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言：在抗日战争期间，东北地区锡伯族当中涌现出许多投身抗日战场的英雄人物，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现根据《中国锡伯人》一书中的记载，作为他们的传记，辑录如下。

吉林省副省长关俊彦:关俊彦，字选庭，化名毅如、立川，锡伯族，1885年4月26日生于奉天省（现为辽宁）开原县大湾屯。

关俊彦幼年时国家多难，民不聊生。全家三代9口人，虽有薄田75亩，但收入微薄，除去苛捐杂税，所剩无几。关俊彦从小聪明好学，7岁入私塾,读书刻苦。1895年3月，因家庭经济拮据，入不敷出，被迫辍学。两年后，经他一再向父亲要求，叔叔们也帮助说情，才又继续上学。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开战，战火从辽东半岛向辽北漫延，造成田园荒芜，饥民载道。关俊彦目睹列强横行霸道国土被蹂躏，人民遭涂炭的情景，他预感到已面临亡国之危。为了寻求救国之路，1905年秋与好友籍汉梁去开原城，到当地颇有名气的秀才傅文翰学馆读书。由于傅先生循循善诱，教诲有方，关俊彦接受了爱国爱民的思想。1907年春，他考入开原县立学校。9月考入奉天省立农业学堂，翌年10月毕业。由于学业名列第二名，被选中留校，派在园艺科任技术员，经营果木、蔬菜、花草、蚕桑等。

1910年7月，关俊彦应吉林省延边道初等农业学校邀请，到沿边办学。由于教育局对办农校只是应付，不热心支持，学校只好停办。就在这时，他接到北京政府工商部长（原奉天商业学校教师）陈振先的急电，拟推荐他为农林司技士，月薪165元。意想不到的高官厚禄，使多少人为之羡慕，可是关俊彦毫不动心，立即复信给同学籍汉梁，陈述“延吉急待开发，需要人才，当此关系重大之时，不应计较个人之得失，置延边百万生灵、大片国土于不顾，务请向陈师婉言致谢”。关俊彦的这一出人意外的举动，使延边各界人士一时传为佳话。

1915年，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掀起瓜分中国的恶浪。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妄图并吞中国。中国人民为了挽救祖国危亡，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到吉林后，关俊彦与李锋、倪华山、任静忱等人，联合延边各县农工商界人士，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二十一条”。又于1916年通电声讨袁世凯的“洪宪帝制”，配合了全国的反袁斗争。

1919年3月14日至4月2日，关俊彦参加了李锋、李矗天、倪华山、任静忱等人发起的声援朝鲜反日民族独立运动。

1922年，关俊彦任图们江水利公司经理。为了收回“夹江”他正式向日方交涉，日本人被迫承认“夹江”是中国属地，保证不再越境向朝鲜农民收租。1924年8月，朝鲜北道独立党代表在左茂山开完会，决定派人到汉城开展活动，但只因没车船费用不能动身。关俊彦为支持朝鲜北道独立党开展活动，专程去山里鹤浦车站送钞票300元，并赠诗一首：

鹤浦停车晚，山乡泡苦茶。村姑容掩映，野老话桑麻。

苛政猛于虎，流民失所家。中朝欣携手，早日见光华。

1924年12月，关俊彦任和龙县教育局局长，直至1931年的7年。当时，和龙县教育界相当腐败,许多小学校长、教员吸鸦片，不务正业。关俊彦抱着兴学抗日的决心，要把延边建成一个抗日基地。他从招募人才、培养人才入手，聘请延边有爱国思想的优秀青年任教，改革弊端。1927年他聘请了北京香山慈幼师范班毕业生40多人，于1928年分两批到延边。他们到和龙，有的当校长，有的当教员，陆续把不称职的校长、教员一一换掉，使和龙县教育界补充了新的血液，面目为之一新。由于延吉海关奉令征收“二五”附加税，日本商人在日本官员唆使下，抗拒不缴，并捣毁了海关仓库，抢走货物。这些暴行激起延边四县人民的义愤，举行示威游行，并推举关俊彦、倪华山、姜渭清、孙善堂为代表，向日方据理交涉，迫使日商认错，赔礼道歉，缴纳税款，赔偿一切损失。

