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14年11月和12月，笔者对百岁老人舒幕同（生于1915年）进行了采访，根据老人的口述就如下事项记录如下。

一、民国时期锡伯族青年留学苏俄情况

从清末民初始，锡伯族青年留学沙俄和苏联共计有七批60余人。

第一批：清政府决定派满族青年赴外国留学，当时的外国就是指的沙俄。新疆当局得到此令后动员满族青年去沙俄留学生学。可是新疆的满族官员不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儿子送到洋鬼子那里去，所以就以锡伯、索伦、蒙古等民族的平民青年来替代。就这样，从锡伯族青年中逃选了以下几位青年：五牛录的才满、年方14岁的关清廉、六牛录的殷德善、索伦营的安崇旭、伊立春等青年等。满族只有1人，即卸任伊犁将军的儿子博孝昌，字雨晨。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蒙古族青年。同时还派出年满18周岁的锡伯族青年三牛录萨拉春（我的父亲）和索伦营的巴图沁两人，作为学生们的生活服务员陪同。但到了沙俄阿拉木图之后，大家发现当地政府将学生们的住处、伙食和衣物全部配备完善。这样，萨拉春和巴图沁就转来当留学生了。蒙古族学生因来自牧区，来到大城市后生活各方面都不习惯，没过几个月就自动回国了。其他留学生同俄罗斯学生们一起，在阿拉木图市六年级学校格木纳兹亚第一班学习。在1909年的毕业考试中，锡伯族学生关清廉获得第一名，一时轰动了全市俄罗斯居民。

这第一批留学生毕业后就回了国，但安班扎拉丰阿的儿子安崇旭未回国，而是直接去了莫斯科，在医科大学学习。

1932年，我父亲萨拉春赴苏联莫斯科商谈货船进入伊犁河相关问题时，把我也带去了。我们在莫斯科见到了安崇旭，他说他毕业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并立了功，后来加入了苏联国籍并娶了俄罗斯妻子。我父亲给了他1000卢布。安崇旭带我去动物园、莫斯科红场、莫斯科河等地游玩。这样，他在锡伯族留学生中成为唯一没有回国的留学生。

第二批：1917年，苏联发生十月革命，在中苏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之前，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将军同苏联做起生意来。将积压的土产品出口到中亚，换回工业和日用品。为此，他派关清廉作为商务代表去阿拉木图谈判，并带去五名锡伯族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他们分别是：头牛录的伊敏政、佟荣昌，三牛录的图奇春、伊宁市的阿昌阿和文克精阿。他们五人在阿拉木图学到1933年才回国。后来伊敏政当上了盛督办的俄文秘书，军衔为少将，是民国时期军衔最高的一个锡伯人。可是盛世才改变亲苏政策后，他怕伊敏政担任翻译时知道的事情太多，为了灭口便将他入狱杀害。图奇春在乌鲁木齐市各大院校广泛开展活动，成了新疆文教界知名人士，后来在新疆大学工作，离休后活到了103岁才病故。他还曾写过众多关于锡伯族的论文。文克精阿后来去“满洲国”当了外交官。

第三批：1926年，萨拉春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时，除携带自己的二女儿春布尔和儿子舒慕同留学外，还带去惠远城的中孚、伊宁市的贺继先和安崇志以及索伦营的铁木尔等留学。萨拉春三年任期结束后只带了自己的子女回国，其他人则继续学习。

第四批：1932年，萨拉春带上儿子舒慕同去莫斯科同苏联商议关于苏联货船进入伊犁河事宜，返回途中同塔什干中国总领事牟维童商定派一批学生到塔什干留学。为此，他将儿子舒慕同留在总领事馆内，自己返回伊犁去办理派遣中国留学生的事务。其中留学生中有汉族，即伊犁杨会长的儿子杨凤培，塔塔尔大商人格拉兹丁之子卡布土克等。除此之外，其余都是锡伯族青年，他们是三牛录关荣来、伊宁市贺继先、七牛录四善、六牛录光喜，加上我就是五名锡伯族留学生了。这些留学生住在塔什干老城中国领事馆租的一个大院里。我考入中亚地质学院，其他人留在中亚学校，专门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班，1933年，新疆发生“四一二”革命后这批学生都回国了。

