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我担任了8个月的生产大队副队长

    到农村一线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常态化的工作。那时下乡就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当时县委的交通工具有一辆六根棍车，三、四匹马。六根棍车还是县委书记的专车。下乡能骑马已是很不错的待遇了，背着行李步行下乡是家常便饭。

    1961年春耕开始前，县委决定抽一部分科部级干部下基层当一年的生产大队队长或副大队长，每个大队都派有干部，提仟队长的不多。其目的是为了锻炼干部、搞好生产。我被分配到东光公社，在阔洪齐大队任副队长。我就自带行李，带着铁锹，坐了一辆二枯辘马车，下乡去了。

    当时，阔洪齐大队的支部书记是吐尔汗江.阿米尔丁，队长是玉山江·喀孜。我住在吐尔汗江的家里。

    在农村和社员群众一起劳动，对我来说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因为我过去种过7年的地，种、管、收的过程都懂得，又懂语言，所以能和社员很快、很好地打成一片。在和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我放下机关干部的架子，真正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社员。

    在我担任生产大队副队长期间，我都是与队长玉山江一起开展工作的，因为他是本地人，熟悉大队的情况。我们一起抓了当年的植树造林、牧业发展、农业生产、副业发展等四项主要工作。

    从春耕开始前下去到秋收后，8个月的下乡工作很快结束，我顺利完成了当年县上下达给公社、公社又安排给大队的各项工作任务。时间虽然不长，但和大队社员们能一起参加劳动，收获很大，团结了社员、发动了社员，生产也发展了。我向大队社员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60年7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注意到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问题，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和调整的任务。8月，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李富春提出1961年经济建设工作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增加新的生产能力为辅”。周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汇报时，把“整顿”改为“调整”，再加上“充实”二字。党中央批转国家计委(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时明确提出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

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1961年我们下基层的任务就是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一调整的农业生产，取消了公共食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分配方面社员之间存在的平均主义问题。

十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4年初，自治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简称“社教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我县成立了社教工作团，团长是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高长凯，县委副书记刘永焕任副团长，我任社教团办公室主任，自治区政法干校办公室主任丁鸣。第一期在火箭公社扎库齐牛录、寨牛录、米粮泉回族民族乡进行。第二期有海努克公社和东光公社进行。

7月，自治区党委召开72天党委的扩大会议，县委书记袁新同志和我参加。会议中批判了博尔塔拉和塔城地区的领导。会议结束后，我又参加了伊犁州党委组织的伊犁社教团。1964年11月，根据伊犁地区党委的统一安排，察布查尔县委选派48名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工作队进驻伊宁县红旗公社(巴彦岱)搞社教试点工作，帮助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团长是察布查尔县委副书记刘永焕、伊犁州党委副书记赵怀壁担任副团长。我被分配至直属队任队长，负责公社机关和各单位的社教运动。

    巴彦岱公社社教结束后，根据县委书记袁新的要求，我被调回县里工作，其它同志继续参加第二期在霍城县的社教运动。1966年7月，州社教团进驻我县开始第三期社教运动。8月中旬，社教团部工作人员敲锣打鼓送来一张大字报，要揪出不让翻译印刷毛主席著作的罪魁祸首!这一下，县委社教干部和机关干部都活跃起来了!给县委的社教运动打响了第一炮。

    袁新着急了，就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这张大字报的威力很大，很重要，不过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志不懂规定。”袁书记问:“有什么规定?”我回答:“县上没有翻译和印刷毛主席著作的权利，就是自治区也得报中央，中央批准后才能翻译和印刷。”

    袁新又问:“你说的有文件规定吗?”

    我回答:“文件我没有看到，是在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听说的。”我说的这段话，他向社教团部作了汇报，团部进行了证实。正好县报社有个自治区亨化厅来的社教干部，他解释了原规定，这件事就算平息下来。

    紧接着，县锡文报社又揭发出一个问题是:县委宣传部制止报社刊登雷锋同志的事迹!并直接向我提出了疑问。此事，我心里很清楚。

    一天，我和陈国立(宣传部干事)同志在办公室工作时，电话铃响了。他接电话后说是州党委宣传部的同志讲道:“地方报纸不登雷锋事迹。”我问他是谁打来的。他说:“是个女同志。”我叫他转告县报社，他要了电话后就转告了报社。

    对这个问题，他们又继续在追问、扣帽子，但我没有把责任推到陈国立身上，也没有把真实情况说出来，只是说了这么一句:“你们向州党委宣传部了解一下，有无这样的安排或通知，不就什么事情都清楚了吗?”工作组遂向州党委宣传部进行了解，但对方回答说:“不知道!”