为了维护主权，伸张正义，关俊彦组织了话剧义演和募捐，用来购买印刷机，创办《民声报》。《民声报》的负责人是苏稚园、周东郊、孔佐民等人，都是中共党员，关俊彦被选为常委。当时，他以和龙县教育局长、《民声报》常委的双重身份领导社务。办报宗旨是外拒敌寇，内挞奸反。号召中朝人民团结起来，向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国民党为了监督关俊彦的行动，竟然把党部设在教育局隔壁。关俊彦毫不在乎，利用他的地位和声望，运用巧妙斗争方式，明里进行周旋，暗中支持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农民扒铁路、除汉奸。有一次师生罢工被告密，县长熊伯群要搜捕师生，关俊彦当即坚决反对，保护了一些进步学生和老师转移外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俊彦为寻求救国的道路，由地下党员李长青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民声报》被迫停刊。停刊那天，关俊彦慷慨激昂地说：“今天《民声报》停刊了，我个人将要离开延边，我的心永远不会忘记延边”。关俊彦在他签署的停刊辞中悲壮的写道“同人等明知覆巢之下，势无完卵，然犹与敌抗争，坚持数月，其间摒却敌人种种威胁、利诱。同仁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决不甘心俯首事敌也”。

1936年春，中国工农红军渡黄河东征。关俊彦在洪洞县李村目睹红军东进，行动神速，纪律严明，作风艰苦朴素，使他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认识到非进行革命不能挽救国家危亡，不参加共产党就不能更好从事革命。这年春天，关俊彦同董昆一、周玑璋通过各种关系，把被捕的中共党员王志杰、王吉人、李延年等人营救出狱。1936年6月返回北平。8月，他经李常青、董昆一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到1942年6月，他一直是以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6年8月，关俊彦到甘肃省平凉专员公署任秘书，并在东北军的军政人员中，秘密开展“团结抗日”的政治思想工作。“西安事变“后，原隆德县县长办理粮米不力被拘押。经东北军要求，由关俊彦代理隆德县县长。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一些零星小股部队被国民党67军截留，交县看管。关俊彦随收随放，达数百人。67军军长刘兴沛知道后大为不满，即令关俊彦停职。1937年3月，东北军从西北调走，关俊彦随东北军撤到甘肃后返回北平。他遂即接受组织派遣，打入伪冀东自治政府教科书编辑部，担任副主任、任初等教育股主任编审。翌年由于这个机构改为华北政委会教育总署直辖编审会，他任语文组主任编审，关俊彦利用主编、编审的职位，安排地下党员李文保担任语文组的编辑，开展和一些上层人士的联络工作，在教材内容的编辑上，本着“无损于我，拒敌于外，不利于敌”的原则进行。他们帮助抗日根据地购买电料、印刷器材、药品等敌人禁卖我方特缺的物资。

1942年6月，杨伯隶从根据地到北平聘请大学教授，不慎暴露身份而被捕，牵连了关俊彦的两位王姓领导人。二王被捕不久，先后叛变，将组织名单交给了敌人。关俊彦等20余人于7月2日相继被捕。

关俊彦被捕后，每天审讯两次，受尽各种酷刑，灌辣椒水、上电刑、老虎凳等，连续达30余天，身体被打的皮开肉绽，曾多次昏厥不省。但他顶住了敌人的残害和叛徒的劝降，毫不动摇”坚贞不屈。后被判刑3年。关俊彦在狱中，常利用放风时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定要把身体保护好，这是我们革命的本钱“等话教育鼓励其他同志，坚持狱中斗争。他女儿如均每次送来馒头、咸菜等，他都分给其他难友吃。他还用充满抗日救国激情的七绝诗鼓励战友，诗中有“庐墓已墟头尚在，山河破碎血还多“的字句，浩气感人。

1944年10月10日，汪伪政权为了笼络人心，以“国庆纪念”为名，实行大赦，将刑满过半的予以假释。关俊彦在狱中已是2年零3个月，所以和其他战友陈涛、李文保、吴德雨、姬振祥、郭健夫等人同时出狱。1945年5月，他们见到了从解放区来北平养病的刘旭东，便问刘：“经商营业，暂时维持生活，待机寻找组织关系，是否可以？”刘答：“暂时维持可以”。于是姬振祥、齐兆伦与关俊彦一起组织大厦公司，表面上经商，实际上是和出狱难友一起为党工作。在日本投降前后，为营救在押人员，准备住处，筹集路费，为解放区购买盐、药品、橡胶制品、电讯器材，并成为地下交通联络点，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参加抗战。