第五批：1933年，广录出任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时，带去自家的女儿兰香，侄子六善、八善等去塔什干留学。他们回国后，八善做了县中学的俄文教员，兰香去了关内，参了军，并做了西北指挥的俄文翻译。她还同国民党起义大将结了婚，现仍住在北京。六善和八善都已去世。

第六批：1936年，萨拉春再次出任中国驻中亚安吉延领事时带去八九岁的女儿永布尔、儿子文宁、文安等。另带去拉玛扎布之弟（名字不祥）和恩登芝、贺玉英等。但是不到一年萨拉春就被捕入狱，其他带去的人都回家了。

第七批：盛世才上台，执行亲苏的六大政策，为了培养干部，同苏方商定，在塔什干开办了一个中国学生班。除俄文外，主要学习马列主义。前后办了两个班，学生中也有锡伯族，如安子英、郭松林和柯惠庆等。回国后安子英在新疆反帝会总部担任科长，大力宣传六大政策和马列主义。盛世才政变反苏后，他因反对盛世才而入狱并被处死。郭松林也被捕入狱，在对他实施酷刑中神经错乱，不省人事。国民党进疆后出狱，友人将他送至塔城岳母家同妻子一起生活。三区革命民族军解放塔城后，他同其他锡伯、达斡尔青年参了军，在列斯肯骑兵旅担任了侦察科长，在和布克赛尔战役中牺牲，成为烈士。其子郭富寿在独山子中学当校长，现退休当了律师。

安子英在反帝会当科长时因公去了伊犁，他还到了自己的故乡索伦营。他看到锡伯和索伦学生小学毕业后汉文学的不多，考不进汉文中学，就同伊宁市“五族中学”的校长郭普定商议，在该中学成立锡族学生一个班，共招收了三十多个锡伯、索伦学生，这在锡伯教育史上成为第一个正式中学班。

当时找不到班主任，安子英就说服了赵德林担任班主任。原来赵德林刚刚毕业于迪化高中，计划在秋季报考新疆学院。正好在暑假回伊犁看望父母。在这之前，我在这个中学给两个俄文班当中文教员和俄文翻译。锡伯班成立后，我去教锡伯文，编写锡伯文文法、翻译俄文小说等，现在从新疆军区离休、在乌鲁木齐安度晚年的吴豪敏民就是那个班的学生。以上是锡伯族留俄学生的基本情况，但事过70多年，我的年龄也近百，有些亲人和朋友的名字都忘了，许多学生的名字可能也忘了。

二、我在三区革命中的经历

三区革命发生的1944年，我在锡伯人中第一个加入三区革命队伍，任民族军总司令部侦察处长。1945年初的一天，民族军总司令波立诺夫把我叫去说：现在各民族都成立了自己的部队，锡伯人也应该成立自己的部队，你叫他们来一下。我打电话将县长常德山和总管二善叫过来了。因为他们不懂俄语，我当翻译，总司令说明情况后他们大喜过望，说一定照办。这是因为锡伯族富人们很怕游击队进入苏木尔县（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抢他们的财产，因此如果成立自己的部队，就可以平安了。原先决定成立一个骑兵营，后来因人员问题改为骑兵连了。

