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干部队伍的形成

从建党建政开始，我们县委就非常重视培养当地少数民族干部采取了“积极培养、大胆提拔、放手使用，’的方针。到1954年自治县成立时，一大批以锡伯族干部为主体的干部队伍已经形成，他们德才兼备，精明强干，执行政策坚决有力，办事效率高。这些干部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渠道:三区革命政府时的一部分干部继续留任使用，陆续送到新疆省干部学校、中央团校培训，这部分干部在解放初期的开拓工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批干部由各乡村学校教员组成他们是于部队伍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是参加过农会在运动中得到严格的锻炼。解放后随着党的组织和政权机构的扩大县委有意识地从各学校中挑选一批教员对党政部门工作，以弥补干部的不足。由于挑选抽调使用的教员过多，曾一度造成教员奇缺状况，为了解决这个一司题,1951年县上成立师范班，在从学生中培训的同时，从各乡村农枚民中挑选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适当照顾了妇女的比例)进行培训，以充实教员队伍。第三批干部是将应届中学毕业生成班成批地保送到中央团校、西北民大、西北铁路学校、咸阳技校、新疆医学院、新疆学院学习。这部分学生人数很多，每年都有，他们毕业后回县工作的比较少，大部分都分配在祖国各地，特别是留在乌鲁木齐市的比较多。现在不少担任着厅、处级领导职务，有的成了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专家。第四批干部是以农会为主的土改积极分子和骨干，基本上都是出身贫下中农。当时培养干部有规定，中农以上成分的不提拔使用。这部分农民骨干人数较多在运动中受过锻炼，县委经常举办学习班(当时没有党校)对他们进行有目的的培养。这部分从农民中培养起来的土改干部一直在察布查尔工作，许多人都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对牧区干部也轮流进行培训，然后再回本地区工作。

另外，从1951年起上级陆续派来一批汉族干部和大中专毕业生来县参加土改运动结束后便留在县上工作。那时，每年保送一批干部、学生培训和学习，成为经常性的制度。内地许多院校和自治区各院校主动来县招生，这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七、大生产和互助合作

锡伯族历来重视农业生产，历史上戍边屯垦成绩显著，为开发察布查尔这块土地做出过特殊的贡献。我们50团进驻惠远后，到宁西县征粮时所征收到的粮食比伊犁其他县多得多但在解放前由于不合理的封建剥削制度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阶级手里广大农民吃不饱肚子，生产发展是非常缓慢的，所以我主持县委工作期间想的是首先解决农民的温饱间题。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和自治县成立的这几年，农民分得了土地、耕畜籽种和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出现一年比一年发展的趋势1954年成立锡伯自治县后.全县中心工作转人农业生产_到1955年耕地面积犷大到30万亩，比解放初期扩大丁1.2倍。四区五乡在土改后第一年就扩大耕地面积500多亩，小麦平均单产达l80斤:全县粮食总产接近4000万斤，大小牲畜头数达15万头。每年一个中等劳力可以分到七八千斤粮食。