“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9月下旬，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在平西莲花寺先后4次接见了关俊彦、吕谔、姚先萌和王寿俊，详细审查了他们被捕的经过和被捕后的表现。11月初，关俊彦到沈阳见到了彭真，经东北局批准恢复了党籍，介绍到吉林省委并被派回延边。

1945年11月20日，第一次延边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选举产生了吉林省延边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并接管了伪间岛省长尹泰东主持的“间岛临时政府”，成立吉林省延边行政监察专员公署，推选关俊彦为专员，董昆一为副专员。在这重大历史转折的关头，关俊彦、董昆一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边行政监察专员公署《告延边同胞书》，公布了“彻底肃清日伪残余和土匪，实行民主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内容的十大施政方针，号召延边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建设自由幸福的新延边而奋斗。

1948年6月17日，关俊彦受组织委派组建吉林省高等法院并担任院长。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吉林省解放区的司法审判工作。吉林省全境解放后，他协助党委积极筹建各县、市（旗）人民法院。到1949年底，全省已有2市1旗、14个县成立了人民法院，全面开展了人民政权的审判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公安、检察部门配合下，关俊彦率领省法院全体干部，指导全省各地人民法院投入了伟大的“镇反”斗争，充分发挥了审判工作的职能作用。1951年6月至9月的4个月时间，就依法惩办了汉奸、特务、政治土匪、反动武装分子、反动组织成员、叛变投敌及反革命杀人犯等，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定，保卫革命和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大作用。

1955年到1966年，关俊彦离开了法院，担任了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政协吉林省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为团结和推动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他担任省民盟领导职务后，听说机关办公室用房紧张，他就把自己的住房让出一部分，还把省政府配给他的专用轿车交民盟机关作公车用。他说，民盟成员多数是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车子应该给他们用。1960年，有一次关俊彦得了重病，组织决定让他入院治疗。医生检查时，发现关俊彦的内衣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打了补钉。一位医生开始怀疑地问，他是谁呀，旁边警卫人员说：“这是关副省长”。在场人员感慨万千，并从中受到了教育。1965年，组织上决定为他粉刷修理住房。关俊彦听说铺地板、刷墙，得花300元，心痛得不得了，说家属住的地方不要再破费了。所以只叫刷他的办公室，客厅和警卫室及家属住的地方都没有修理。一天，吴德和于克到他家，发现了这一情况后说：“你是锡伯族，客人多，外宾多，还是搞一下好”。这样才铺上了地板，全部粉刷一遍。

在负责民委、统战工作期间，他经常带领科长和秘书亲自选择满族和回族聚居的扶余（今松原市）、锡伯族聚居的前旗调查。在扶余调查时，他亲自深入到大安湖生产队，晚上就睡在农家的土炕上，一连住了好几天，当地老百姓和干部深受教育。他不顾年老体弱，主动听取省工交部门关于全省公路建设情况的汇报，并带干部亲自深入到基层，察看长春到农安、农安到前旗的公路，帮助省交通厅筹集资金，在很短时间内开通了两条路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方便了群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关俊彦已经是81岁高龄的老人，行动已经很不方便。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情况下，仍然关心吉林省的建设和统战工作，使许多同志备受感动。不幸的是在1971年1月9日，他带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满腹忧虑，永远地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吉林人民，终年86岁。

早期的革命者高士勤：高士勤 字精一，曾用名高永宽、高金一、高凌云，化名石琴、石金一，是复县（瓦房店市）早期的革命者之一，也是复县境内的一个影响较深的人物。生前曾任复县人民委员会副县长，复县政协副主席，旅大市（今大连市）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第三届人大代表等职。

高士勤1898年生于复州城东大河沿村高家沙坨子屯（今太阳升乡）一个锡伯族农民家庭，1918年毕业于复县县立中学（校址在复州城）。高世勤在校求学期间，受到社会上及学校里进步思想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朦胧的自尊心和反帝意识。1918年春天，英国人在复州城天齐庙前演无声电影，因为有史以来老百姓没有看过这新奇的玩意儿，所以买票人多而拥挤。英国人就此对观众态度蛮横，妄自尊大且恶语伤人，他便挺身而出，带领数十名同学据理力争。他不畏强暴敢与洋人争斗的精神使观众拍手称快。致使英国人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错。 