锡伯连于1945年4月20日成立，巴彦图为连长，兴善为副连长。当时部队中都用俄语、俄文，所以他们来找我解决连里的一切问题，虽然留苏生四善当连部翻译，可是军队的事都不懂，吃、住、武器、军衣、工资都要我帮忙，部队口令和军队章程中的俄语、俄文也都由我来教巴连长。如：口令“齐步走！”俄语叫“马尔什！”等。锡伯连在头、三牛录集中训练后，经东路史口达板，1945年夏天到了前线永吉湖。同俄、回两个连对付精河的国民党敌人。1945年深秋，国民党以一个加强团和一个骑兵大队攻击永吉湖。经过半天的战斗，俄、回两个连败退到大河沿子，只有锡伯连半步不退，英勇作战，等到民族军大部队赶来，国民党后退时也英勇追杀，立了大功。三区人民欢天喜地，总司令波立诺夫亲自到永吉湖祝贺锡伯连，发放奖章，见到小兴善，知道他抢夺敌人一挺机枪时，亲自给他戴上皮达伊奖章，还摸了摸他的头，总司令最后还说：你们锡伯人还没有失去清朝满族兵的勇气。这话是我亲自听到的。

锡伯连后来到玛纳斯河边，同其他民族军部队与国民党部队隔河相峙。这时塔城的锡伯、达斡尔骑兵排解放阿尔泰后也来到玛纳斯，上级命令他们同锡伯连合并，骑兵排首领白合南当了副连长，另一个锡伯族军官、塔城人哈镇国也常来锡伯连做客。

在这次战斗中，锡伯连牺牲了34名官兵。其中有排长鄂国。1946年，我编写了34名烈士的歌《精河比拉》，老人们仍唱到现在。

1946年张治中来新疆，成立了联合政府，双方部队都离开玛纳斯河回乡。锡伯连也退伍，到乌苏同塔城人分手。回到故乡时八个牛录的百姓都出来迎接自己的子弟兵。巴连长获少校军衔，后来被任命为县公安局副局长。

三、我担任苏木尔县县长的经历

国民党派张治中将军到新疆，与三区革命政府一起成立了联合政府，制定了所谓“十一条规定”。双方商定：三区派代表到南疆各县，监督县长选举，国民党派代表到三区监督县长选举。国民党派往伊犁的代表是塔城锡伯人，是被红军枪毙的原塔城县长柯可色本之弟、娶塔塔尔族女人的钟棣华。他当时是张治中的个人翻译和维哈学校的校长。他到伊犁后，对苏木尔县的县长选举特别重视，同当时的县长常德山来往密切，打算再选他为县长，从而出谋划策，而常德山当时是同三区革命中的右派站在一起的。这些国民党代表的活动，当然被三区革命安全部门所掌握，甚至看到他们的来住信件。

1946年11月初，接任波立诺夫总司令的伊斯哈克别克将军叫我到他办公室说：你明天带一个卫兵去苏木尔县选县长吧！我惊诧的问：总司令阁下，我这个刚到三十岁的人，谁还选我为县长呢？总司令微笑着说：这就不用你管了，去吧！我半信半疑，第二天身着军衣，腰挎手枪，带了一个士兵，骑马去了六牛录。谁知我后面就来了一位维吾尔族大员阿力卡木阿合塔木，听说他一个一个的找维、哈、蒙古族代表谈话，德林也跟着来了。他悄悄的跟我说：是阿合买提江副主席派他来的，是作锡伯族代表的工作，让他们选你为县长。这样在大会上，我几乎全票当选了县长。常德山当然落选了。钟棣华面无笑容地向我表示祝贺。我当上县长后，锡伯社会中两个对立的实力开始公开化了。一个是多年统治锡伯族人民的顽固封建势力，他们不支持苏联领导的三区革命，希望国民党来镇压它。另一个是受到现代教育的进步青年，那些辛亥时期的尚学会会员，以及被压迫的青年农民。他们是希望在苏联的帮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选举结果公布的第二天，各种谣言布满了锡伯营上空：“舒慕同这个小娃娃还能当上县长，小鸟只知飞，不知摔死在哪里，时间是不会长的！“赤化了，公产公妻了”等等。我一上任就采取了以下措施：在政治上取消了前任县长常德山的复古主义决定。这些决定包括：官员名称都复用清朝时期的安班、乌合立大、章京等，大路上碰到他们，不管男女老少，都要下车下马，单膝落地行礼。没有出嫁的姑娘，不准留短发，必须脑后留长辫子，出嫁的女人一定要用“达查克”，发辫梳为疙瘩等等。我专门出告示宣布，不准见我下马下车行礼等，并废除了上面说的各种旧礼。再就是严禁赌博，前任县长不但自己打麻将，而且在各牛录档房开夜间赌博场，叫农民赌博到天亮，理由是说这样夜间各牛录中都有很多人，贼娃子就不敢进牛录抢有钱人的东西了。结果贼娃子没有来，农民就不好好准备春耕了。我重罚五牛录打麻将的上层人物，禁止在档房开赌场，这样再没有人赌博了。

