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八旗(简称锡伯营)系清朝军政生产合一的组织，锡伯营1766年正式组建，在经历了l7l年后，于 1937年被撤销，成立设治局，1938年改为县制，称河南县，因与河南省同名，在全国范围通邮时经常投错信件、电报，故改为宁西县（伊宁之西之意）。三区革命中，1945年称苏本尔县(苏木是锡伯语喇嘛庙之意)。解放后，于1950仍恢复宁西县的称谓。1954年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时，中央批准在锡伯族聚居地区成立自治单位，命名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汉意译为“粮仓”。

    乌扎拉·萨拉春系锡伯营正白旗（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爱新设里镇依拉齐牛录村)人，从1903年至l909年在俄国阿拉木图留学。华业回国后历任惠远高级两等学堂教员。伊犁起义后，曾一度经商。1920年前上调任新疆省外事署官员，1920年至于1923年任锡伯营正黄旗副章京；1924年元月至1926年3月任锡伯营领队大臣；1926年3月下旬调迪化当新疆督军公署高级顾问；1926年夏至1930年为我驻阿拉木图领事；1936年至1937年为我国驻苏安集延领事；1937年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关押至1944年。出狱返伊，遇三区革命，从事锡伯族文化教育工作，任三区革命政府机关报锡伯文编辑室总编辑，期间组织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改革满文，建创锡伯文。解放后任伊宁市苏侨协会汉文字翻译。当过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职。1960年病故。

乌孔拉·萨拉春在俄国学习期间，受资产阶级办教育、办实业强国兴邦思想的影响以及回国后受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的影晌，在归国后积极参与在锡伯聚居地区建立“尚学会”，兴办新式学校活动。他于1922年调任锡伯营正黄旗副佐领后，又积极活动，筹划在锡伯营建立棉纺织厂。曾派锡伯营正红旗明升台（堆齐牛录人）、锡伯索伦营开盛（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乡人），到苏联吉尔吉斯斯坦首府伏龙芝市棉纺织厂学习纺织技术。当时开盛懂俄语，明升台虽不懂俄语，在开盛的帮助下，与开盛一样学到了纺织技术。    

l924年元月乌扎拉·萨拉春升任锡伯营领队大巨职务后，他一面选定办棉纺织厂的地址，一面又为了更多的培养纺织技工，他与当时的吐鲁番县县长候连珠联系，候答应代培纺织技工，故从锡伯营八个旗的青年中，经自愿报名派舒金阿(镶黄旗人)、希布产(镶黄旗人)、锦锡(正黄旗人)、舒灵阿（正白旗人）、隆昌（正红旗人)、开原(正红旗人)、昌春(镶白旗人)、尔德善(镶红旗人)、凌青（正蓝旗人）等9人到吐鲁番县棉纺织厂学习纺织教技术，带队人为舒金阿。他们一行9人于1924年农历八月初二起程，九月十一日抵达吐鲁番，入吐鲁番县老城棉纺织厂（半自动半手工操作)学习。希布产因通维吾尔语文，负责与吐鲁番县政府和厂方联系有关事宜。

吐鲁番县长侯连珠，因受乌扎拉·萨拉存的委托，十分关心锡伯族学徒的生活学习，特向厂里的领导交代，师傅传授技术时要耐心、温和，不可操之过急；还向厂里工作人员、工人交代：要和睦相处，不可另眼看待。厂方免费给9人每人一匹共价格二十八张省票的该厂生产的深兰色细布，自付里子布、棉花、手工费，每人做了一套棉衣。当时省府和伊犁镇守使署发行的钞票不同，省方发行的称省票，伊犁发行的称伊犁贴子钱。一张省票兑换一两六钱六分六厘伊犁贴子钱。因工厂人员、工人均系维吾尔族和回族，虽有职工食堂，而9个锡伯族学徒与他们信仰不同，无法搭伙，因此厂方特别给腾了一间厨房，自己办食堂。侯县长还给磨坊交代每月供应充足的面粉，不得有误。从这9名锡伯族学徒每月生活费中扣下面粉款四十五张省票，发给手里四十五张省票。当时吐鲁番烧柴特别昂贵，怕不够开销，未雇人做饭，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但开支仍然较多，对此乌扎拉·萨拉春特别清楚，学习期间前后共汇五百九十张省票，换算伊犁帖子钱为九百八十三两三钱三分。