从县委角度讲，我们始终把粮食生产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手抓运动一手抓生产每次开会在生产问题上都有细致的安排和布置每月、每季度都要进行检查、总结。不但听取汇报，而且经常下去了解生产情况有困难有问题就地解决_一到收割期间「县委组织全县干部到贫雇农家里帮助收割、打场。有次察布查尔大渠彼水冲坏.县委立即动员全县干部抢修.保证了农田用水。1951年6月.县里下了一场暴雨，山洪暴发，阿帕尔渠被冲坏，我们干部和农牧民一起冒着倾盆大雨调动大量人力、车辆进行抢修，使十万亩农田免于受灾。我们县委经常强调干部下乡劳动，搞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疾苦，帮助农民搞好生产干部的这种工作作风逐渐形成了制度，组织部还规定给下乡干部发的钱粮一定要交给摊派吃饭的农民家里，否则就要严肃处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积极改进耕作技术，兴修农田水利，成为摆在县委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那时候农民仍习惯于过去的传统耕作方式，犁地用木犁铧，种籽用手撒，田间管理粗糙，收割全靠人工。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我们先后购进一批马拉机、双犁和手拉小型收割机。政府发放一批贷款，鼓励农民添置车和新式农具。一开始部分锡伯族农民不喜欢使用洋犁，说这种新式犁锌还不如木犁好使，犁地草根除不掉，后来经过反复示范宜传，才得到推广。另外，县上还大力提倡精耕细作、筛选种子。规定包谷要锄草三遍，要求每个区乡政府都制定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关于互助合作，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早在解放以前，在以阿帕尔为主的山地由于受水的限制，锡伯族农民就儿家或十儿家集体伙种，所得粮食根据投人劳力的多少进行分配。解放后到1952年减租反霸运动的后期，县上开始出现新的互助合作的萌芽。四区五乡巴克扎布和南善各组织了一个互助组，海努克沙地尔阿洪也搞了一个。他们开始只有几户人家，后来发展到十几户和二十几户。巴克扎布为人正直，在农民中威信很高，南善组织的互助组受他影响.两个互助组合并起来搞了个互助大组。这个互助组有简单的生产计划，实行记工记账，贯彻等价互利的原则，能够克服缺乏劳力、耕畜、农具的困难.并能购置一些新式农具，初步改进生产技术，还能够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1952年巴克扎布互助组组员的粮食收人比单干时增加30-10%，比同年单干农民多27,5% 该互助组试验条播的春小麦亩产达870斤，创造了全县的生产纪录。他们还购置了不少新式农具。伊犁地委树立巴克扎布为劳动模范大力表彰他的先进事迹，对他办的互助组给予充分的肯定。接着伊犁地委举办了互助合作培训班，因而在伊犁地区互助组迅速推广起来到1953年土改后察布查尔县受巴克扎布的影响，出现了230多个变工互助组、季节监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到1954年1月，互助组在全县农业区基本普及，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达到总农户的95%以上1955年我离开察布查尔时.大部分农业区里互助合作大为普及县上重点试办.把巴克扎布互助组办成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当时全县办起21个初级合作社，这些都为当时的扩大再生产，提高单位产量，增加社员收入起到很大作用

八、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刚解放时，锡伯族农民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其他山区和牧区更严重，不但成人文盲多，学龄儿童人学率也很低。所以.扫盲工作是当时县委面临的另一项政治任务。随着各项政治运动的步步深入，经县委积极提倡，各个村都纷纷成立了读报小组。读报小组由各村学校教员负责，一方面教字，一方面宣传党的政策农闲时间各村都组织了夜校学文化。那时候，农民学文化的热情是很高的。到土改后期，锡伯族地区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扫除了文盲。他们在掌握本民族文字的同时，又开始学汉语。解放初期我们曾几次组织农民青年和学生到北京参观，因不懂汉语闹了许多笑话.所以都感到不学汉语是不行的。他们学起来都很刻苦.很快就学会了。我还向沙陀、郭基南建议中学里教汉语，当即被接受从1951年起锡伯族中学里有了汉族教员，1952年起增设了汉语课程。

我现在的这一点文化也是在察布查尔县工作时学的。小时候我没有上过学，参加革命后转战南北一直打仗，没有学文化的机会。1941年在延安抗大学习了一年，学了几个字后来接连打仗;学到的字都忘光了。我到宁西县工作时基本上是个文盲连宁西县的“宁”字也不会写。当时伊犁地委发的文件大都是蜡板刻的，有时很潦草，我根本看不懂，尝到没文化的苦处，我就抓紧业余时间学文化识字，请白云海当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学。有时在背包上练字，坚持了几年，总算能看懂文件，写别字很多的工作报告了。至于加减乘除，我只会加法和减法，所以重要的数字全凭脑子记。后来到州粮食局工作，各县市的粮食数字我都硬记硬背，开会汇报或作报告，也能讲个差不离。

