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联军里的女团政委关碧云：关碧云原名关玉梅，后改李芳，1909年出生于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镇盘古台村。关玉梅1926年与本村陶惠鸣结婚，当时陶已加入共青团，婚后经常给关玉梅讲革命道理，在陶惠鸣的启发下，关玉梅觉悟提高很快，1927年春也加入了共青团，从此沈阳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队伍中，又增加一名锡伯族女战士。

1928年7月，在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共青团满洲省委成立。陶惠鸣被选为团省委组织委员。当时陶惠鸣，关碧云夫妇住在工业区、团省委秘密机关就设在他们家里，陶惠鸣担负领导全东北青年工作重任。关碧云则受组织委托，以家庭妇女身份掩护机关、掩护同志。张任光、刘少奇、铙漱石等几位团省委书记都曾住在他家办公。他还负责给住机关的同志做饭，同志们开会，他给放风，有时领导同志不在家，她还负责接待来接头的同志，转达领导同志指示等。当时还出去贴标语，撒传单。如1928年8月的一天，她曾和铙漱石扮作假夫妻到日本站（今沈阳站）前悦来客栈楼上撤传单，她圆满完成了任务，而且机智地脱身。传单撒到日本站前头，这对当时的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是个很沉重的打击，而且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1930年4月12日，“反帝大同盟”成员杜兰亭被捕叛变，19日团省委机关便遭破坏，团市委书记铙漱石等同志被捕，关碧云同志也在其中，在敌人搜查时，她机智地毁掉了上级通讯处和传单等。在敌人审讯时，她装作什么也不懂的家庭妇女，一问三不知，使敌人从她嘴里什么也没得到。后来敌人将她押回家中，企图诱捕更多革命者，回家后她故意又挑水，又要劈柴。做饭时故意弄的满屋是烟，将看押的敌人呛得流鼻涕淌眼泪，连声咳嗽，不得不躲到外面去，她趁机抱孩子跳后窗逃跑，跑出去之后，千方百计找到上级组织，汇报了情况，使组织免遭更大的损失，他亲自到她所知道的联络点送信、使郝俊夫等同志得以及时躲避。经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同年5月被吸收入党。

同年夏，因在沈阳不便于工作，与陶惠鸣一起派往营口工作，在营口、她化名“老乡”。为营口市党支部干事会成员，和书记欧阳强等同志一起，先后发展了四、五名党员和80多名工会会员，使营口的工人运动有很大起色。同年冬，她又被派往哈尔滨特委，化名“王妈”扮作保姆作掩护机关工作。年底又被派往满洲里国际交通站，和站负责人季中发扮假夫妻，以开“晋丰泰”杂货铺为名，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在此期间，他们曾掩护大批出国和回国同志安全过境。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各族人民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当时国内派往苏联共产国际培训和培训后回国的过境干部非常多，而日寇对中苏国境又封锁的特别严，所以交通站的任务既繁重又艰巨，关碧云同志积极、热情、沉着、大方，与周围群众关系处的非常好，掩护工作非常出色，使交通站一直安然无恙，在她的有力配合与掩护下，交通站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5月，组织送关碧云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学习两年后于1936年被派回国，到抗日联军二军工作，军长周保中同志亲自安排他到二师四团任政委，并兼道南特委委员、妇委书记等职，当时正时抗日斗争艰苦阶段，他和团长侯国中一起，带领抗日队伍克服重重困难、在宁安、穆棱等地、坚持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斗争，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

1936年12月，随二师政委王润成同志在苏联找中共代表团请示工作。到苏联后，被苏政府误会以“日寇侦探嫌疑”为名，由内务部逮捕冤狱五年。出狱后在苏联当工人。1954年回国。

1957年经北京市市委组织部审查后恢复党籍。并安排到蛟河煤矿医院监委工作，后来又被下放到托儿所担任保育员，又被调到舒兰矿务局搞肃反工作。1959年，被任命为舒兰矿务局工会副主席。1963年因病离职休养，1982年办理退休。1987年9月24日，关碧云因淋病在舒兰逝世，享年81岁。