1918年，高士勤和他的同学孙祥麟（现复州城镇莲花村人）一道被分配在复县邹山咀（现新金县皮口镇八家村）两等小学（高、初等小学）任教员。因为孙祥麟在校读书时，为人正派，有正义感，有着浓厚的爱国思想，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对高士勤的进步影响也较深，他们之间，逐渐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志。

1924年，孙祥麟要到复县教育公所任文牍工作，高士勤任县第九小学（以下简称现就读小学）代理校长，此时，他开始研究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在讨论中，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大得人心的好话。

1925年3月孙祥麟和当年特支杨志云取得联系并介绍了高士勤入党，又通过大连特支将高的名单报往上海，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上海方面的回音。

同年，“五卅”惨案发生，全国各地掀起了声援上海同胞的运动高潮，此时县九小学的革命活动非常活跃，高士勤和孙祥麟一道首先在师生中宣传、演说，还在他们所办的平民夜校（包括铁路工人和部分市民参加）中，讲述了“五卅”惨案情况，大力宣传反帝爱国思想，进而多次召开上千人的大会。宣传发动工人及市民，号召铁路工人罢工，其目的是想让，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南满铁路中断运输，六月中旬，他们二人首先发动了县中小学的罢课游行斗争，同时组织了市民上街游行，以此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并且在师生工人和市民中的搞了募捐活动，共捐款三百余元直接汇至上海，救济遇难同胞。

在此期间高士勤还和孙祥麟一道组织了南满铁路瓦房店站百余名工人，为提高工资待遇开展了罢工斗争，时间达三、四天，迫使日本资本家为工人涨了工资，工人才复工。这次斗争是南满铁路最早的罢工斗争，使满洲铁路当局大为震惊。为此反动当局要捉拿孙祥麟，不久孙就离开复县去吉林省柳河县。这次斗争为后来奉天党支部欲组织南满铁路全线罢工奠定了基础。

1925年2月党中央林育南到大连时，对大连特支杨志云就有过交代，以后孙祥麟他们有什么危险，你们是要设法保护，因为高士勤在大连才有落脚地。

1926年2月，高士勤以瓦房店铁路工会的组织者身份，和大连地下党负责人、沙河口铁道工厂（现大连机车车辆厂前身）工学会负责人傅景阳（复县人），印刷工会负责人董秀峰一道去天津，参加了纪念“二七”大罢工三周年大会，会期十天左右。会后带回一些材料和进步书刊，他经常学习研究有关内容，使他的革命信心增强了。之后，他曾多次和上海地下党的活动机关联系，其方式是，普通书信的行间用药水密写彼此要交流的情况。上海方面经常讲一些进步书刊，如《新青年》，《中国青年》等，及至瓦房店“国民药房”（现瓦房店文澜桥东）。那时国民药房的后屋是高士勤从事革命活动的秘密地点。他对外联系时也从不用真名，有时用字称高精一，有时用别名高金一，有用化名石琴、石金一等。

天津会后，孙祥麟离开复县，复县的党组织又只剩高士勤一名党员了，于是，他开始注意发展革命力量，与三、四月间在瓦房店扩大了组织队伍。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又因为高士勤入党近一年时间，名单报到上海又没有回音，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经国民党员高子升、共产党员杨志云介绍，于“1926年春夏间，即加入了国民党又参加了共产党”，而且两党都有十人上下，是联名参加的（均无党证）。1926年，他将校刊《儿童花园》改称为《曙光》，以宣传革命、反帝反封建为宗旨。是年年末，校刊出版了第十二级学生《文字的纪念》一书，书中有一篇是学生李骏的《莫省长与民意》一文，文章直接抨击了奉天省代省长莫德惠（财政厅长）就职时，宣扬假民主的演说，文章说，所谓发扬民主是假的，所以民意是“政客民意”，同时指出要“将其打倒”，此书散发出去以后惊动了反动当局，代表保守势力的教育公所所长王坤，以此书“语多荒谬，意义不良”为由，网罗罪状将校长高士勤解职，责令倪书田代校长并查禁焚毁此书。此案还逐级上报至辽沈道尹佟兆元、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奉天省长张作霖的代理人莫德惠。辽沈道尹佟兆元，以“校长教员等不知尽心教务，竟敢提倡邪说”为由，即通令所属一体缉拿归案在高士勤离开复县之后，反动当局为限制县内各学校的革命活动，防止“赤化”活动蔓延，他们认为“赤化流毒甚于洪水猛兽”特制定《取缔赤化办法》五条款。就在反动当局一体查拿高士勤等人归案时，高士勤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农历一九二六年底）在大连地下党组织的保护下，离开瓦房店到大连增智学校任教，改名高永宽,同年4月担任了增智学校党支部书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高士勤以增智学校为阵地，经常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开展活动.和他一起活动的有共产党员孙广英、董秀峰等人，在大连地下党的领导下，油印出版了《大连人民》刊物，其内容主要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恶事实。印好后，他们便在晚上分头到各街道偷偷地从各商户书报投递口将材料投进去。