我发动群众清算各个机关和牛录的账目，当时一切都很混乱，出现过贪污现象。清账结果，发现县政府教育科长崇志吃教员空名，两个牛录的佐领有多吃多占行为，我把他们都作了撤职处理。后来，我在任时再没有发生过贪污现象。

在经济方面，在春耕时期，我打开公家粮仓，为贫困农民发放小麦，要求秋天如数交回。在锡伯人中大力提倡养猪，那时其他县的猪都被伊斯兰宗教狂热者杀死，锡伯族农民顾虑很大，不敢多养。有一次会上，新疆省副主席阿合买提江提倡多养猪，大家这才放心多养起来。之外，改善学校设施，在各牛录建大礼堂等。

当时学生小学毕业后无处上中学，我到伊宁市见教育部长赛福鼎·艾则孜汇报，说我已开始建立锡伯族中学，请部长阁下纳入三区政府教育计划之中，发放各项开支，赛福鼎同意后我报了预算表。我在八个牛录锡伯人的大力支持下，在六牛录老爷庙的20亩地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锡伯中学。

1949年新疆国民党当局准备和平解放新疆，可是一部分军官坚决反对捣乱，民族军总司令部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侦察，下令调我回原侦察处长，这样我的县长历史就结束了。

四、新疆医学院招收锡伯族学生情况

1956年，在苏联的协助下，新疆成立了第一个医学院（现为新疆医科大学）。我与各方面联系，专门招收锡伯、索伦青年考入医学院民族第一班。他们是赵恩登、盛幸福、顾玉兰、苏联宝、何翠英、英善、胡新昌、安乐、阿利亚、伊明阿、郭文海、苏春阿、文奎、洪宝、新芳、香哲尔、莲子等17人。这批学生1960年毕业后，他们都被重用。盛幸福出任新疆医学院泌尿科主任，顾玉兰任放射科主任，苏联宝任外科主任，赵恩登任眼科主任，后来阿利亚任妇产科主任，英善任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除以上6人留在本医院外，其他毕业生分配到其他医院作主治医生。留在新疆医学院工作的锡伯主任医生还给学生上课，当上了教授。阿利亚因为懂俄文、俄语，还出国到苏联阿拉木图，同苏联医生讨论两地医学事务。外县医院发生产妇难产时，也常邀请她去处理。之外还有巴善锋、齐光生、佟新民等从新疆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成为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著名医生。现在，从新疆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中已病故者四人：安乐、郭文海、文奎和洪宝等。

五、恢复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情况

1954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增设了锡伯文编译室，1956年，新疆教育出版社也设立了锡伯文编译室，两个编译室先后编译出版了大量锡伯文图书和教材。然而，至文革时期，新疆人民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原有的两个锡伯文编辑室都关门停业了。文革后的七十年代，我被任命为自治区民委副主任，党组成员。选我当自治区民委副主任，主要是管理锡伯族事务，加上我的俄文也好，也同时管理俄罗斯事务。1980年12月28日，乌鲁木齐锡伯语言学会成立后，我担任了第一届会长，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两个出版社的锡伯文编辑室。我多次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后来宣传部长和管文教的人民政府副主席都同意，下令恢复了两个出版社的锡伯文编辑室。我选定关善保为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室主任，贺全喜为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室主任。一切进行的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和麻烦的事情。

