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那启明，锡伯族人，1929年生于凤城县蓝旗乡，1947年入伍，参加过辽沈战役，1950年调空军学习飞行，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击落美机3架，荣立二等功2次，1956年调战斗飞行学校工作，任过大队长、正副团长，副校长、正副政委，1983年任大连空三军政治部副主任，同年离休。
1984年秋，经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在东北财经大学学习的关玉成介绍，使我与市政协委员葛鹏举、省人大代表鄂永昌相识。1985年经他们推荐参加大连市民族志的编辑工作，此项工作也得到了部队领导的支持，我的调查工作从此开始了。
自1985年6月至87年3月，重点调查了锡伯族南迁集居的金州和复州，还去过新金县和庄河县。共24个乡镇，80多个村屯。发现家谱18份，石碑16块，供奉祖宗1个，喜利妈妈3个，以及铜佛、佛灯等。
由于调查成果明显，受到省民委及省锡伯族志编委负责人的表扬，并特邀出席1986年3月在营口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言——《离休干部是怎样进行社会调查的》。主要介绍了怎样搜集具有锡伯族特点的实物及资料。1986年5月受丹东、本溪市民委主任邀请，带着实物先后为丹东、凤城、本溪做三场有关编写地方志的工作调查报告。1987年成立辽宁省锡伯族史学会时被选为副理事长 ，1988年分工由我调查凤城县锡伯族的历史，之后又自费调查了东沟县和岫岩县，截至1996年3月，先后去丹东地区调查15次，26个乡镇，100余村屯，累计200余天，共发现家谱13份，石碑5块，有锡伯族古老传统的供奉5套，还发现清末和民国二年（1913年）留下的委任状3份等。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87年被评为沈空优秀党员。1989年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同年沈空政治部宣传部王先贵的报告文学《走啊！走！》刊登在空军政治部出版的《一百个银头盔》一书中，又以题为《那是颗启明星》收入由总政治部出版的《未完的征程》一书中。
通过实际工作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民族古籍工作确实很重要，整理少数民族古籍，不仅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而且有利于继承与弘扬中华各民族传统文化。认识的提高使我不断增强了做好民族古籍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一、心系民族情
我是锡伯族人，但是以前对锡伯族的历史和民族风情了解甚少 ，因此就想通过社会调查的机会为自己填补这个空白，使我全面认识锡伯族。调查一开始就注重了对实物资料的搜集，因为实物能充分反映出民族的特征。我每到锡伯族集居的村屯，首先说明来意，然后就了解是否收藏有锡伯族特点的遗物。开始下乡时，是借部队的照相机，第一次就拍了10多张照片，有喜利妈妈、家谱和石碑等，让我开了眼界，树立了信心。当向市民委汇报时，得到了鲍国相主任的表扬并批准在老虎屯召开撰写《大连锡伯族志》座谈会，与会人员又提供了不少资料。之后使我意识到，为了能及时把实物拍下来，应该有一台自己的照相机，这要比借用更方便。为此事召开了家庭会议，把我的想法说了，首先得到儿子那磊的支持，因为他在部队两用人才培训时就学过照相。老伴最理解我的心，凡是我提出的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就这样花了700多元买了一台进口照相机。那磊退役后还没安排工作，为了使我冬季下乡安全，民委同意那磊陪同下乡并协助调查和照相。两个多月期间我学会了照相。有了它的确方便，凡是调查中遇到古老的遗物都能拍下来，不管以后能否有用，供自己欣赏也好。10年来从农村到城市、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到伊犁河畔，拍了许多照片，为民族史研究留下了难得的资料，曾先后在伊梨、乌鲁木齐、大连，瓦房店、凤城、哈尔滨市为锡伯族同胞多次展出。