不屈的抗日烈士温富林：温富林 1901生于辽宁省岫岩县大营子镇火石岭村后荒沟的一个锡伯族农民家庭。在家种过地，赶过大车,还在丝房子当过帐房先生。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日本侵略军占领安东（今丹东）地区后，不到一个月，抗日民族英雄邓铁梅就在岫岩县东北的朝阳乡小汤沟村顾家堡子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之后，分别以尖山窑（今大营子镇）、岫岩城为根据地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4月，邓铁梅抗日支队在大营子街建立了军官学校，温富林成为军官学校学员，毕业后到铁梅支队司令部当副官、代副官长，辅佐邓司令处理日常事务。当时司令部设在大营子，在邓铁梅司令的指挥下，主动出击，攻打龙王庙、岫岩城、关门山、砂岗子、哨子河、洋河以及保卫大营子等战斗。温富林与日军作战几十次，转战凤城、岫岩、庄河等地当时称“三角抗区”,屡创日军，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威震辽东，使敌人闻风丧胆，不得不增加兵力。1933年秋，司令部撤离大营子，开始打游击，后荒沟是邓铁梅支队游击活动地区，印刷厂也迁至此地。1934年农历正月14日，被任命为独立团团长的温富林，率领部队后撤到荒沟一带打游击，住在沟里北台子村时，被奸细告密，日军在夜间巡查时被俘获。由温富润和温玉楼带着温富林年仅13岁长子温玉德，机智的从其西厢房后窗跳出，抄近路给司令部报信，使邓铁梅同志脱险。温富林被俘后，受尽各种酷刑，灌凉水，灌辣椒面，全身被打得皮开肉绽，青紫难分，几次晕过去又泼凉水醒过来，脚脖上带着沉重的脚镣，日军出发时将他拴在大车后拖着走。由于温富林坚贞不屈，顽强的与敌人斗争，敌人在无法制服的情况下，于正月二十八日上午，在吴家岭的松树林里，用刺刀刺了30多刀，这位抗日志士英勇就义。

1989年，经辽宁省政府批准，“温富林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烈士，特发此证，以资鼓励”。

1991年4月5日，岫岩县大营子镇人民政府为温富林革命烈士立碑，并举行了隆重仪式。

温富林烈士之墓碑文：

温富林，男，一九零一年生于火石岭村后荒沟，九一八事变后，他不忍祖国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决心抗日复土，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参加了邓铁梅领导的苗可秀组建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曾任司令部副官长、独立团长等职，在凤（城）、岫（岩)、庄（河）三角地区参加了几十次战斗，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一九三四年正月十四日夜间巡查时被俘，受尽了敌人的酷刑，他勇敢顽强，坚贞不屈，于同月二十八日被日军杀害，时年三十四岁。

温富林烈士永垂不朽

大营子镇人民政府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

东北军起义的旅长关靖寰。关靖寰，又名关文英，1903生于奉天省(今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尹家乡小营子村。

