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关于锡伯文的的教学及使用问题，成了大家议论的热门话题．有人为锡伯语文的衰落忧心如焚，夜不成寐；有人以未来主义的豁达态度泰然处之，说要顺其自然。自然，也有很多清醒之士，既没有焦虑，也没有消沉，而是在认真地思考着，寻求出路，谋划着解决的办法。这些人中，既有以拯救自己民族语言文字为己任，想有所作为的务实派，也有只是发发议论，而不见动静的清议派。面对这些议论，我不由想起早已被人遗忘的广禄先生。

    1971年12月，东亚阿尔泰学会第四届会议在台湾召开，一位台湾老学者以《锡伯族由盛京迁徙新疆伊犁的历史》为题作了专题发言，引起众多国际满学家的震惊。之所以震惊，主要是因为他的满语发言令大家耳目一新。在辛亥革命60年后，在满族人差不多都已不会讲满语的情况下，在台湾这样一个小岛上居然有人会讲如此流利的满语，自然令人震惊：这位学者就是广禄先生，原籍为新疆锡伯族，他是台湾大学教授兼满文专家。

关于广禄其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熟悉，但锡伯老人都知道他。他是察布查尔纳达齐牛录人，姓孔古尔，是清末锡伯营最后一位领队大臣富勒怙伦的长子，出生于1900年，在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他离开家乡到北京俄文法政学校学习，他是新疆锡伯族第一个到内地求学的人。他毕业后曾回新疆工作，帮助杨增新处理过十月革命时期逃入新疆的俄国难民事件和中俄边境纠纷，曾参与负责新疆公路建设、购买汽车组建新疆第一支汽车运输队和乌鲁木齐至伊犁的电话线架设工程等；后来他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在金树仁时期出任新疆驻南京政府的代表。1930年，他以新疆特使身份赴南京给国民党中央政府献制国玺的新疆特产羊脂玉，受到蒋介石的接见，此举曾经成为当时南京及京、津、沪等地各大报纸和电台的特大新闻，广禄也由此身价倍增，名声远扬。他还出任过中国驻苏联斋桑、阿拉木图、塔什干的领事和总领事。1949年，随同国民党政府一起去了台湾，在那里终其一生。

    在台湾的后半生里，广禄一直是“立法委员”，同时他开始涉足满文档案的整理研究。国民党政府往台湾撤退时，曾带去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中清代满文档案尤其珍贵，在台湾修建了一座故宫博物院，广招学者名流进行研究。广禄由政客而学者，半途弃政从文．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在60年代末，他与李学智合作，首次整理出版了《旧满洲档》，接着出版了《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译注》等一批重要文献，对国际满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他本人也成为故宫博物院的资深研究员和台湾大学教授。

以上是广禄先生的简历，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和政治立场，自有定论；之所以想起他，是因为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离开家乡，在外奔波从政大半辈子，到台湾以后，在只有唯一一户锡伯族的情况下，他仍然不忘记自己的民族，不忘记自己的语言文字，不但自己从事研究工作，还坚持叫自己的家人——夫人和两个儿子说锡伯语、学满文，从事满文满语的宣传和传授工作，至死不渝地坚守住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实在令人敬佩。他去世后，他的夫人和两个儿子都曾来新疆探亲祭祖，都会讲锡伯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的一个儿子在台湾至从事满文研究工作，80年代末就研发出满文计算机排版印刷系统，90年代初，用计算机排版出版过《喀什噶尔之歌》、《满语故事译碎》等满文图书，成为满学界称道的一件美事，我见过其中一本（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印行），其满文字体有雍正朝风格，潇洒大方，雄浑沉稳，令人赏心悦目。广禄的夫人也是满学界的一位活跃分子，经常撰文介绍锡伯族历史、文化、风俗及锡伯族文学作品等。

