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锡伯族老人，离开察布查尔故乡已经70年了，但始终关注着故乡的发展。这位老人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何玉英。2014年6月中旬，我们采访组远赴广东省深圳市，在福田区福强路江南名苑一处宅院里，对何玉英老人进行了专访。

何玉英1913年出生于察布查尔宁古齐牛录，1934年，随丈夫葛慕春到苏联中亚安集延领事馆进修俄语，兼学拉丁文、药剂学、有机及无机化学等课程（葛慕春是伊犁锡伯营六牛录人，是宁西县锡拉春领队的儿子，曾在锡伯营高等学堂、迪化中学读过书，还专门学过维吾尔文。曾任中华民国驻中亚安集延领事馆副领事，1938年1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致死）。

何玉英老人1938年回国，加入了反帝会。她说：我对俄语掌握得比较好，是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伊宁市。那时候正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伊宁市来了很多白俄人。我小时候就住在俄罗斯人家里，耳儒目染，就学会了俄语。后来，我结婚以后到了苏联塔什干，进一步提高了俄语水平。这时，我学的不单单是俄语的口语了，而且还学会了官方语言和很多政治词汇。我孩子的四老爷（名字叫阿昌阿），当时是中华民国政府驻安集延的领事，是一位非常开明的人。那时候锡伯族女性是不能上学的，但他鼓励孩子们学习，把我也带到塔什干去了。新中国成立前，我参加了新疆“三区”革命，当时在苏木尔县（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前身）宁古齐牛录建立了县医院、药房，我就在县医院找了一份差事。当时医院只有三名工作人员一名医生（是从苏联回国的汉族)、一名药剂员、一名护士。当地数民族群众居住很分散，哈萨克族人一般都住在山区，离医院很远，看病很不容易。人们的出行只能靠骑马看病，来回往往都要走好几十里的山路。有一次一位山区的哈萨克族妇女在怀孕期出现了意外，孩子死在腹中，大人危在旦夕。得知情况后，我就背起药箱，冒着严寒，三更半夜一个人骑马进了山里。通过手术，将孩子取出，大人的性命保住了。

何玉英老人有一段传奇经历，1940年至1942年初，她为新疆财政厅周彬厅长（毛泽民同志的化名）当过秘书、俄文翻译兼俄文打字员。对此，何玉英老人有这样一段深情的回忆：新疆财政厅金矿局需要俄语翻译，我就被分配到财政厅秘书室和苏联顾问办公室担任俄语翻译兼俄文打字员。

    当时，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很友好，各行各业都邀请了不少苏联专家来工作。尤其是来了不少技术方面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工作。那时，新疆省财政厅厅长是周彬。我是1938年参加的反帝会，当时没接触过中共组织的人员，更不知道周彬就是毛泽民同志。1940年，我第一次见到他，周厅长亲自给我布置了任务，就这样，我当上了周彬同志的秘书、翻译兼打字员。

    她说，在我的印象里，周彬同志是一个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的人。在以后的接触中，除正常工作外，他总是抽空到秘书室来看望大家。周彬和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谈天说地，他亲和的性格，渊博的知识、幽默的谈吐，给大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时候，周彬同志还经常抽时间给我们讲革命道理和抗日战争的意义。他经常教育我，要提高汉语水平，尤其要提高政治水平，有空的时候要我多学习一些苏共的党史。我在领导身边工作是很谨慎的，因为我的工作政策性很强，政治要求很高，觉悟更不能低。保守秘密也是一项更重要的工作，周彬同志时常对我说，有的事情，对你丈夫也要保密。我跟你讲的许多话，也不要给外人讲。所谓外人，就是社会上的服些人，包括政府里边的一些人。我们在工作当中，和苏联人谈的好多事情，你也不能跟政府的人谈论这些事。我们公开谈的事，我会告诉你，哪些可以翻译，哪些不能翻译，哪些可以讲，哪些可以不讲。比如，像币制改革，我过去在苏区就是搞的财政、财务，国家也是一个大家，也有管钱管物的，我现在帮助新疆政府做这项工作，这是上边给我的任务。这个工作，我要好好完成。银行搞好了，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这类工作不涉及保密问题，你就可以翻译了。他又说，我们延安的人跟苏联人、跟共产国际，都是一种人，都是好人，都是为了拯救劳苦大众，实现全民族解放，大家都过上一种没有财主、没有剥削的幸福生活。我们延安的人走的就是苏联的道路。对于这样的人，你要向他们学习，并且要相信他们。你在苏联学习过，你有这方面的优势，你要朝这方面去努力。假如他们有什么事，你也要像帮助我工作一样，帮助他们，也就等于帮助了好人。”听了他的这番话，我表态说，你放心吧，我记住了，我也要像你们一样，为劳苦大众工作。

