俄文译成本民族文字的小说、诗歌、自然知识等，还有译自汉文的其他作品。

尚学会（包括兴学会）及其所办新学采取的教学模式、内容和方法，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观察，对仍然封闭落后的锡伯族社会，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教育变革。以此为范例，1917年创办的官办两等学堂等官学，也先后摆脱封建教育制度，逐步引入近代化教学模式、内容和方法，基本完成了民国时期锡伯族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近代化历程，显现出民国时期锡伯族民办教育对推动本民族教育发展的重大推动力。民办新学所培养的人才，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锡伯族社会文化的兴盛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如自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毕业的学生很多都继续求学，有的去俄苏留学，有的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等地的省立一中、新疆学院等大中专院校深造。他们中的很多人又分别组织或参加后来的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和锡（伯）索（伦）满（洲）文化协会，继续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贡献力量。

尚学会（包括兴学会）及其民办新学的历史经验，不仅对锡伯族教育有意义，而且对各兄弟民族也有普遍意义。一个民族只要把教育抓紧、抓好，就可以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靠的是教育，故教育是民族发展的唯一希望；不注重教育的民族，必定落后于人，而落后的民族往往失去发展的机会；抓民族教育要始终坚持，而且要靠本民族文人志士及领导层的重视和支持。

教育和文化之间具有很鲜明的因果关系：教育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只要教育发展了，文化就会随着发展；教育落后，文化也落后。对一个民族而言，道理更为如此：教育落后的民族，其文化也不发达；落后的文化，还会制约一个民族教育的发展；教育发展，会促使文化发达，文化发达，又促使一个民族更加文明。对这些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当年倡导创办尚学会的文人志士便有了领悟，因而将尚学会的宗旨确定为创办学校、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在创办学校方面，如上所述，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效果，被锡伯族社会所公认，而其文化方面的成绩，本民族上下也是有口皆碑。

在发展文化方面，尚学会同样学习和采取了俄国的经验。他们针对当时锡伯族社会封闭落后及广大民众还处于愚昧状态的现实，在抓基础教育的同时，把提高农民文化素质当做同等大事来抓。在发展该会会员时，还吸收农民骨干会员，以让他们放手发动广大农民，将尚学会的影响撒播到基层农民之中。尚学会在锡伯营一三牛录设分会伊始，便抓农民扫盲工作，即以开夜校的形式先让入会农民掌握本民族的文字。经过数期夜校，不少农民青年脱离了文盲，成为尚学会的骨干。在动员广大农民送子上色公学校的工作中，他们以自己学习本民族文字的亲身经历进行现身说法，成为最有效力的劝学员。

尚学会把提高农民（包括家庭妇女）的思想品德及各项技能纳入到其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范畴，为此，该会会员共同讨论制定了一部操作性很强的《尚学会附设农村评比会章程》。很显然，该章程也是吸收异国先进经验而制定的。在本章程的“公启”中写道：“凡人皆喜欢被赞誉，厌恶被斥责，此乃人之秉性。人若欢忭，则更加勤奋，忏悔过失而回首上进，亦为人之常情也。例如，众口将某人称赞为勤奋者，伊则更会倍加努力；倘众口责其懒惰愚弱，他则会暗下决心，移其懒惰之性。故奖惩得法，不仅对人之改恶从善有显著效用，且人人都想受人之赞誉，欲摆脱众人訾恶也。故社会上若都崇尚蓝色，则人人争先穿着蓝色之服饰；社会上若均喜欢宽袖衣着，则人人都觉得宽袖款式得体而仿效之。众所羡慕并鼓励之事，乃人心所向往者也。此情此理，由此可知也。鼓励和訾讪，使人心得以鼓舞，此情亦可明者也。人类生活中若无优劣之心，则人之上进心不仅不能得到启迪，而优劣之分，亦非开展竞赛和评比活动不能分明。故在西方诸多国家之中，提倡竞赛会、批评会来开展评比鼓励，以此使兴，以显良莠。故卓异之才能，精湛之技术，层出不穷。西方学者云：没有评比，就不能促进步，此乃至理名言也。我们的农村，地处边陲，远离文明之地，如处万丈深渊，光明不透，且又语言文字之不通，一切信息更为闭塞。故进化之萌芽，总无发芽生长之期。若能开展评比之会，积极鼓励使兴，则鲜卑遗民之优良的尚学传统会有发扬广大之希望，对此语能说不可耶？本评比会以鼓励使兴村落勤劳奋发之优良美德，发展社会之精神和物质文明为其宗旨；评比会地址：评比会就设在色公学堂之内；评比项目：本评比会分别以品德、学问（知识）、技术、勤俭等四项为其评比的主要内容。”