另一方面，还主动扩大搜集面。如参加各地学术讨论会时，凡是知道有锡伯族文物的地方，都去收集，从而丰富了这方面的内容。如听到辽阳市肖廷燕同志在灯塔县发现了供奉物和韩启昆同志在新民县也有发现，都及时前往搜集起来了。又听说开原县大湾屯关姓有诰封也前往搜集，可惜的是诰封被县文化局购去收藏，未能拍照。总而言之，在锡伯族民间中的确存在不少遗物，通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把散落在民间的东西集中起来，为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大连市锡伯族学会领导认为：我搜集的实物照片很好，应该编印成册保存下来，并于1991年12月拟定了编撰计划，书名叫《锡伯族图录》。计划公布后得到不少锡伯族同胞的赞同和参与。1992年5月在沈阳召开的“锡伯族习俗研讨会”时，义县政协主席关玉福、双城市离休干部佟宝璋，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克尧等不约而同来到我的房间说：你们大连，老那你搞，我们全力以赴，把所有的资料奉献出来！锡伯族著名画家扎·藏布教授承担了封面设计和插图，旅顺海军基地司令员何治武同志资助1000元，为搜集资料帮了忙。终于在1993年12月完稿。在编撰过程中将照片推荐给政协大连市委员会文史委审阅，认为图片很珍贵，愿意帮助锡伯族办这件事，并参与到新疆搜集资料，同时资助四万余元出版费。《锡伯族图录》于1994年11月由国家民族出版社出版。1995年被评为政协全国优秀文史资料图书三等奖。大连市社科联也评了三等奖。1995年5月，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召开的“全国首届锡伯族古籍文化研讨会”总结中对《锡伯族图录》给予较高评价：“大连出版的《锡伯族图录》第三部分，也收录了不少锡伯族古代原始崇拜遗物照片，是研究原始信仰的珍贵资料”。
二、整理与研究成果
（一）对锡伯族传统供奉物有了新的认识
几年来，在对大连、凤城、东沟、岫岩、灯塔和新民等市、县锡伯族供奉搜集过程中，共发现10余家供奉的祖宗偶像遗物。都装在祖宗匣（楼）内，供在西屋的西墙角上，其中有3户是画在布上的男女画像，2户是用布做的男女偶像，能区分出男女，应属于供奉的近代人；凤城县蓝旗乡厢白旗那志福、东沟县龙王庙镇五龙村何世德、沈洪山和灯塔县赵春年家还有一捆扎式遗物立放在祖宗匣内，此遗物应属于供奉男女祖宗前的锡伯族古老的传统供奉，查到祖宗匣内的实物，就是锡伯族的祖宗偶像。喜利妈妈当地叫子孙妈妈、锁头妈妈和佛头妈妈，是管小孩兴旺，有的说，他不是祖宗，是属于无文字年代的原始家谱，多数年长者都知道此物。海儿堪玛珐应属于马神，是保佑牲畜兴旺安全的，但过去有人认为是祖宗，不太合适。这个只找到两处遗物，两处遗址，可称其为外祖、外老祖，所以他与祖宗是有区别的。
（二）关于锡伯族的历史人物
清太宗皇太极在1635年9月说：“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过去史学界把“超”解释为超过的意思（这个超应是满语的汉译音，并不是汉字），把“墨尔根”解释为“嫩江”。在复县东岗乡喇嘛庙关姓锡伯人家找到一份家谱，至今已有22代，按一代25年推算这份家谱已有500余年的历史。记有始祖“御玉军汗之子超 墨勒根衔”，从而说明，“超”是人名，即瓜尔佳 超。墨尔根衔，是职衔。很可能皇太极讲的就是这个人物，从而为锡伯族史研究澄清了一个重要问题。
昭陵总管花良阿：在复县县志上查到“花良阿自盛京移居复州城西喇嘛庙村”。在关姓家谱中还收藏有花良阿于道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立的满、汉文馈赠单各一份。又在复州城横山书院内找到花良阿任昭陵总管后第2年回故里，立有满汉文的双面碑，于道光五年十月吉日立。昭陵总管花良阿，姓瓜尔佳氏，自盛京移居复州城西喇嘛庙村，嘉庆四年（1799年）29岁时奉皇帝诰命进京当差，授二等侍卫，擢为先锋参领。以骁勇善战为名，道光四年（1824年）授为昭陵总管。加二品记十三级。