我到察布查尔时，该县当时只有两所中学，锡伯族中学是1949年11月建立的，校长是何全喜教务主任是郭基南。何全喜调走后由郭基南接任校长，涂荫柏任教务主任。1952年上级拨给一笔教育经费，我们扩大锡伯族中学，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在雀尔盘盖了一所哈族中学。此外各乡村的小学有l0所，就读学生工300人左右。几年中，经过国家投资，群众捐款帮助，中小学班级不断增加，学生人数也增加很多，赴自治区和内地就学的学生也一年比一年多起来。

县委对教育工作是很重视的，县委委员会议都叫教育界负责人参加，凡他们提出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和困难，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给予解决。我们还经常到学校去检查工作，给予勉励。县中学党支部的工作直接由县委负责，由我直接管。我们及时吸收教育界的先进分子人党，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如郭基南等同志就是我介绍入党的

从解放到自治县成立，是察布查尔文艺、体育、娱乐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体现了全县各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崭新的精神面貌。1950年初，人民解放军50团来县演出，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接着新疆军区歌舞团也来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素有能歌善舞传统的锡伯族群众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各乡村以学校为主，群众性的业余剧团或文艺宣传队一个接着一个成立起来。一批又一批丰富多彩的革命文艺节目在全县各地公演.歌颂翻身得解放歌颂共产党揭露封建剥削制度。其活动经费大都是各牛录群众捐献筹集的，一部分是共青团、妇联种一些地，收的粮食换成钱后用于文艺活动。县委对此给予积极支持和热情鼓励，经常组织机关千部前去慰问。县中学每次排练节目都请我们去帮助指导，我和白云海每请必到，主动地当观众，他们受到很大鼓舞，排练热情更加高涨起来。

1950年和1951年，县上在三、四牛录的俱乐部(当时是全县最大的俱乐部)举行了两次文艺汇演，我们都去参加了。汇演期一可演出的节目很多，有歌剧《白毛女)，话剧《血泪仇》、(刘胡兰》飞《在战斗里成长》还有《兄妹开荒》、《皆大欢喜)以及《察布查尔)、(继母》、《古城的怒吼》、《为民主》等。歌曲有《三杯美酒》、《义勇军进行曲》、《国歌》以及扭秧歌等。这些节目中有翻译的、自己创作的、移植过来的。那时候搞文艺宣传也成为县委布置的一项任务好多节目我们都亲目过问，连伊犁地委书记刘光汉也亲临观看，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体育运动也很活跃，各乡村都以学校为主每年举行一次群众性的体育比赛。1952年县上组织了篮球、排球代表队。球队是和很出名的，每次到伊犁参加比赛，都拿冠军1954年伊犁地区组成以察布查尔县为主的篮、排球代表队到塔城比赛，也取得冠军。

 九、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地方病的根除

 解放前，察布查尔县的卫生条件很差，我们来时只有一所规模很小、设备简陋的医院和三名医务人员。天花、麻疹、虐疾、伤寒、白喉、性病等传染病很流行，而且农村没有接生员妇女生孩子都请农村年老的妇女接生。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妇婴的健康和人口的繁衍。1951年六牛录突然发生流行病，一个礼拜之间就死了19人有人说是脑膜炎，学校赶紧放假半个月。县委动员县城雁民暂时迁移，在伊犁河边、察布查尔渠两岸住了二十多天。

1953年县上普遍发生虐疾，部队派来医疗队进行免费治疗，虐疾的突发期在每年农历4至5月期间，所似一到这个季节，人们心里便会产生一种恐俱感。县委及时将这一清况向伊犁地委作了反映，省里和地区都派医疗队乘检查都木能查出病源。后来向中央报告,1953年国务院派来林之潜等两名专家，他们在抗美援朝中参加过反对细菌战的工作.很有经验。他们来后先检查环境卫生.接着检查锡伯人的食物‘从“米顺呼呼〔锡伯族制做面酱的醉母)里查出病菌，县委立即发出禁止食用米顺呼呼口的通知。