关靖寰为家中长子，自幼随伯父读私塾，后因其父过早去世，家境贫寒辍学务农.1926年聪颖好学的关靖寰考取了沈阳师范讲习所公费生，开始接受新思想启萌。为了实现立志报国的愿望，后于1927年1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七期学习，1928年8月毕业，服役于东北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陷，日军践踏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同胞们背井离乡，家破人亡。此时，关靖寰内心极度悲愤，看透了蒋介石对日本消极不抵抗的真面目和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反动本性。他开始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寻求救国之路。为抗击日军他参加了山海关、热河、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战役。1937年“七七”事变后转战华北各地和苏鲁战区，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1938年，关靖寰到东北军第57军111师后，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使他思想发生极大变化。1939年9月关靖寰在中共特别党员、111师师长常恩多的指引下，与当时111师内中共地下党和积极主张抗日的进步军官共同发动了“九二二”锄奸运动，沉重地打击了缪澄流反动亲日顽固派的嚣张气焰，扭转了苏鲁战区内战与伪化的危急局面。1941年关靖寰任东北军第57军111师333旅666团团长。1942年8月3日,在常恩多师长指挥下，与万毅、郭维成等共同率111师在山东省莒南县十字路纸坊村起义。任该师333旅长,期间与111师内背叛起义的反动顽固派进行数天的激烈战斗，最终带领近3000名官兵投奔八路军参加革命。之后，又率队伍与八路军山东纵队115师联合发动了三保甲子山战役，给予顽固派孙焕彩部以毁灭性打击，摧毁了于学忠国民党鲁南总部，扩大巩固了山东解放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亲自到111师慰问。罗荣桓指出，111师起义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气焰嚣张，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发动的，事件震惊中外，给予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为八路军控制甲子山地区，迅速改变敌我态势，扩大巩固山东解放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起义之后，关靖寰先后担任八路军山东军区新111师333旅旅长、新111师干部学校校长、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参谋长。1943年7月经山东分局谷牧、王振乾介绍，中共中央批准，关靖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2月调入八路军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教育长兼山东军区教育团教育长，为我军培训了大批军事干部。后来，这批干部成为我军的骨干力量。1945年“八一五” 日本投降后，他接到山东军区命令，调任新组建的东北挺进纵队一纵队参谋长，率部队由山东胶济线平渡渡口登船渡海，抵达辽宁省兴城县菊花岛海域登陆，进军东北，参加东北解放区建设。1945年9月——1946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他组办东北军政干部学校任教育长。

1946年春，中共东北局书记陈云找关靖寰谈话，“黑龙江省委书记王鹤寿要一个军区参谋长，你就到那任参谋长吧！”从1946年4月起，关靖寰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黑龙江省军区参谋长。1947年1月，任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第一军分区（北安分区）副司令员。同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第一地区委员会委员。1947年6月又恢复黑龙江省委及军区，关靖寰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当时东北全境内各级党政组织刚刚建立，根据地政权尚未巩固，有大股土匪活动，少数顽匪窜入深山，其中最大一股土匪为黑河地区刘山东。军区主要任务是剿匪。5月中旬，关靖寰与副司令员王钧率海伦警三旅骑兵大队和王春生骑兵团进入黑河县与逊克县一带山区剿匪。7月中旬西满军区黄克城、李富春派黑龙江军区司令员洪学智带“独立一团”进入黑河统一组织剿匪，开发黑河生产资源。关靖寰奉命协助黑河部队筹集物资给养并指挥各县级武装剿匪，参加龙江地区土改工作和基层政权建设。

1948年10月，关靖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整训第三师师长。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关靖寰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黑龙江一线由关靖寰及龙江军区参谋长李英武、政治部主任黄惠民组成指挥部，带4个整训团到长春以南担任阻击长春突围或沈阳北上之敌的任务。长春解放后，奉命参加辽沈战役。沈阳解放之后，关靖寰的整训三师后改编为一六九师，收容训练了“第四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收编的国民党俘虏官兵1万余人，补充部队。1949年北京解放后，4月调华北军区建制，担负卫戍北京的任务。

1950年7月，关靖寰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同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侵略朝鲜，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美国飞机狂轰滥炸使公路、铁路、桥梁，破坏严重，给后勤供应造成困堆，影响前方部队的推进。1951年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前方后勤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正式成立辑安口岸东北军区后勤部辑安办事处，由关靖寰任站长，任务是保证运输和前方物资供应。1951年3月关靖寰正式任中国人民志愿军辑安办事处主任。他到任后，提出“建成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战斗口号，调集工兵抢修炸断的公路、铁路、桥梁，组织人力，协调物资供应，抢运救治伤员，从根本上扭转了战争初期辑安口岸混乱局面，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保障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1952年办事处由辑安移至通化。同年3月关靖寰出任东北军区后勤部第一办事处主任。

1954年春，办事处工作结束。同年9月初关靖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195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省军区党委常委。同时从1955年2月起，任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时授予大校军衔。