    候连珠县长因被吐鲁番大富豪马胜华阿吉上告，于1925年6月被免职，继任县长陶友民，仍照旧关心照顾锡伯学徒的生活、学习，想必是侯县长有所交待。在锡伯学徒学完纺织技术返伊犁之际，卸任县长候连珠还特请9名踢伯学徒到他家里做客。

乌扎拉·萨拉春送走9名学徒到吐鲁番县纺织厂学习后，就着手将锡伯营镶红旗（现察布查尔县址)章京档房（现察布查尔县人民医院地址）修缮一番,做棉纺织厂厂址，从苏联聘请伊凡等几名俄罗斯技术员，做了二十台木制纺织机，计划招一百名工人，实招50人，20人在纺织机上工作，30人种胡麻、棉花（胡麻、棉花是从苏联进口的优良品种)。工人月工资四两伊犁贴子钱，技术员8两。共种50亩地胡麻、棉花。调回在苏联吉尔吉斯斯坦首府伏龙芝棉纺织厂已学习二年半技术的明升台和开盛，担任技术人员。工人经过短期培训后，于1924年11月底，第一个半手工、半自动的棉纺织厂宣告成立。领队大臣乌扎捡·萨拉春兼任总经理，厂长兼出纳是康佐领(二善的父亲),副厂长兼管理人员曼平阿(正红旗人)，会计开春(正黄旗人)。

    当时伊犁地区的棉花产量不多，农户种一点，主要为自家做棉衣棉被使用，因此纺织厂起初从吐鲁番、南疆购进棉花生产了价廉物美的布匹，解决了锡伯营各族群众穿衣难的问题，并为锡伯营每旗纺制了一顶帆布帐蓬，为各旗牛录每年春秋二季清淤维修察布查尔大渠的农工，解决了下可挡风雨、御寒的住宿问题。为增加纺织厂生产的布匹的花色品种，乌扎拉·萨拉春于1925年8月寄信给在吐鲁番县锦纺织厂学习的学徒，要他们从吐鲁番购进两普特(一普特为16公斤)黄棉花籽种，寄来锡伯营棉纺织厂。在吐鲁番学习的学徒接到信后，就找到已入伊斯兰教教门的镶红旗锡伯人铁尔布克老汉家，当时老汉巳逝世，从他长子柯正处要了两普特黄棉花籽种，寄来棉纺织厂。

    当时乌扎拉·萨拉春一心想办好锡伯营的事，为造福于人民，造福子子孙后代，计划把棉纺织厂扩大。同时为了从苏联莫斯科进口现代纺织机器，已开始筹集资金，召开锡伯营富人、官吏会议，讲明扩大纺织厂，购买现代纺织机器设备的意义，动员大家捐款时，正红旗章京哲尔台春捐了十个元宝。同时为了打开中苏贸易诵道，打算从现在的爱新设里镇修路直通苏联中亚大城市阿拉木图，以便互贸人员来往和进口机器设备。