报社的同志正在讨论揪斗我和关善保社长的问题，县广播站播音员文香到报社要新闻稿子，听到了他们的言语，就顺口说了一句:“有一天我来到报社要新闻材料，宣传部陈国立同志来电话说，地方报纸不登雷锋事迹”。报社同志为了再进一步核实这件事，就暂时停下了揪斗，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十二、喜欢征求群众意见的县委书记

    1964年，群众修渠、种田的积极性很高涨，加尕斯台台沟红旗渠已修建完毕。但袁新并没有满足，他又把目光投向水资源丰富的大河灌区。他认为如果再修建一条早涝保收的水渠，就能够控制察布查尔大渠以南的7万多亩土地。

    袁新一旦看准了的事，就会先征求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所以，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他先小范围内组织研究，然后组织干部群众展开广泛讨论。在开挖察南渠之前，袁新跑遍了全县的各个乡村，把群众的意见都征求了一遍。

    当时，从群众中收集上来的、比较集中的意见有这样几条:

    一种意见是二区提出来的:从下面拨一些山地土地分给部分农民。

    第二种意见是加尕斯台提出来的:挖一条石头渠。

    第三种意见是坎乡提出来的:把小白渠扩大一些。

    在参加1964年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我是和他住一个房间的。当时我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一连几个晚上，他和我就商量着这个方案，并征求我的意见。并问我:“你同意哪个意见?是不是还有别的意见。”我说:“我同意开挖小白渠。”

    回到县上以后，他就组织安排李作球等技术人员进行测量。一测量，很有价值，有开挖的必要。这就是工作开始之前，征求、采纳群众意见的结果。

十三、1966年的那一场雪崩

    1966年冬天，县上正在搞社教运动。12月31日，县羊场、奶牛场和农四师68团的农工共17人在南山伊昭公路56公里处伐木。

    这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西高东低，在路边修有几间地窝子，伐木工人都住在那里。

    正逢元旦来临之际，羊场场部派人带着羊肉、大米、清油等前来进行慰问。同时也邀请了住在一公里之遥的奶牛场的伐木工人一起来吃节日饭。

    伐木工人们吃喝到半夜，因夜沉、天冷、下雪，奶牛场的工人们就没有回到自己的住处，而是和羊场的工人挤在了一起。工人们住的地窝子的门朝东，头朝西，16个人就睡下了。天亮之前，西边山顶雪崩滑下来把房屋推倒，16人被雪掩埋，死15人，睡在北墙边的1人幸免于难。

    第二天早晨，南坡冬窝子的一家哈萨克族牧民半夜听到雪崩声音。天放亮时出来一看，伐木工人住的冬窝子己经淹没在雪堆之中。这位牧民就马上喊上附近的牧民去挖，一边想办法通知县上。

    当时社教团的领导都撤走了，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两三个工作人员留守着。团办公室主任收到消息后，就通知了袁新书记。已经“靠边站”的袁新说:“我不懂语言，我得带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就坐着张忠开的车子，沿着伊昭公路朝南山方向驶去。因路途雪太厚，车子开到加尕斯台乡附近就开不动了。

    正巧，得知消息后，羊场派出的卡车来了，被一辆东方红拖拉机牵引着。我们就对拖拉机司机说:“你把我们也拉上。”但因没有钢丝绳，牵引不成。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上去后，找三匹马下来，把我们三个拉上去。”他们答应了。