六、锡伯语言学会成立过程

1980年，我出任自治区民委副主任，这样我就可以做锡伯族自己的事了。我刚到民委后发现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组织常到民委办事，一打听才知道，它们在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群众团体，作自己的民族内部事务。根据其他民族的情况，我同锡伯族同胞研究，向新疆社会科学院写了报告。新疆社会科学院批准锡伯、俄罗斯等到民族成立群众团体，经讨论后命名为“乌鲁木齐锡伯语言学会”（1992年改名为新疆锡伯语言学会）。学会在锡伯语中叫“kuren”。1980年的12月的某一天，我们在新疆工学院大礼堂召开了一百多名锡伯人参加的学会成立大会，宣布乌鲁木齐锡伯语言学会的成立，选举首届理事会成员。选举我、贺全喜、忠禄、何新民、赵德明等为理事。理事推选我为会长，贺全喜为副会长，何新民和赵德明为正副秘书长。何新民负责文字工作，赵德明负责外部工作。

我们把成立乌鲁木齐锡伯语言学会的事情除写报告呈送自治区人民政府备案外，还呈送专题报告，要求将每年的农历“四一八”日作为锡伯族的传统节日，节日当天全疆锡伯人放假一天，由此始，`农历“四一八”节日活动每年都要举办。节日当天，学会邀请自治区党政领导前来参加节日活动，在许多次的节庆活动中，时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自治区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贾纳布尔等领导都参加过锡伯族的农历“四一八”节庆活动。

乌鲁木齐锡伯语言学会成立以后经常开会，研究锡伯语言文字的发展问题，并曾规范锡伯语的新词术语。除相关学术活动外，学会还每年负责举办农历“四一八”节日活动，组织锡伯人到野外，开展跳舞、唱歌、游戏等文艺活动。每年春节，在自治区民委大礼堂集中锡伯族的中老年人，在自治区政协大礼堂集中青少年开展联欢和文艺活动。之所以把老少分开，是为了让青年人有机会见面、认识，给他们提供一个相互相识和谈恋爱的机会。

我当时在自治区民委也管俄罗斯的事务，俄罗斯人强调说，他们的宗教、习惯和礼仪都与其他少数民族不同，俄罗斯人死后不能在其他民族的墓地中埋葬。要求政府划块地给俄罗斯，建立俄罗斯墓地。后来政府部门在西山墓地划了一块地给俄罗斯，作为他们的墓地。锡伯族学会也利用这个机会在东山建立了锡伯族的墓地。

当时，乌鲁木齐市的锡伯人，无论个人或集体要求办的事不少，凡是来找学会的，学会都积极协助给予解决。现在学会成立已有35年了，还在积极活动着。这里还谈个问题，那就是，国家民委要求新疆写13个少数民族的简史。对锡伯族简史的编写问题，经学会多次讨论研究，最后决定由肖夫同志执笔完成。简史写完后学会理事会成员阅读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经修订后才正式出版。

俄罗斯简史没人写。我两次召集俄罗斯知识分子进行讨论，他们都只是摇头，无人能写。这样，这部俄罗斯简史就由我自己代笔，用俄文写出来了。因为全国俄罗斯人只有在新疆才有其法定的民族，所以这本书就成了中国新疆俄罗斯的历史了。这本我用俄文写的俄罗斯简史，由书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出版社后俄罗斯人和懂俄文的人员争抢着阅读。我留下的几本，不知道谁拿走了，目前一本都没有了。后来由杨凤培同志将其译成中文出版了。有人说，这本俄文写的俄罗斯简史，在中国出版界上是由锡伯人用外文编写的唯一一本书，至今在中国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六、我的父亲萨拉春