1958年4月，关靖寰从部队转业到吉林省政府任吉林省水利厅厅长、党组书记。到任后，他组织召开了吉林省水利工作会议，确定重点兴建石头口门、星星哨、新立城、海龙、亮甲山、太平池、察尔森等八座水库，扩建二龙山水库。当年就有6座水库开工。1959年9月，鸭绿江中游中朝两国共建的云峰水库亦开工。在吉林省境内包括大中水库建设，江河开发，防汛抗旱，水土保持等各项水利建设出现蓬勃发展新局面。此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水利事业发展最快时期，奠定了吉林省水利工程建设的基础。1964年2月任吉林省林业厅厅长、党组书记。他为了建设吉林省人民的美好家园，跋山涉水，深入水利工地、原始森林，与当地各族干部、工人、农民群众精心描绘吉林省治水兴林的美好蓝图。他的足迹遍布了全省境内的湖泊山川、江河水库、森林草场，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关靖寰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89年，因病在长春逝世，终年87岁。中央领导谷牧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大学里党的地下工作者高云飞:高云飞 原名高祥麟。1910生于辽宁省复县太阳升乡邓家沟村。大学学历，中共党员，原沈阳市税务局顾问,行政10级。

高云飞于1929年就读奉天第二工科高中，1934年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政治经济系，在大学里就积极做党的地下工作，1944年因祖父病重回家看望又因时局关系未能返校，1945年“八一五” 东北光复后，历任旅大市财政局科长、副局长；沈阳市税务局副局长、顾问等职。1958年以来，连续被选为沈阳市第3—9届人大代表，连任沈阳市第8—9届人大副主任，同时被选为市政协委员和市民委委员。1986年4月3日病逝。享年75岁。

高云飞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正是日本大举进攻中国之时。这位锡伯族青年，当即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加入了“社会科学联盟”，参加过大学学联组织的抗日游行示威,印发抗日救国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在支持国民党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战斗中，大学校舍被日军烧毁，迁到大同大学后，继续做党的宣传工作。在中国公学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下，于1932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党组织派他到上海法学院“借读”，建立了“读书会”，扩大了党组织，建立了法学院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以后又在徐家汇、法南区委任宣传干事、宣传部长。1934年大学毕业后，继续留在上海大山地毯厂做党的秘密工作。高云飞在做财税工作中“积极热情，坚持原则，富有创造性。”解放初期，运用他在大学中学到的理论，结合社会经济的实际，创造出一套成功的经验。1949年在任旅大行政公署税务总局副局长时，参加了财政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税务会议。大会指定了大连实行的三种税征方法和“地区责任制”的征税方案。朱德副主席接见了高云飞，并握着他的手说：“旅大的作法可以在全国推行”。

1984年他撰写的《从事税收工作的回忆》一文，刊登在1985年《中国税务》杂志第一期上。高云飞还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他的书法水平很高。1950年，他为大连新建公园题写了“劳动公园”4个大字。1984年为庆祝建国35周年，在北京举办中国老年书画展上，展出他的《德政普天雨，桃李满园春》作品，受到好评。

1986年因患癌症手术，直到逝世前还念念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病房中为子女们书写了“为人民服务”的条幅，这竟成为他给子女留下的惟一宝贵的遗产，成为子女们的座右铭，也是激励锡伯族同胞的座右铭。

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悼词中对高云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早在30年代初，高云飞就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追求进步，探索革命真理，热情地参加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几十年来，高云飞主要从事税务工作，在这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以自己的勤奋工作，维护党的财税政策，为新中国的财政，税收建设做出贡献。在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高云飞不顾年老体弱，兢兢业业，实干苦干，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把人大常委会建设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倾注了全部心血。”

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苏文:苏文  姓瓜尔佳，名鹏飞，1916生于辽宁省开原市八宝乡大湾屯。高中学历，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国家物资总局国防军工局局长。1983年离休。2008年病逝。享年93岁

苏文在幼年就受到民族教育，祖父裕廷，清末任马甲，隶属满八旗的正黄旗，父亲俊灵读过旧私塾，壮年谢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苏文正值学生时代，1933年毕业于开原育斌中学，年仅17岁的苏文，不甘心当亡国奴，和同学张冠军（原大连市民政局局长），李春英（原晋察冀边区警备团总支书记）一起逃离家乡到北平，考入北平东北中学。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又踏进了华北大地，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步步退让，还大打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穷苦的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激起爱国青年的愤慨。