    但是，我们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怎么办?”太阳都快落山了，中午饭也没吃。

我们三人就慢慢走着吧。走出一公里多以后，山上的四匹马下来了，我们就骑着马上去了。在山凹里一个牧民的家里，我们吃过饭后，己经很晚了。

    第二天早晨，我说:“袁书记，你们就不要去了，你们就在这里呆着。我去。”他们两个人就留了下来，我穿了一件长皮大衣，骑上马往山里走。当时天冷得很。

    我到了出事地点，尸体己被挖了出来。“怎么往下运?那可是15具啊。”当时，我就说道:“砍一些松树，做成爬犁子。”

    一个牧民说:“不行，松树归林业局管，我们砍的话是犯法。”

    我说:“出了事，我担着。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就砍了30棵树，两根并成一根，捆绑结实，就把巧具尸体拉出了山口。到了现在努拉洪的一个小队，再把巧具尸体装上了羊场的那辆卡车上。

    下来时，正在山下冬窝子的袁新说:“我们就都坐这辆卡车回去吧，马就不要送了。同时也邀请了住在一公里之遥的奶牛场的伐木工人一起来吃节日饭。 伐木工人们吃喝到半夜，因夜沉、天冷、下雪，奶牛场的工人们就没有到自己的住处，而是和羊场的工人挤在了一起。工人们住的地窝子的门朝东，头朝西，16个人就睡下了。天亮之前，西边山顶雪崩滑下来把房屋推倒，16人被雪掩埋死了，睡在北墙边的1人幸免于难。第二天早晨，南坡冬窝子的一家哈萨克族牧民半夜听到雪崩声音。天放亮时出来一看，伐木工人住的冬窝子己经淹没在雪堆之中。这位牧民就马上喊上附近的牧民去挖，一边想办法通知县上。

    当时社教团的领导都撤走了，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和两三个工作人员留守着。团办公室主任收到消息后，就通知了袁新书记。已经“靠边站”的袁新说:

“我不懂语言，我得带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就坐着张忠开的车子，沿着伊昭公路朝南山方向驶去。因路途雪太厚，车子开到加尕斯台乡附近就开不动了。

    正巧，得知消息后，羊场派出的卡车来了，被一辆东方红拖拉机牵引着。我们就对拖拉机司机说:“你把我们也拉上。”但因没有钢丝绳，牵引不成。我就告诉他们:“你们上去后，找三匹马下来，把我们三个拉上去。”他们答应了.但是，我们等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消息。“怎么办?”太阳都快落山了，中午饭也没吃。

    我们三人就慢慢走着吧。走出一公里多以后，山上的四匹马下来了，我们就骑着马上去了。在山凹里一个牧民的家里，我们吃过饭后，己经很晚了。第二天早晨，我说:“袁书记，你们就不要去了，你们就在这里呆着。我去。”他们两个人就留了下来，我穿了一件长皮大衣，骑上马往山里走。当时天冷得很。

    我到了出事地点，尸体己被挖了出来。“怎么往下运?那可是巧具啊。”当时，我就说道:“砍一些松树，做成爬犁子。”一个牧民说:“不行，松树归林业局管，我们砍的话是犯法。”我说:“出了事，我担着。你们就放心吧。”

    我们就砍了30棵树，两根并成一根，捆绑结实，就把巧具尸体拉出了山口。到了现在努拉洪的一个小队，再把巧具尸体装上了羊场的那辆卡车上。下来时，正在山下冬窝子的袁新说:“我们就都坐这辆卡车回去吧，马就不耍送了。”

我说：“袁书记，你坐卡车，我和这位牧民用暖瓶带些热汤、干馕给张忠带下去。”

见到司机张忠后，他已经拿着铁锹铲出了雪道，把车子开到了路上。当时，穿着雨鞋的张忠也没有什么感觉。回到县上后，才发现自大十个脚趾头全冻伤了。

尸体全部拉到了县武装部，羊场和奶牛场就把各自工作的尸体拉运走了。

十四、1968年的那场大雪

    1968年冬，察布查尔县境内下起了大雪，达到一米左右厚，超过历史最高记录。因各级组织的领导都被夺权，靠边站了，没有人管、没人过问了，所以当年过冬的草料都准备不足，加之雪厚无法放牧。12月底，草料就基本用完了。

    1969年1月1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办公室发出《加强和狠抓牧业生产及牲畜越冬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公社、农牧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深入畜群检查工作，同时伊犁军分区生产办公室从巩留县调拨玉米20万市斤，以解决牲畜饲料的问题，但根本无济于事。