2．碑志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锡伯族有刻石记事的好传统，从嘎仙洞“祖宗之庙”的石刻祝文到沈阳锡伯家庙的石碑、喇嘛庙石碑，还有皇帝为阵亡勇士立碑。多数记载着民族与源流。如，老虎屯满族镇雅化屯付姓 ，碑文称：“古什伯（即古锡伯）入陈满洲籍傅佳氏”。又如东岗乡关姓吉尔哈春为其母邓氏立的贞节碑称：“奉天府复州正红旗常善佐领下陈锡伯兵”。古锡伯及老锡伯，加入了陈满洲籍。说明了陈锡伯与满洲不是一回事。
如，凤城满族自治县蓝旗村吴姓石碑记有：“凤城六区蓝旗村有处士曰鼎琏姓吴氏勤俭务农性耿直为人解纷原锡伯人居吉林伯都讷错草沟清康熙三十八年自始祖某拨归凤凰城正蓝旗当差。”这些碑上，用简练的文字记述了历史，是民族史研究的依据。
三、人总是要有点精神
我参与编写民族志的工作，本身就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接受这个任务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已是57岁的人了，又是飞行30年的师级干部。对我来说从天上飞行到地上调查，可以说是在生活上来了一个大转变。要完成好这个任务，对我是个考验。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事在人为。坚信只要依靠群众、依靠党，任何艰难困苦都是能克服的。同时还得相信自己有决心能战胜这些困难。
万事开头难，难在人生地不熟。我每到一处首先去当地民委和乡政府，说明是为大连市政府编写民族志收集资料，争取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如1985年8月在老虎屯满族镇召开座谈会时，瓦房店民委主动参加2位同志，帮助会议工作；岫岩民委主任陪同我在县城搞调查；丹东市的三个县民委帮我把调查材料打成征求意见稿，都说我为民委做了工作；有不少乡镇还派干部陪同我走村串户做调查工作，搜集到不少文物和史料。我每到群众家就介绍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地位、现状和调查目的，提高他们的民族感情，而不是一进门就问有什么古物。群众有时还没等我说完就告诉有什么东西了。曾有70岁高龄老人带我到几里外抄碑文；有位锡伯家年轻媳妇用自行车载我到茔地考察石碑；一位农民，为了不误下午放牛，利用午休和我到几里地外的茔地抄碑文，回到家3点多才吃午饭；一位锡伯村长，把垫桥用的两块石碑找人挖出来供我考察……，我的行动唤起了干部群众的广泛参与，他们的参与和帮助使我非常感动，深受鼓舞，增添了无穷无尽的力量。
下乡时我以普通的退休干部身份出现，穿的是黄军装、解放鞋，背的是战士用的小跨包，让群众把我看成普通人。发扬我军群众工作的老传统，称呼上热乎一些，使感情容易接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在偏远农村，有时吃住在老乡家，做什么饭菜都能吃下去，有一次睡觉是在刚孵出来鸡雏的炕上，被跳蚤咬得一夜未睡好觉。几年来共去过50多乡镇，只有一个乡派过汽车到农村，其余主要是骑自行车和步行，还做过牛车、马车和摆渡，老乡见了我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搜集石碑、家谱一类实物比较简单，最难的是打开人家的祖宗匣，看里面供的是什么，由于民族的传统观念，过去习惯不能随意称呼祖父的名字，特别是外姓人更不能看祖宗。又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许多遭到焚烧和破坏，民族意识比较强的人把他藏在棚上，这样的人为数很少，为民族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我在六个县里共打开过10个祖宗匣，都靠的是耐心的思想工作，说明目的是：研究锡伯族的历史文化。