1935年，苏文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在东北中学发动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族危亡之秋，经该校王一夫先生（建国后为民政部副部长）介绍，和于立晓（山东人）同学去西安参加张学良办的学兵队一连当兵，12月12日（即双12）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的学生被分配到原东北军各师、团做政治工作，代替了原国民党的政治训育员。苏文被分配到106师618团做宣传员。二二事变后，在陕西省凤翔、宝鸡一线和国民党肖之楚部对峙。当苏文和安子文等察觉到该师已投降蒋介石后，便化装逃往延安，于1937年2月，参加了红军抗日军政大学。“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红军编为八路军，抗大第二期宣布毕业。为了适应白区工作的需要，苏文又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9月，调入陕甘宁边区完边县的回蒙学校任校长，1938年2月转入新建的宁夏省工作委员会，被派到“宁夏王”马鸿逵所属的第一旅，做该旅旅长马英才的工作，在该旅二团任准尉书记。两个月后马英才调走，因无工作对象撤出该旅，到宁夏平罗县完小当教员。因被马鸿逵的特务查缉，工委书记李仰南通知他撤回延安，同年9月由边区少委王若飞同志决定，再次去宁夏，在中宁县当教员，因无法找到工作又回陕北，经中组部分配到豫西.当时刘少奇同志正在豫西处理“红旗党”问题，住在八路军兵站部渑池分部。此时中央决定地方组织和兵站分开，苏文被分到前总兵站当科员。1941年太行区精兵简政，被分到冀鲁豫军区供给部财政科当会计，同年10月派到红河支队供给处任财政股长，供管股长，团供给主任。1945年4月调到豫东军分区供给处任副处长。“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被派到东北，任沈阳市皇姑区工业管理委员会主任，11月到辽阳接收日军辽阳炸药厂，后改为东北兵工第七厂，苏文任厂长。1946年3月撤到东满延边，石岘兵工第六厂任厂长，又任东北军工部材料处处长.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接收国民党九零兵工厂，改为沈阳兵工总厂，任经理处处长。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施行，苏文被调到太原245厂任筹备组组长，后改为主任，同年调到兰州805厂任筹备处主任。1956年去苏联学习，1957年回国继任厂长。1959年反右倾时，苏文被甘肃省委定为严重右倾，免于处分（1962年彻底平反）。1960年国务院组建国家物资部时，因过去长期做军工材料供应工作，由经委副主任的岗位上被推荐调到物资部任七局副局长、局长。1964年冬任物资部天津四清工作团副团长。1967年被结合为物资部七局革委会主任。1968年5月物资部撤销到河南罗山“五七”学校任指导员生、产组长。1970年苏文调内蒙军区国防工业办公室任第一主任。1975年工业办归地方时任主任；1978年调到国家地震局任政治部主任，后又调到物资总局国防军工局任局长。1983年离休，副部级待遇，1989年为行政8级。

苏文同志说：我是个平凡的人。从参加革命到离休，数十年的革命历程，也是同我这个人一样，不过是革命这架大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战士，仅仅尽自己的所能和力量贡献给党的事业，就是我走的路。                     