    牲畜已经很瘦了。草都压在雪里了，根本扒挖不出来了。即使牲畜能吃上一点饲料，也不好恢复。最后采取的办法是保留母畜，其它的全部处理。一只羊卖5元钱。牧民都把羊群赶到县委、政府机关院子，鼓励干部来买。我前后就买了两只羊，虽然小，但好歹还是有些肉的。外边死的羊、牛、马，随处可见。

    据统计，到1969年2月至3月底，全县牲畜死亡严重。1968年底牲畜总头数24.6万头(只)。其中绵羊17.68万只，牛2.88万头，马1.44万(匹)。1969年底，牲畜总头数11.16万头(只)。其中绵羊7.29万(只)，牛1.76万(只)，马0.98万(匹)，死亡13万多头(只)牲畜，死亡率达54%。

    这就是混乱加天灾给我县人民带来的重大灾害。到1975年底，牲畜存栏总头数数才达到24.66万头(只)，绵羊16.93万只，牛3.42万头，马1.70万(匹)。经过7年的努力才达到灾前的存栏数。

    察布查尔县境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大的灾害。除了这场大雪外，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黑风。小时候，听老人说起过。就像现在的沙尘暴，10米以外，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

一次是在1958年8月25日，伊犁河水暴涨，达到2400立方/秒。当时下楠全是汪洋一片，水有一米多深。人虽然没事，但种的地全部都涝死了。当时我和时任县委书记的韩少杰到西安出差，路经乌鲁木齐市时得知这一消息的。

十五、“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察布查尔县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从此一场由毛主席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蔓延。1967年反革命的“一月风暴”波及全国各地，也严重的损害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损害了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民族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察布查尔县和全国各地一样进入了十年浩劫时期。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3月县里的各派群众造反组织陆续建立。

    1967年1月25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造反派”夺取了自治区党委、人委及乌鲁木齐市人委的一切权力，同时发出了第一号通令。接着新疆各地都开始夺权。3月中旬，两位农民袁振华和刘德信夺取县委的一切权力，袁振华任政委、刘德信任团长。十几天后，县锡伯中学的“只争朝夕”学生造反派的十几名学生把他们两人赶走了。

    1967年3月初，察布查尔县社教团撤离，随之造反运动进入高潮，县级机关各级政权机构均遭到冲击，各级领导遭受迫害，被揪斗，纷纷“靠边站”。全县工作陷于全面瘫痪。

    1967年4月8日，县直各机关、学校的“造反派”和群众约1000人在县人民影院集会，声讨所谓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他们所库存的“黑修养”，号召彻底挖掉所谓的“修正主义”总根子。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1967年4月初，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军队干部进入地方执行“三支两军”任务。1968年经过夺权内乱的反复，最后建立了军队干部、群众代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标志着“夺权”任务的基本完成。“革委会”掌握党政大权，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又商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广播站、邮电局、气象站等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县内部分公社、农牧场和县城群众组织“造反派”开始揪斗、游街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人物”、“牛鬼蛇神”(所谓四类分子)。

    1967年5月，县群众组织分成观点不同的“夺权筹备委员会”和“红色造反者委员会”两派组织。8月3日，县红卫兵、机关干部、群众近千人集会，庆祝毛泽东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一周年。12月24日，两派群众组织100多人闯入县外贸局仓库，抢走皮大衣、毡筒、靴子等物资数件。12月25日，县东方红公社“七一”大队(今孙扎齐牛录)“筹委会”和“红造会”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枪战，伤数人，死亡I人。

    教育系统也进行了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院校“停课闹革命”，停止招生达三年之久。1968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指示，工人宣传队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口号下进入学校。

    1970年6月，根据“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开始恢复部分高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学员，学制2--3年。我县推荐有关伊梅(女、初中生)上上海复旦大学二年，春吉尔(女、高一生)上中央民族学院二年。其中，俩人都因病回家一段时间。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这成为鼓励青年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力措施，受到普遍欢迎。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察布查尔县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全面开展了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遗留的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恢复发展了生产，日益改善了社会主义人民团结和人民生活。