1927年7月下旬，大连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敌人破坏。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和皋被捕，接着敌人进行大搜捕，大搜捕中高士勤被拘留受审，敌人让他同邓和皋对峙，双方都佯装互不相识，邓和皋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真情，保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敌人在查不到证据的情况下，将高士勤释放，高士勤在大连无法工作就回到老家。

1945年8月15日东北光复后，经他的老同志孙祥麟的介绍到人民政府工作，历任复县联合中学教务处长（及教导主任），旅大市教育局教材编委会成员，大连女中教员、校长、复县人民政府教育科长，复县二中学校校长、副县长等职。1973年高士勤因病去世,终年76岁。

锡伯族抗日志士佟锡久:佟锡久，姓佟佳氏，名香伶，字锡久，锡伯族，1892年生于辽宁省北镇县正安堡镇马市堡村，世人皆以锡久称。他为人性格豪爽刚直，不畏强暴，二十年代初，一年秋季，北镇县监督周余杰，坐马车途径马市堡，见正在拉秋粮的佟家大车裸马很壮，欲强行卸下一头骡子，借为其日拉一趟车，当被拒绝，佟锡久说:“私用我们不认识，公用请到村公所去要！”周气愤而去，不久附近石门子发现一具死尸，周即报复诬陷被佟所害，下令派警察来抓，佟没被抓去，后来，佟锡久联络全县士绅生告发周余杰，因贪赃枉法而被免职。

1930年，曾经各村屯推举为镇安堡村宝甲队副队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向辽西大举进攻，风云激变，人心惶惶，由沈阳逃出的大批难民，冲向关内，北镇县长王大中秉承国民党蒋介石的旨意，采取不抵抗态度，在县城十字街耶稣教堂召开各区代表会议，以办保甲、联庄会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向各区筹款，以便在日寇到来携款逃跑。当时有些士绅附会县长提议，但有一些代表其中就有二次代表佟锡久。三区代表冯中州等人坚决不同意，认为国难当头没有必要成立联庄会维持社会治安，而是应当组织群众抗日，保卫祖国，不当亡国奴，使会议不欢而散，王大中了解到佟锡久曾告倒过周监督，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冯中州，是个刚出门的大学生，思想禁锢，倾向抗日，于是把同冯视为眼中钉，第二天便单独邀请同冯到县府议事，佟锡久断定此去凶多吉少，没有出席，冯中州中计，以不服从中央命令，扰乱人心罪，当场击毙。

佟锡久闻讯后，愤慨已极，更激起他抗日决心，便辞去保甲副队长职务，置一家老小不顾，当时老小有十五口人，破家国难，决心发起抗日。他以自己平日在群众中的威望奔走于各村屯，首先对有枪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提出了为了不当亡国奴就拿的起枪来打日本，在他的宣传鼓励下，各地抗日义士纷纷来投，很快就组织起来一致抗日队伍，司令部就设在家大院，自任司令，报号“平日”，在院里竖起一面红色大旗，上书“平日救国军”。随风飘扬。

1931年日寇占领了沟帮子，北镇县城危急，全县国土危急！平日救国军与全县各路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齐集于北城镇下，要求县长抗日，当时集中了全县各路抗日力量达一万多人，把城围住，企图迫使官方抗日。此时的县长夏忠秀，不仅不答复爱国群众要求，而且秘密派人出去，暗与沟帮子日寇勾结，引狼入室。日军遂进犯北镇，用武力攻打围城义勇军，使已围城七天七夜的各路义勇军不得不撤离，使北镇县城落于日寇手中。

日寇占领北镇县城之后，为了扑灭抗日烈火，随即与当年农历腊月二十六日，调集了大批日伪军，向马市堡平日救国军司令部进行讨伐，佟锡久闻讯后立即组织队伍在马市堡屯南与日伪军展开了战斗，因寡不敌众，佟锡久不得不率部退到阜新境内榆树营子。敌人入村后，没抓到佟锡久，放火烧毁了佟家全部房屋、财产。在战斗中打死无辜群众母子二人。