江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傅雨田:傅雨田,原名傅文钟，1915年生于辽宁省新民县老河牛录。1920年起在本村读小学，1924年起在新民县城读高小、师范中学，1927年夏到沈阳成城中学、平旦中学上学，1930年秋入沈阳第一高级中学学习。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9年秋，他仅14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斗争，跟着一位共产党员在沈阳街头书写“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境”等标语。1931年9月，在北平（今北京） 任互济会交通员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儿童局干事，在学生、工人、士兵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6月，因叛徒告密，年仅17岁的傅雨田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拘捕入狱。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下，与难友们一起同敌人进行了长达3年多针锋相对的斗争。面对严刑拷打和残酷审讯，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机智勇敢地传递党的情报，积极参加反“反省”和绝食斗争；在“狱中党校”学习革命理论，进一步增强了共产主义信念，提高了革命理论水平。经过狱中斗争的严格考验，1934年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10月，傅雨田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被分配到绥东前线兴和县工作。不久转到太原牺盟会市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先后任山西抗日牺牲救国同盟会常委、太原市委组织部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一纵队大队（营）教导员、总队（团）政委、纵队（旅）政治部主任、三纵队（旅）政委。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傅雨田遵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工作，并带领部队英勇奋战。在战斗中负伤，血流不止也不下火线。终生在他小腿骨头里残留着敌人的手榴弹弹片。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者，为部队的建设和抗日斗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1年春，傅雨田赴延安。先后在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3年调中央党校二部工作，任秘书科长、组教科长。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在整风运动中，他协助领导用“畅所欲言”的形式进行学习，在中央党校二部未出现所谓“抢救运动”中某些残酷斗争的严重后果，受到好评。1945年5月，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傅雨田随大批干部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辽宁省新民县委书记、新民中心县委书记、辽西一、五地委书记、省委后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他在任期间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东北解放的伟大进程中，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废除地主封建剥削，组织后方支前等工作，展现了他的领导才干。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和建国初期，傅雨田先后任辽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副书记。在此期间，主持过辽西省委党校工作，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兼任省总工会主席。1952年7月至1955年12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直属长春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他按照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的要求，倾注心血、智慧和胆识，为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政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国“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建设时期，领导和指挥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亲自担任一汽项目的指挥长。他是我党较早熟悉城市工作和现代工业建设的领导干部之一。1956年1月至1958年9月，傅雨田担任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副局长、中央城市建设部部长助理。

1958年10月，傅雨田调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并先后兼任自治区建委主任和科委主任。他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过很多有价值的专题报告。在工业重点项目建设、城市规划布局和文教、科技事业等方面，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为广西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至今仍受到当地群众干部的怀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傅雨田受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但他始终保持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12月，傅雨田调任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在恢复建立省人民政府时，被选为省政府常务副省长。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他怀着追回岁月的心情，不顾年逾花甲，夜以继日创造性的工作。为在江西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在全省农村工作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主张正确，旗帜鲜明。他主持全省工交战线工作，认真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结构调整、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提高经济效益和加强工交战线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符合实际的意见。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当时煤电运的紧张和消费品短缺等薄弱环节，以及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他抓住不放，亲自协调，主持制定工作措施。多次深入贵溪冶炼厂、丰城煤矿等厂矿企业，调查研究，解决难点问题，还不顾年迈，下到矿井中，检查工作，慰问群众。在江西光学仪器厂等军工企业军转民的过程中，他果断决策，争取中央和各方面的支持，为江西一大批工业骨干企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2年9月后，他还担任了省人事安排小组组长、省整党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职务，为江西省大力推进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在1983年机构改革中，他认真执行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向省委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视野和公道正派的作风，深得群众干部的钦佩和赞誉。

傅雨田经常说：“我们做工作，说到底是为群众办事，为人民谋幸福。所以，一定要时刻想着群众，尤其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冷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在自己的工作中倾注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如此。例如：在上下班的路上或出差的路上，遇有路边急病或受伤的群众，他总要工作人员先开车送人到医院然后再去赶路。他多次用自己的钱资助生病住院的群众和农村灾民。他经常在晚饭后一个人到离住处不远的工厂宿舍走访，了解职工的生产生活情况。1981年 11 月全国钨业科技工作会议在江西大余西华山钨矿召开期间，一位女职工要赶去福建前线与一军人结婚买不到车票而心急火燎时，傅雨田便让她坐自己的小车直接到南昌转车去福建。他还采取多种方式与广大群众广泛接触、交朋友。