在这个期间，县上着手加强卫生系统的工作，建立了卫生科，增设医院、卫生所、妇幼保健站、防疫站等医疗卫生机构，各乡村培训了一批接生员，改善了接生的状况.大大提高了婴孩的成活半保证了人口的发展。上级政府还多次派遣疟病防疫队、性病防疫队挨家挨户地进行医疗和宣传。与此同时，县委经常组织进行爱国卫生运动，清扫街道卫生改善饮水条件，动员锡伯族农民清粪圈猪住房粉刷石灰。县上组织卫生检查组.挨家挨户进行检查评比.卫生好的住户给他们门前挂红旗，差的挂黑旗，以此促进，取得好的效果。经过几年的努力县城和各乡村卫生条件大大改善，脏乱差基本得到治理，流行的各种地方病逐渐根除了。

十、建立个人家庭

我们刚到察布查尔时，工作是非常繁重的，党政军领导的重担儿乎全压在我和白云海身上，什么事都得管一切大事小事全得我们表态作出决定。通常是白天忙夜里还忙.有时往往忙到天亮。那时，我们住在县中学一间大房子里，四面通风，在县政府食堂打伙吃饭。县委成立后我们才另起炉灶。后来从县税务局〔在今县人委招待所的地址)安排了三间房子给我们，那就是当时的县委办公室。既当办公室，又是宿舍。一到冬天道路泥泞，没有运输拉煤，我们都挤在一间房子里睡觉。那时县上没有门市部，碰上卖私面的，我们就买下来，有时买不上面粉，大家就饿着肚子。1951年地委给了一点钱，县上划给了一块地皮，我们才把县委办公室盖了起来。1951年我们在苇湖地种了30多亩水稻，还租种了几十亩玉米，自己搞了菜园子种莱，秋后粮食丰收，自给有余，除归还租种的粮食和留下口粮外，多余的都送给了学校。就这样，生活条件才开始好起来。一开始我们实行供给制，要求部队干部三年不发工资，支援地方办工厂。这样一来，连服装都按时发不了.我就把短棉袄里的棉花去掉夏天当夹袄穿。1952年上级才给我们定级别，开始发工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变

 我到察布查尔工作时大腿里留有三块炮弹皮，开始谁也不知

道。工作一年后，因下乡走路多(当时县委只有一辆六棍提车)，双腿浮肿起来不能走路了。伊犁地委发觉后送我到伊犁友谊医院开刀取出了两块炮弹皮，第三块没有找到。伤愈后我又回来工作，有一次伊犁地委通讯员来送文件，我借他的自行车去办一件事，刚一骑上车子臀部的第三块炮弹皮被座包挤压出来，从那以后，我的伤口就好了。

我的老家在四川，家里只有双目失明的母亲和一个妹妹，我参加革命后就没有见过她们。1952年我到内地参观，找了个机会探亲，全家得以团聚。关于我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没有考虑过，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所以来察布查尔时己经32岁，还是孤单一人。当时中央有规定，禁止汉族与少数民族通婚，加上工作忙我也没有在察布查尔建立家庭的想法。后来锡伯族同志见我一身病残，岁数也大7,就非常关心，纷纷动员我娶个锡们族老婆。我想锡伯族的风俗习惯和汉族没有多大差异，何况群众中也役有多大意见也就同意了。他们从八牛录找了一个叫刘娘的锡伯族姑娘，那时24岁，经双方同意1951年我们在县委会议室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同志们都纷纷前来祝贺。婚后全家和睦.爱人对我百般照顾.生活上安心了，’身体也没有搞垮，使我能够集中全力搞工作了。

现在我和老伴儿抱上了孙子，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

(本文原载《伊犁文史资料》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