我的父亲萨拉春1909年留学回国后做了以下事情：

一是从沙俄道胜银行贷款，同友人党林、寿昌等合作，开了锡伯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商号“常寿春”，大发其财；二是在伊宁市那哈拉集乡买了20亩地，分给寿昌、常林、巴图沁、图奇春（萨的女婿、我的姐夫）、通宝和首善，加上原来的郭松林家，共八家，形成为锡伯街，当地的塔兰奇人就叫“西伯库恰”（维吾尔语库恰意为街道）。在那哈拉集自家院子内创办了小学，叫八家子女上学，老师起初由曾是尚学会会员、三牛录的林旭担任，后来改为穆特善担任。我的锡伯文就在这所学校里里学的；三是辛亥初年，萨拉春在头、三两个牛录组织成立了锡伯历史上第一个民间团体——尚学会。这个学会除吸收大量会员外，把三牛录的旧式学校改成现代学校，订购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的各种现代课本，开学生运动会，教学生学木匠和铁匠手艺，建立童子军，到外面进行军事演习等。为了纪念上一辈的教育家色布赞，将学校命名为色公学校。

尚学会每年在头三牛录选择最孝顺的儿媳，大量宣传她，使锡伯人家庭和睦相处。萨拉春后来当上外交官后，曾多次派锡伯族留学生到苏联留学。他在盛世才时期入狱六年。三区革命时任锡伯族历史上第一份报纸“苏尔放阿吉尔干”（锡伯语意为解放之声）的总编辑。解决后他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常委，1962年在乌鲁木齐病故，享年65岁，由伊犁州政协为他送葬。他还改造了满文“阿五珠”字母，改变其不合理的写法，取消了重复读写的多余字母，创建了锡伯文。他还编写了《锡伯族简史》《锡伯语文法》等著作。

七、建国以来本人亲历与锡伯族有关的大事

新中国建立后，我入了党，被选为新疆省党委委员、新疆省和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到北京开会，听过刘少奇的讲话，见过周总理，在锡伯人中算是第二个上过中央党校的分务员。曾带领公安参观团，周游全国，作过大量本职工作。

本人为锡伯族作了以下工作：一是在担任新疆省公安厅副厅长时，按规定程序，同意了镇压常德山和二善的决定。伊犁减租反霸时期，政府决定锡伯人中镇压常德山和二善。这事报到新疆常委批准。一天党委派人到我处，征求我的意见，我写了“同意”二字并签了名；二是我作为新疆党政工作团长，去伊犁参加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大会；三是锡伯中学第一班毕业后，校长全喜找我，我亲自见王震司令员，他批准锡伯族毕业生到西北民族学院学习。因西北民族学院学生已满，所以把他们送到西北咸阳工业学校学习，这批学生1957年毕业后，成为了各方专业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四是锡伯中学的第二个毕业班，是经我送入新疆俄专学习的；五是锡伯中学的第三班毕业生也是经我送到新疆学院学习的；六是文革后我出任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期间为锡伯族作了以下事情：报人民政府将“四一八”成为锡伯族节日，全疆锡伯族放一天假，邀请新疆党政领导参加庆祝大会，为锡伯族说好话；发动乌鲁木齐市锡伯人成立了锡伯族语言文字学会，我被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我和张林一起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人大，增加一位锡伯族副主任的编制，由吉庆出任伊犁州人大的锡伯族副主任。

八、我创作的主要文学作品

我创作的作品不多，一是创作了歌颂三区革命锡伯连34名烈士的歌曲；二是出版了短篇小说《莲花妈妈》（锡伯文）；三是写了关于锡伯连历史的长篇小说《精河比拉》，交给出版社，经文革之乱，未能出版，原稿已丢失。除此之外，我用锡伯汉两种文字写了很多回忆录式文稿，在新疆文史、锡伯文报上等报刊上发表。其中有：锡伯留俄生的情况、从东北带来的锡伯歌曲、满清时代锡伯掌管中亚的18个卡伦、锡伯族官兵在巴尔喀什湖饮军马、锡伯族的中国领事们以及锡伯族知名人士关清廉、萨拉春、巴图沁、广禄等人的外交活动、1864年伊犁塔兰其农民暴动、清朝锡伯参赞大臣扎拉丰河的政治经济活动等，这些文章都已发表，散见相关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