在蓝旗乡厢白旗村那志福家，收藏有祖宗匣，经工作后，只照了一个纸包，想看另外3个纸包，他不同意，陪我去的乡干部也未说通。我认为要尊重老人的意见，不能勉强。我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和孙子住在一起，论起辈份我叫他叔叔，我就说给你照合家欢吧！他同意了，回大连后把相片洗好先寄给他。半个月以后又去了，见了面先问：叔叔，照片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怎么样？他说很好。看他露出了笑脸，给我增加了信心，经说服后同意了，打开两个纸包是两对布做的人像。他说：“从我太爷开始就没达开过，就是你来了呵！别人来才不给看呢”。
下乡总不如在家那样舒服，由于气候的变化和劳累也经常生病，如感冒发烧、心动过速，由于走路运动引起肾结石活动血尿等，1986年11月为了在年底前完成调查，在金州时已患眼结膜炎，又坚持到复县老虎屯满族镇抄录碑文，由于天气变坏，北风吹得使眼流泪不止，回大连后由于用药过敏，双眼严重冲血，住院一个多月，又因心急产生心动过速。老伴说我：“出去就不想回来，不病不回来！”
四、调查的背后
1987年4月，我把调查素材送给民委以后，老伴对我说：该结束了吧！我说：“没结束，现在是刚开始！”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他了解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凡是认准了的事就要干下去，从不动摇。当时有人说：现在改革开放了，只讲奉献不讲实惠时代过去了，并说我是个傻子。我认为只要是对国家对民族有利，个人的离休生活过的充实就是最大的实惠。
1988年9月，我去凤城县进行社会调查。从此以后我到丹东地区调查，老伴都会为我准备好衣服、药品、路上吃的以及路费。大儿媳妇为了我的调查能收到好的效果，还为我买了闪光灯。可是我这个一家之主在紧急时刻确未起到主心作用，1989年5月中旬又一次下乡，本知大媳妇预产期在即，我认为提前几天回来就可以了，但谁知儿媳的产期提前了一周。当晚儿子在午夜叫醒了妈妈时，老伴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刺激，精神有些紧张，当走到儿子屋里还没等问清情况时就晕倒在地，孩子从未见过妈妈有这种现象，紧张得不知所措，老伴醒过来后决定马上将儿媳送妇产医院，医生说：再晚送来就有危险了。后来儿子对我说：关键时刻你不在家，真把妈妈吓坏了。听了以后，真觉得脸红内疚。可是，去调查有了收获，觉得是值得的。
1993年冬完成丹东3个县调查草稿后，觉得仍要补充资料，于3月10日出发了，刚走一周，儿媳来电话说：家里出了两个事儿，一个是大舅病故速归，另一件事未说。等我回来后才知道老伴因子宫肌瘤引起大出血，精神有些紧张，不知所措，我回来后联系住上了医院并做了手术，这次，我亲自在医院特护了一周，她不愿意劳驾母亲、媳妇，这才使我体会到，在最困难时刻老伴是最信得过的人。100天后，老伴活动自如了，我又去实现没有完成的计划，一去就是20天，就在这20天内，照了一个墓碑、一双锡伯族妇女穿过已保存百年以上的鞋和一处海儿堪遗址，这些新发现都被收入《锡伯族图录》之中。还发现抄录3份家谱。能一次发现搜集这么多实物，使我特别高兴。
总之，十几年来我以忘我的民族精神，必胜的军人作风，坚定的革命意志，自觉的奉献行动，参与民族古籍工作，在收集整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中，不图安逸、不断进取、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领导和同志们给予的荣誉相比，我做得很不够，当然我的时间与年轻人相比剩的还不多，但我决心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还要更好的工作，使我的生命余热更加生辉。
（本文原载《大连锡伯族研究文集》第2辑，2012年5月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