    乌扎拉·萨拉春正积极为扩大纺织厂，筹集资金，为从苏联进口现代纺织机器设备，奔走国内外时，锡伯营一些人上告乌扎拉·萨拉春，要求罢免其锡伯营领队大臣职务。原因是，当时中华民国成立虽然近15年之久，但锡伯族聚居地区仍与察哈尔蒙古八旗(实为十六旗)、厄鲁特蒙古八旗(实为十旗)、锡伯索伦八旗一样，保持着清朝的八旗制，其外壳虽为清朝的八旗制，但执行的当然是当时新疆省督军公署和伊犁镇守使署的政策、法令。当时锡伯营的领队大臣由新疆省都督指定，总管、副总管由领队大臣经同伊犁镇守使商定而放，而各旗章京由领队大臣经同总管、副总管商议指定。其他如各旗领催、前锋、护军校、蓝翎长、骁骑校等职，都由领队大臣直接任命。因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在八旗中是头面人物，油水大，到处受人尊重，多年在旗中当下级官史者都有提升的机会。自锡伯营组建至1937年废除锡伯八旗时为止，沿袭清朝的官吏提拔补缺制度是：上级官吏被调离、犯过失罢免或者逝世后，出缺只能从下一级官吏中提升补缺。如牛录章京一职出缺，只能骁骑校中挑选补缺，不能从篮翎长或者护军校中提升补缺，只能一级一级提升，除非是非常时期，绝不能越级提拔使用。一般闲散人员、老百姓欲走仕途，也只能从马、步、甲开始，经无数战火的锤炼，一级一级被提升、选拔。但乌扎拉·萨拉春一反常态，没有从领催、前锋等下级官员中选拨提升，而破格任命“闲散”巴尼春等人当护军校、蓝翎长，因此多年当领催、前锋的人心里不满，认为在他手下从公的人，只有苦劳，功赏奖励提拔使用没有份儿。镶黄旗的前锋杜尔逊台、巴尼善，正红旗的冰尼塔，镶白旗的明德，镶红旗的吉佳路、正兰旗的西额春等人对此大为不满。这是其一。其二是乌扎拉·萨拉春对锡伯营臃肿的官僚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减，对领队大臣衙门、总管局、牛录档房等三级部门的人员裁减了一半。领队大臣衙门仅留10人，总管局留7人，牛录档房留6人。被裁减的人对他当然不满。其三是按清朝的律例，八旗既是军制，又是政制，既行使军事职能，又行使行政职能。领队大臣、总管、章京是兼军政事务于一身的长官。战时领兵出征，平时管理兵、民的军事训练、防守卡伦、台站和兵、民的生产生活、处理民事纠纷等。锡伯八旗、锡伯索伦八旗、察哈尔蒙古八旗、厄鲁特八旗以及后重新组建伊犁新满营(八旗)和塔尔巴哈台新满营内的十八岁以上的男丁，出则为兵，回则为农、牧民，种田养家或牧放养家。

    领队大臣、总管、章京等官员，都有戈什哈(跟丁)，与近代的护兵、随从类似。这些跟丁，战时随长官出征，其任务是保护长官安全，传达长官指令一一因当时没有电话、电报等现代化通讯器材，在战场上调兵遣将和传达长官指令均靠跟丁；平时，跟丁就是各级官员家中的“长工”、“牧工”，或传递指令，完全听从长官的使唤。中华民国建立后，在较长的间内，八旗制没有宣布撤销。因为当时的新疆都督杨增新也好，金树仁也好，都实行愚民政策，加之新疆的统治者因关内各军阀派系斗争频繁，总统、总理大员走马灯式的更换，清朝的八旗制对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有利，就不忙于撤消八旗制，而且从各营一可随时调乒遣将，无需抓壮丁，花费时间，组建新的军旅，花费费用来训练、装备。因为八旗就是现成的军旅，武器装备甚至军马都齐备，上级只要下个命令，就可马上整装出发，到达指定地点参战。因此直到盛世才上台，在中共和苏联的帮助下，实行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后，原生活在八旗制中的各族人民，尤其在留苏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下，对原沿袭下来的各八旗有前有后地宣布予以撤销，改为县制。锡伯营于1937年宣布撤销，成立设治局，1938年改为县制，称河南县 (伊犁河南之意)。

    中华民国成立后，到1924年乌扎拉·萨拉春接任锡伯营领队大臣时，八旗的军事职能在逐渐减弱，行政职能逐渐加强，因此对领队大臣、总管、章京等三级官员的戈什哈(跟丁，类似护兵)进行了裁减，领队大臣的戈什哈由32人减为16个，总管的戈什哈由16人减为8人，章京的戈什哈由4人减为2人。这样一来，官员们失去了不付工资的“长工”，戈什哈（跟丁）都是从各牛录抽调来的，如谁不服役每年向官员交五十斗粮食(一斗为80公斤)。