广禄还广招海外学生，给日本、韩国人和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老外教授满文，虽不能说桃李满天下，但称高徒盈门并不为过。他给这些外国学生讲课的录音磁带，曾于“文革”结束后传到察布查尔，他的流利的锡伯语曾感动过不少人。当时在我们这里锡伯文教学停止已18年了，而在海峡那边仍有人在教锡伯（满）文，令人感触很深。

像广禄先生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也不少。在察布查尔农村的许多锡伯族老人，常常为锡伯文的行将失传而摇头叹息，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有些有识之士也为此奔走呼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说服人，感染人。比如伊克津太老人，一生从事锡伯文的教学、创作和出版工作，教子女学习锡伯文，在他进入古稀之年而又病魔缠身的情况下，仍然笔耕不辍。前年，他同杨震远（已作古）和富伦泰二老一起编译出版一本《锡汉教学词典》，供小学师生教学之用，最近听说又编写了一本《锡伯文速成学习课本》，想为青年人的锡伯文扫肓做点贡献。像他这样的人，在城镇锡伯族中也不乏其人，家里坚持说锡伯语，鼓励子女学锡伯文，参加锡伯族的各种联谊活动。可以说，他们属于务实派。也有一些人，对锡伯文的衰微表示担忧，碰到人们议论此事，也慷慨陈词，说锡伯文不能丢，应该学习，祖宗传下的遗产岂能丢！但只是说说丽已，并不想在自己家里和子女身上付诸实践，任由子女只讲汉语不说锡伯语；说到教自己的子女学锡伯文；只是耸耸肩膀，表示做不到。我倒是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不说大话，也不发表激昂的言论，却在悄无声息地实践着：家里讲自己的语言，教子女说锡伯话，有的还自己在学习锡伯文，学唱锡伯语歌曲。有些同汉族结婚的人，也在教孩子说日常锡伯语。令人不解的是，有些纯锡伯族家庭，只讲汉语而不说锡伯语，讲汉语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一种荣耀。

察布查尔地区锡伯文教学确实令人堪忧，其实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的困难也不少。面对这种困境怎么办？我以为光指责、发议论无济于事，重要的在于采取实际行动。既然有那么多人都不想、不愿失去自己的文字，为什么不立即行动起来做些实际的工作呢？比如像广禄先生那样，从自己做起，从自己的子女做起，讲锡伯语，学锡伯文。不为别的，不为大家都成为锡伯文或满学专家，只是为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不至于失传、绝种。过去常听到家乡的同胞说，你们老说锡伯文不学不行，你们城里的锡伯族为什么不学？最近又听一位年轻人说，老人天天念叨学习锡伯文的重要性，可是他们的子女有几个能讲锡伯语识锡伯文的？这话确实令我们惭愧，因为我们都没有能做到，无权说别人。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自己先做到了，你不说也是为人师表，自己没有做或做不到，还要去说别人，这就成为“患”了，不仅说的话没有份量，不能让人服气，也令人厌烦。所以，我以为少发议论，多做实事，这是当前最要紧的。好在我们现在的环境和条件比广禄先生独自在台湾的处境好的多，还有优越的政策保彰，国家支持，何患做不到！锡伯族文化中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学习，勇于进取。常听同胞们讲这个，并以会讲多少种语言为荣，这自然值得肯定，也应加以发扬光大。但是，当我们发扬这些优点，努力学习别民族语言的时候，请别忘了也学学自己的语言文字，否则会出现“邯郸学步”的尴尬局面，你的优点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留恋传统。回归传统，是各民族共同的心理，社会再发展，文明再进步。民族文化不会彻底失传绝迹，只少在今后的一百年中如此。最近看到国内一些民族研究专著，把锡伯族了划入操用汉文汉语的民族之列，这个民族似乎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应该站出来说话——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说话：我们的语言文字还在，还在继续学习使用，继续在发挥着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让我们在语言文字方面学学广禄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民族做点实事，做点泽及后代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