继而佟锡久的抗日队伍就活动在阜新、黑山，台安一带。一九三二年四月，平日救国军被东北民众救国会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军、佟锡久被任命为旅长。

1932年6月，佟锡久联和台安抗日义勇军汇合了三千多人，活动在台安县桑林子，司令部住在商会办公室，一天驻大虎山日军司令部打来电话，询问“胡匪”情况——指义勇军，机警的佟锡久，认为时机已到，便于商会会长名义，同日军对方对话，骗得了日军来这里消灭“胡匪”。他当即把队伍埋伏在屯外路旁边河边的树林里，斩钉截铁地动员说：“国恨家仇，在此一战。”时间不长，日军开来四辆大卡车一百多人，进入伏击圈后，佟锡久一声枪响。“打”！立即爆豆式枪声群起，抗日将士，个个精神振奋，激战一个多小时，四辆卡车全被打坏，打死日军八十七人，几乎全军覆没，缴获一大批枪支弹药。此次战斗，义勇军只牺牲三名战士，取得了桑林子大捷，这是佟锡久带领队伍打得最漂亮一仗，给日军以严重打击。当日军又以十辆卡车三百多人来支援时，义勇军已转移，日寇恼羞成怒，对桑林子进行残酷的报复，将全屯房屋全部烧光。据说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桑林子战斗之后，佟锡久队伍军威大振，也激起了日军对佟锡久队伍的更加仇视。于是到处阻截追击。佟不得不再转战于阜新北镇一带。

1936年腊月三十，过年了，家家都要团聚。佟锡久潜回家中，同家人一起过年。那时，佟锡久家已在被烧毁的院内搭起了几间简陋的房子。家人在这里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这年的三十，夜空阴暗。北风飕飕，在日寇的铁蹄下，人们含着亡国的心酸，哪能有欢乐！也哪敢有欢乐！除夕之夜，却显得那么沉闷，人们偷偷围在炕上过除夕。佟家全家人也在灰暗的灯光下正在包饺子。突然，犬声狂吠。划破了夜空的沉寂，家家处于惊恐之中，枪响了。原来佟锡久回来已被仇家发现告发。当夜，日伪县警务科日本指导官率领伪军警数十人，闯进佟家院内，一脚踢开前门，先闯进三名伪军，佟锡久迅速把灯吹灭，一枪就把前面一人打死，后二人立即退回。他和长子佟国珠（“九一八”后从沈阳讲武堂回北镇参加抗日）一齐开枪射击，把日伪军警打出大院，掩护全家老小从西角门逃出，视一家人走远后，爷俩才从后墙跳出。不幸，佟锡久把腿摔坏了。这是，全院已燃起了大火，这帮野兽把佟家仅有的房屋财产第二次又给烧光了。

山路夜黑，国珠搀扶着父亲艰难地行走，在三道沟朋友家不敢收留，又转到小常屯朋友家，仍不敢收留，当时日军搜查很紧。并破格悬赏告密者，爷俩无奈走到侯屯北山，佟锡久的腿肿得很粗，伤势很重，难以行走了。于是便对国珠说：“我不行了。抗日未成，恨不能再打死几个鬼子，你走吧。你想法去关内找到抗日队伍。”国珠不忍，含泪说：“我一定把你带走，死也要死在一起。”佟厉声说：“当以国事为重，不能都去牺牲。”并说：“我死不要掩埋，日本人不见我尸首，还是株连全家，株连他人。”说后令国珠到高处望望有无动静，当国珠转身时，枪响了，一个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一个不屈服，为了不受日本人凌辱的人，一个锡伯族的硬汉子，为了表明自己抗日到底的决心，悲壮的自戕了，时年四十五岁。国珠抱起父亲尸体，痛哭一场。遵父命没有掩埋，背到附近一个破庙里。自己先到汪家坟外祖母家，后转到去青堆子火车站乘火车去了关内。

佟锡久，在国难当头之际，不顾个人居家安危，不惜拿出全部家财，投身于抗日，打击侵略者，最后为国捐躯，他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锡伯人，是中华民族的骄子，也是锡伯族的骄傲，他的为人，他的事迹，至今在北镇的群众中还广为流传，佟锡久的光辉形象，永远存在于锡伯人的心中，存在于北镇广大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