在经济方面，丈量了土地，收回了各级官员多占的土地；各级官员虽经营土地，但春秋两季清淤维修察布查尔大渠时不出工。乌扎拉·萨拉春取消了这一特权，各级官员按地亩数与农民一样出工清淤维修察布查尔大渠。

当时锡伯营中种植、吸食鸦片的情况严重，乌扎拉·萨拉青写了《拒毒歌》和《戒烟歌》，谱成曲子，教小学校学生唱，向群众广泛宣传吸食鸦片害处的基础上，在锡伯营辖区内，严禁种植罂粟，禁止买卖鸦片，关闭烟房，没收烧毁鸦片和毒具，有力地打击了一些贩毒牟取暴利者的行为。

乌扎拉·萨拉春赴俄国受资产阶级的西方教育多年，对清朝官场的礼仪不感兴趣，因此宣布取消一些繁文缛节和苦刑。当时领队大巨衙门还出版刊物，有些文章不时揭露批评一些官员的鱼肉乡亲、打骂百姓的恶劣行为。除乌扎拉·萨拉春等受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极少数人以外，那些清朝的遗老遗少，仍挂有清朝官吏名称的绝大部分人，仍坚持和厉行清朝官场的礼仪。对乌扎拉·萨拉春宣布取消官场的繁文缛节一事置之不理。乌扎拉·萨拉春在当领队大臣前就积极参一与组建“尚学会”活动，建立新式学校，教“新学”，废除“旧学”，不再教授五经四书，孔孟之道。他们为与旧的礼教割裂，表示自己是革命派，就剪掉了发辫，剃了光头，群众称“莫特克”（意为光头）。有些“莫特克”经常与乌扎拉·萨拉春来往，他们并无官职，也坐在领队大臣衙门内与乌扎拉·萨拉春闲聊，下属官吏来请示、汇报工作，他们也不回避，坐在乌扎拉·萨拉春左右。但按八旗规例，领队大臣衙门的办公室，尤其是领队大臣接见下属官员时，无关人员不得在场；同时下属官员与领队大臣见面时，都要屈膝行跪拜大礼请安，应充后，方可立身言语。如有一次镶蓝旗章京常里善、正蓝旗章京寿灵阿吉到领队大臣衙门请示、汇报工作，向乌扎拉·萨拉春屈膝行跪拜大礼请安时，在乌扎拉·萨拉春左右坐着闲散的寿公普、常广斋二人。此二人，在两个章京向乌扎拉·萨拉春行跪拜大礼时，仍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面露骄色，傲气十足，与领队大臣一同受收跪拜之礼。两位章京心中不满，上前向乌扎拉·萨拉春发问，我二位为大臣属下掌管牛录事务的官员，从年岁上讲，也比大臣同坐的宾友大、他们为何没有丝毫的谦让的礼仪呢？这些人，难道是陪臣吗？当时乌扎拉·萨拉春左右为难，就搪塞道:“他们两人久居伊宁市，已遗忘了礼俗，请两位章京，看我的面子，此次万望原凉”。至此寿公普、常广斋二人才羞愧地急忙起身离座还礼。平时，乌扎位·萨拉春乘车去各牛录检查视察工作时，也同坐几个无官职的“莫特”下属官员，老百姓向乌扎拉·萨拉春行屈膝之礼时，这些人也无动于衷，受收屈膝之礼。因此这些不拘小节的问题，因与旗制、旗礼不符，也引起一些下属官员的不满。所以在乌扎拉，萨拉春被免领队大巨职务后，有人说：乌扎拉·萨拉春不会犯过失，促使他犯过失的是那些“莫特克”。