1979年3月1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后，中央批准了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帽子的请示报告。儿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根据这个文件精神，县委统战部部长皮达·乌斯满同志，因受伊犁州党委统战部陈锡华部长牵连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县爱国人士、统战人士都一律得到平反。

十六、图伯特开挖的龙口保住了

    1970年自治县实行的是军管制，领导是李高明，当时党委、政府都瘫痪了。不过，军管委也有发展生产的任务，提出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现在看来，这个口号应该是“抓生产、促革命”。

    随着察布查尔县境内土地的开发，察渠口子进水量已经明显不够用了。另外，察南渠开挖后，也必须新开挖一个口子。1970年，根据县革委会的决定，至1971年春天要完成两项水利工程:一是察南渠的清淤，二是察布查尔大渠新龙口的开挖。两项工程由武装部肖英(锡伯族，时任武装部干事，科长级)总负责，分别成立两个指挥部，负责两项工程，各指定一名负责人。两工程都在1970年10月秋收和播种冬麦基本结束后开工。察南渠清淤指挥部由赵清负责，清淤任务比较轻，干了一、两个月就完工了。

    察布查尔大渠新龙口开挖工程安排由我负责，下面有四个人:一个是政府的陈士杰秘书，一个是负责宣传(报道好人好事，以鼓舞士气)的广播员刘玉英(时任县委组织部干事)，另外还有两个技术员，分别是徐志奎、庄尔辉。

    新龙口开挖工程由金泉公社、羊场、东方红公社和奶牛场四个单位800多人参加开挖，各自下面又分成四个小队:一个是羊场，由一个副书记带队，驻麻扎村。一个是金泉，由苗曾友副书记带队，驻工地。一个是东方红公社，由双富(曾任孙扎齐牛录村党支部书记)带队，驻工地。一个是奶牛场，由刘加云书记带队，驻麻扎村(离工地五、六百米)。每个队50人左右。这样一来，4个乡场16个小队共八百多人参加大会战。

    工程任务艰巨而又危险。需要在1961年4月建成的察布查尔大渠龙口南边红岩石高坡上开挖出新龙口，进水量为74立方，高40多米，口宽70多米。

    开工前，指挥部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当时按照设计方案是不要旧龙口，用开挖出来的土填掉察渠龙口。这个方案是上面作出的决定，技术员徐志奎坚持这个设计方案。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提出要保留旧口子，再开挖新口。要保留1961年建的水泥结构龙口，仅用了10来年就把它废掉太可惜。再说，两个龙口进水比一个龙口进水要多。

    但徐志奎强调个人意见说:“方案已定，不能不执行，新龙口挖出来的土没地方倒，必须填掉旧龙口。”

    我说:“你要慎重考虑，工程今冬明春只能完成开挖土石方任务，而建筑龙口就得推迟到71年了。咱们把旧龙口填掉了，来年怎么用水?15万多亩的察布查尔地和部分下地没水，怎么收粮?如果不修龙口就进水，74流量的大渠混水期多进100多流量，就会破坏察布查尔渠的上游和中游，造成水灾，这样我们不就成了人民的罪人?”所以，我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同意将新开口子的土挖出后，去填埋老口子。

    徐志奎作为施工技术员，说话当然很有份量，况且又是上级的意见。所以，他坚持按上级的意图办。以致于分歧很大，各有理由，各持己见。正争辩不可开交之时，“文革”期间已经靠边站的奶牛场刘加云书记说:“老肖，这个问题就听听群众的意见，你就召集开个会嘛。”

    这句话提醒了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负责召集四个乡场的负责人开会讨论工程开工问题，首先我介绍了二种不同意见，然后让大家都谈谈看法。大家考虑到来年的用水问题，15万亩地不能按时浇水、没有收成的确是件大事。最后都同意了我的意见:保留旧龙口。

    但徐志奎技术员仍坚持他的方案，说这是上面的决定，自己只有执行的份。

    看到议而不决，我说:“老徐，你今天把它填掉了，明年咱们俩个就得进班房。什么党籍，什么干部都没有了!”他说:“那就将我们的意见往上报吧。”我说:“往上报?报到哪?找谁批?党委、政府都瘫痪了。一千多人都上来了，就等着开工呢。”