在评比项目中，该章程制定得比较具体、周到，涵盖现代文明的诸多内容，例如，在品德方面，将孝顺、忠诚、信用、和睦、谦虚、勤俭、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等均作为评比奖励的内容；又如在勤劳方面，将第一个秋收完毕者、经常早起者、饲养有一等肥壮马匹者、一等养猪养鸡能手、储备小麦多者、种瓜能手、种植果树能手等评选出来，发奖金、奖状予以奖励。在技术方面，着重奖励女红能手、木铁匠手艺出众者以及最佳鞋匠和熟皮匠等。从上述评比、奖励的内容看，该章程的制定，完全根据当时锡伯族社会的实际，抓住了社会突出的和普遍存在的问题，抓到了提高民族素质的实质问题，这对今天提升社会和民族文明素质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说明该章程的制订者，其思想境界提高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在农村评比评选方法上，也反映出欧洲近代化民主制度的身影，说明此方面也吸收了当时俄国制度文化的因素。例如，该章程制订：“评选的方法：由农村中选出德高望重的高龄老人五名、中等老人五名为评选委员。（1）评选品德方面：评委委员根据尚学会提供的两牛录（一三牛录）人中应被评选之意见书进行评比，亦可采用投票方法进行评选。（2）评选学问（知识）方面：首先在适当的地方设学术评比台，派一名监督员，将各位提交之属于学术性文章、乐曲之类作品，分门别类贴标签，亦进行登记注册。倘若无人提供所写学术性文章和创作的乐曲时，其评选方法与评选品德方面的方法同。（3）在评选技术方面：设立两个摆设场地，将提供评选之车辆、套具、木工制品、铁工制品如铁铣、锄头、镰刀等，熟皮制作的皮鞋等及大小型工具，摆设在一个场地上。此外，饮食品之类、绣花鞋袜等其他衣物首饰等制品，摆设在一个场地上，以便进行对比评选。（4)在评选勤劳方面：将人们带来参加评选之物品，交给分管处摆设之外，各类评比共分四个分管处，各自分别设立标注，贴标签以说明之。”在新疆偏处一隅的一个弱小民族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推翻未过几年，就出现如此先进的代表时代潮流的制度化文化，暗示着如下道理：民族无论大小，只要内部开始觉醒，就可以自我改变其落后的文化教育；文人志士是民族的瑰宝，他们往往是使民族社会发生变革和进步的重要动力。

组织尚学会的文人志士，对当时本民族社会仍然延续着的封建社会制度表示了强烈不满，将改变封建制度现状的问题也提到了该学会的日程上。当“色公学校建成后，很快就成为尚学会办事和学习的大本营。尚学会会员经常聚集在这里和老师们一起讨论时局发展，交换意见，互相学习。当时，虽然封建统治阶层企图封闭外界的消息，然而热血沸腾的年轻会员还是千方百计订购内地报刊，它们对尚学会会员开阔眼界、提高理论水平等起了很大作用。学校里经常开会讨论民族问题和教育问题，这样必然引起封建统治阶层中顽固坚持旧思想者的愤慨。经过会员们讨论，尚学会作出了一项决定：给当时的锡伯营领队（应为总管）写份意见书，让他本着民族的利益，弃旧步新。意见书如下：（1）改革锡伯营旧制度，建立县制，精简官吏数目；（2）取消官员的随行人员（即取消戈什哈制）；（3）兴办新式学校，大力发展文教事业；（4）丈量土地，分给农民；（5）向政府纳税，停止抓壮丁；（6）免除无耕地者修察布查尔渠之役；（7）严禁吸食鸦片，引导人民走向新道路；（8）想法改善人民生活……等。”后来，该“意见书”问题反映到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之处，因受其支持，锡伯营保守势力想借杨飞霞之手惩处这些进步青年的企图未能得逞。接着，锡伯营因官员易职，政治形势大为好转，尚学会迎来了发挥作用的更佳时机。

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社会，因其没有触及旧制度，并采取弱兵和愚民政策，各种社会丑恶现象都暴露了出来，又导致吏治腐败，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社会动荡，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在锡伯族社会，清朝时期被严厉禁止的烟毒日益泛滥成灾，导致土地荒芜，渠道失修，人民生活贫困，人气骤衰，使人惨不忍睹。面对这种惨象，尚学会的有志青年一方面共同呼吁统治者改变社会现状，纷纷上书领队及总管，要求他们拯救苦难中的民族同胞；另一方面，他们开始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唤醒人们的理性，启迪愚昧，鞭挞丑恶，以期改变日益堕落的社会面貌。尚学会用其各会员的长处，鼓励其写诗歌、歌词、剧本、小说、散文等，并将这些作品以尚学会名义油印散发。其中《老妇泪》、《戒鸦片烟之歌》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尚学会会员所创作的《懒汉》、《烟鬼》等剧本被色公学校学生排练成节目，轮流到吸食鸦片的人家里演出，或去各牛录公演。此外，尚学会还上书各旗佐领，要求以政府名义采取强制措施禁毒。在尚学会（包括兴学会）全体会员及色公学校（包括锡公学校）学生的共同努力下，烟毒泛滥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为日后进行的全营性强制戒毒打下了基础。

尚学会开展的禁毒文学艺术创作不仅为禁毒宣传作出了贡献，激发了人们其他方面的创作活动，还带动了锡伯族翻译文学的进一步兴盛，涌现了一批如萨拉春、夏勒达、常广斋、穆精阿、柏雪木、克西春、首林、正津巴图等文学创作者和翻译者；推出了《勤奋学习》、《国耻歌》、《劝学歌》等世代流传的歌谣、诗词；用锡伯语翻译出《错中错》、《非洲移民传》、《鲁宾逊漂流记》、《复活》、《死魂灵》等英俄文文学作品，使其成为群众争相传抄、收藏和农闲季节念说（锡伯族一种说书形式）的作品；移植了山西等地秧歌剧及戏剧音乐，使本民族的文艺生活得到空前丰富。此外，尚学会会员利用各种有利条件，订购关内及省城各类报刊，购进汉文图书，供人们阅读。他们将旧报刊及图书主动交到学会，学会将收集的读物送给色公学校办阅览室，供学生课外阅读。

尚学会至1920年前后，因多数骨干纷纷离开伊犁，即有的在外经营商业，有的到迪化等地继续求学，因而其工作基本停顿，将所办色公学校交由牛录政府公办。该校后期毕业生中，有的去苏联留学，有的到迪化等地求学，都成为政界、文化界、商业界名人。

尚学会作为民国初年特殊阶段的民间文化团体，始终以兴办新学、开展农村文化工作为要务，并充分参与社会整治活动，在短短的几年内，为锡伯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民间文学艺术的开展以及为净化社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在，为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所采取的诸多做法，至今犹有借鉴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