傅雨田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许多干部、职工和群众对他的评价是“清正廉明勤俭朴素的楷模”。1979年，江西曾产过庐山牌手表，因市场紧俏，有关部门给他这位主管工交工作的省委书记送来几张优购票，秘书向他汇报后他便说：“我不要，你们也别要；写封感谢信，把这些票原封送回去。”1979年8月，他到一个煤矿检查工作，午餐时，一看摆上了白酒便生气地对矿领导说：“不是说了吗？不上酒，四菜一汤，还要付款，怎么又上了酒呢？！”撤了酒他才开始进餐。傅雨田对自己的子女、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为他们谋取特殊照顾和待遇。他的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回来探亲，想到景德镇看看，顺便买点瓷器餐具，有人给写了封介绍信，他知道后则严厉批评，并把介绍信撕碎扔到地上。节日发给领导同志的电影票或戏票，他没空去看也不准子女去看，子女要看也得另外买票，更不准坐他的车子去看。他平时衣食住行很俭朴，安步当车，粗茶淡饭，布衣布鞋。大热天，一把蒲扇代替空调、电扇。有次江西美术出版社开展《小猕猴》夏令营活动，一位社长去他家请他去讲话，当时他衣着俭朴正在宿舍大门口扫地，这位社长一时竟以为他是环卫工人，便问他“傅书记是住在这里吗？”

为响应党的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推进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号召，傅雨田多次向中央写信，主动要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2年，他担任江西省顾问委员会筹备组组长后，负责筹备顾问委员会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支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无论在领导岗位上，还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始终如一地重视理论学习和研究工作，平时手不释卷，刻苦学习。他十分关心支持省直属的经济研究所的组建和研究工作，担任江西省经济学会会长一职。他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研究和探讨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并多次主持学术研讨，倡导解放思想，打破禁区。1989年，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总结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的思考，撰写了不少文章与工作意见、建议。晚年，还担任了《当代中国的江西》的主编、编审小组组长和《当代江西简史》主编，为共和国史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十分关心年青一代的成长，关心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是江西省第一所民办高校赣江大学的创立者，亲自担任董事会董事长。傅雨田也十分关心锡伯族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十分关心家乡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傅雨田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从无抱怨，高风亮节，光明磊落，勤勤恳恳，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最终病倒在工作之中。他在患病住院的日子里，他以惊人的意志与病魔斗争，坚持学习。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党风廉政建设，关心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2003年病逝享年88岁, 傅雨田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特请傅雨田的秘书刘国藏文）

造炮第一功臣何均平:何均平，原名何智君，1921年6月生于沈阳市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现为沈阳军区司令部离休干部。

1943年毕业于伪满奉天工业大学机械系。1944年11月从日本统治的东北冒着生命危险跑到冀东参加革命，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1945年9月在华北联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在晋察冀边区政府担任姚依林同志的秘书，1947年7月任大连炮弹引信厂副厂长，与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的吴运铎同志（时任厂长）共同领导该厂工作。1947年11月，任东北军区军工部工程处助理员。1947年末，东北军区军工部何长工部长亲自给予何均平一项艰巨的任务，为满足我军在东北战场作战之急需，务必在3个月以内，突击仿制1000门60毫米迫击炮（简称60炮）。时间紧，要求高，难度大，任务十分艰巨。何均平急前线所急，面对困难，毫不退缩，他凭借着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专业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出众的组织协调能力，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一方面自己动手分解、拆卸60炮零部件，反复分析结构原理，精心测量、计算、绘制各种零件的加工图纸和整炮的总装图纸；另一方面，及时果断地主动向哈尔滨市市长姚斌同志汇报，请求予以支持。姚市长亲自动员调动了哈尔滨市30多家工厂，统一归何均平组织指挥，直接参与这项工程。尽管这样，炮用瞄准镜仍无厂家能做。他费尽周折，最后找到一家俄罗斯人经营的精密仪器厂解决了这个难题。就这样，从设计图纸、寻找厂家、筹集材料、签订合同、监控质量、组装试射、批量生产到检查验收，都由何均平全面负责，全程控制。3个月中，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和阻力，奇迹般地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任务，并迅速装备部队。何均平作为“造炮第一功臣”，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10月东北解放后，何均平于1949年担任沈阳“五四”兵工厂副厂长、厂长；1954年调入沈阳军区工程兵，先后任工程处副处长、计划处处长；1970年任装备部副部长，1983年离休。

何均平于1955年被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校军衔，1960年晋升中校。1956年获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中央军委颁发的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

（本文根据那启明等著，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的《中国锡伯人》统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