    会后，我又安排四个乡场的负责人道:“你们回去后，一个队各带两个年纪大、威望高的人前来参加会议。”这样，我就又一次召集16个小队共有30多人参加的会议。会上，群众的意见很坚决，也都很统一，坚决不同意填埋旧水口。

    五牛录的双福(担任过老支书，时调至乡公社任生产干事)站起来说道:“这个口子是我们的图伯特祖宗开的，我们己经靠它取用了200多年的水。现在有人想把它填掉的话，我们将会把他和口子一起填掉。”“哪里批的手续，什么人的决定，我们不管，劳动的是我们，这个土摞到哪里，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绝不会填到老口子中去的！”

徐志奎又提出开挖出来的土没处倒，工程怎进行？我回答说，在察渠上塔桥，每个单位各搭一个桥，把石头倒在察布查尔渠以北、伊犁河边，这样既可以保护伊犁河，又不会冲坏察布查尔渠。

就这样，群众作了主。群众的决定付诸了实施。县水利局很快就运来了木料、钉子和铁丝等。不到两天，四个单位各自搭好了一座桥。工程顺利开了工，将挖出的土倒在了伊犁河边。是实践说服了徐志奎同志。

    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同样，上级作出的决定也必须和当地实际相结合。否则，光有干事的热情还不行，不结合实际，很容易犯错误，甚至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应该说，当时对方坚持的也没错，我是执行者。上级的决定，我不执行的话，我什么也没有了。最后，消除分歧、科学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把决策交给群众，由群众作主。因为群众是各项事业的主体。随后施工起来，干起活来，群众劳动的积极非常高涨。

    工程于1970年10月中旬开始施工。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开挖的工程全都是黑土岩石。为了赶工期，冬天也在施工。开始时是用镢头和铁锹挖，但进度太慢。后又想到用炸药爆破。开始时是从用水利费用中列支，购买军用长圆形小炸药包，这样一来，每个加上导火线成本就达4元多，一天16个工程小单位放炮一次就得掉用400多元，一天放2次就近一千元。开支太大。这时，大家开始想办法自己做炸药包:炒硝酸氨加煤面子，又从县级机关单位收集了一些包装炸药的废旧报纸。就这样，自力更生办起了一个小炸药厂。算起来一天的开支还不到原来的5%。为了不影响旧龙口，一个炮眼炸药包只装2000克炸药。工程速度明显加快了。

    为了丰富施工群众的文艺生活，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调来了县广播站的50瓦发电机，安装了扩音机和喇叭，每天播放歌曲、转播中央和自治区、伊犁新闻，每个宿舍也都安装了电灯。又从群众中挑选出了歌手1名、舞蹈演员8名。他们每天上午劳动，下午排练，一个星期就在工地上演出一次。有了文化生活，群众的劳动兴致也明显提高了。

    整个工程分作两期施工。第一期，每个生产队的工程只有三米多宽，从坡高40多米处一直挖到渠底。第二期工程时，坡就缓了，红岩石也少了，工程宽约4.3米，共144米长。每个队分得9米宽，长14.4米。放炮也少了，施工进度明显快多了。第二年3月全部完工。

    由于经费不到位，1973年开工修建了新闸门，一下子就多涌进了74立方的水量到察渠。

    这样一来，察渠口就有现在我们看到的两个龙头了，显得很壮观。新口子挖成了，老口子也保住了。

工程任务完成后，回家的车队也很壮观。那时是组织统一回的家，由金泉人民公社苗曾友副书记负责指挥。通知3点钟吃饭，4点(北京时间)按单位排队起程。近400辆马车排成一字形，每个单位都插着彩旗，三公里多长的马车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往县城赶。苗曾友骑着马指挥着行进的队伍。过了纳达齐牛录乡境，奶牛场车队分道返回。剩下的三个队的人员都下车排队，举着彩旗走进了县城，受到县级机关的干部欢迎。工地组织的文艺队也走进县电影院，为机关干部呈现了一台晚会演出。后来，队员之一的安梅同志调到州文工团，成为锡伯族的一名歌唱家。这是从火热的战斗生活中诞生出来的一位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