    办棉纺织厂，为做木制坊织机，从苏联聘请伊凡等四名俄罗斯技术员。苏联十月革命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收富人的土地财产，实行社会主义。锡伯营一些官员（官员有的也是财主)、富人已有所闻，因此他们认为乌扎拉·萨拉春请来苏联人，怕引来“祸水”、怕赤化，因此也反对乌扎拉·萨拉春办棉纺织厂和当领队大臣。

乌扎拉·萨拉春出身低微，上辈无人当过官吏，因此一些传统封建大家族心怀不满，加之他从牛录章京，越三级当了领队大臣，也违背了清朝一直贯彻的从副总管、总管当中，攫选并拟陪一段时间后，才正式任命领队大臣的惯例。所以一些人认为他初出茅庐，办事冒失不牢靠。

上述的改良措施，有些是经过伊犁镇守使牛时的批准和认可的。如认为乌扎拉·萨拉春有过错，那就是改良措施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二，没有循序渐进，有的改良措施太急，超过了下级官员的承受程度和群众的觉悟。当时伊犁镇守使牛时和新疆都督杨增新心中有数，认为上告乌扎拉·萨拉春无充分理由，不予理睬。然而锡伯营的一些人更加变本加厉地上告，非逼上级罢免乌扎拉·萨拉春的领队大臣职务不可。在吐鲁番学习的9人，曾于1926年2月接到乌扎拉·萨拉春的来信，内称:“我们锡伯营创建了纺织厂，纺纱织布业很兴旺，您们的学习亦有成效了吧?但我部有些人告我的状已有三个月，我已打算从今后解甲归田。与土疙瘩打交道，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罢了，为人谋利的思想已绝灭。接到此信后，您们到吐鲁番县府申请返故里，我已给您们汇去三百五十张省票，做返伊犁的盘缠。”

上告的人，告了几个月，仍不见罢免其职务，就一不做二不休，上告者到惠远城镇守使署，由正红旗前锋西额春到惠远城上钟鼓楼敲响大钟，大喊大叫罢免乌扎拉·萨拉春的领队大臣职务，轰动了全城。因此好多商人、富豪到镇守使署牛时府上反映:“锡伯部落上告之事，已有三个月之久，仍未处理答复，现原告已敲响钟鼓楼大钟，有不善罢干休之势，如不尽快处理此事，恐发生变故，到那时问题就复杂难办了，万望大帅，明察深思，及早解决为好!”牛时经再三考虑，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变故，就将原委电告增新，因原告亦有过错，于1926年3月初迪化来电同时罢免了领队大臣衙门笔帖式兼镶黄旗章京程宝的职务和乌扎拉·萨拉春锡伯营领队大臣的职务。原告被告无所谓谁胜谁负，真所谓二虎相斗，两败俱伤。

乌扎拉·萨拉春的一番为民族兴办实业的措施受到挫折，随着他被免领队大臣职务，他苦心创办的存在近一年半的棉纺织厂被关闭，工人被遣散，还把在苏联学习棉纺织技术的技术员明升台以引来苏联共产党人的罪名关押了一个月，当然也就停止了准备从苏联进口的现代纺织机器设备。这也证明，在封建桎梏下，企图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就像光绪皇帝的“维新”事业遭到惨败一样，乌扎拉·萨拉春的办实业求兴邦的实践也遭到了失败，但可以肯定的是，乌扎拉·萨拉春的棉纺织厂存在了近550天，也做出了一定成绩，群众也得到了一定实惠。乌扎拉·萨拉春可称之为踢伯族办实业的先躯者，在历史上留下了芳名。

上述的改良措施，有些是经过伊犁镇守使牛时的批准和认可的。如认为乌扎拉·萨拉春有过错，那就是改良措施没有群众基础，这是一。二是没有循序渐进，有的改良措太急，超过了下级官员的承受穆度和群众的觉悟。

 乌扎拉·萨拉春被免领队大臣后，于1926年3月下旬迪化来电催他进省当了新疆省督军公署的高级顾问官，不到半年，又于1926年夏派往苏联任我国驻阿拉木图领事。

（本文根据《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伊犁文史资料》第12辑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