周彬同志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好事：比如，他在迪化创办了财政专修学校，他亲自当校长并上台讲课，培养了好几百名财政金融方面的人才。周彬生活上很朴素，穿戴很简单，经常穿着一件褪色的白衬衣和一套灰色西服，替换的衣服也很少，和职工同吃同住在一个小院内。1942年，周彬等被捕入狱后，我就辞职回到了伊犁。

何玉英老人当听说采访组来自于遥远的故乡察布查尔时，老人非常激动：“这么多年了，我几乎没有见到家乡的人了。”“借此机会，衷心希望察布查尔能传承好民族精神，弘扬好锡伯族文化，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团结友好，加快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努力实现好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这是101岁高龄的锡伯族老人何玉英于在接受采访时讲的肺腑之言。

何玉英老人至今还喜欢阅读锡伯文书籍，还保留着这一份强烈的民族情感。对于今天的察布查尔仍然能保留和传承着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字给予了高度称赞，一再说道：“不简单，不简单！”“我出生在察布查尔宁古齐牛录，两三岁的时候就搬到了伊宁市。由于是在伊宁市长大的，所以对于锡伯族的生活习惯、风俗习俗我知道的还不是太多。但是，我有一本那启明写的《中国锡伯人》。这部书讲述了锡伯族历史与文化，写得很详尽。对于锡伯族人物的收录，各个地方比较有名的都进行了收录，也相对比较全面。所以，我对本民族的历史由过去了解得不多，通过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对本民族的历史就知道了不少。新疆锡伯族这个民族能生存到现在，很不简单。东北的锡伯族同胞早就被其他民族融合了，更甭说语言文字的保留和传承了。但是，恰恰形成反照的是，在保留和传承方面，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做得就非常好。直到现在，察布查尔仍然能保存并使用着锡伯族的语言文字，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其中，自然就少不了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与全县锡伯族同胞的努力与付出是分不开的。为此，我感谢你们！我出来已经60年了，30多岁出来的。离开家乡以后，60多年都没有回去了。我也很想念自己的家乡，想必察布查尔县变化肯定也是挺大的。”

何玉英老人在宁西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前身）工作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时期。老人说：“我那时任的是宁西县妇联主任。我就组织大家召开大小会议、演讲等抗日宣传活动，反复宣传内地的形势。比如给大家讲谁在侵略咱们，为什么跑老远来我们国家打咱们。这种形势很严峻，假如人民不团结，他们就会打到咱们这里，咱们就过不上好日子。还演出一些小节目，进行口头倾诉，这样通俗易懂地反复宣传，再配合起来搞一些节目演出活动，这样做的目的就想让各族妇女们提高认识，为妇女自身的解放、参加社会的解放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组织妇女同胞为抗日募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不少妇女同胞把自己的手镯、佩饰等都纷纷捐了出来。”

全国解放后，何玉英老人为建设人民空军，参加了第一批翻译团进京，先后在空军2536部队司令部、航空医学研究所、空军司令部科学研究部等部门任俄文翻译。1961年转业到沈阳，1976年在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退休，1982年改办离休。

最后，何玉英得知2014年是察布查尔自治县成立60周年及锡伯族西迁250周年时，她非常高兴，亲自书写一幅字，让我们捎带给全县各族人民：祝贺锡伯族西迁250周年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60周年！中国锡伯族一部壮丽的诗篇，厚重源远流长的英雄历史！愿伟大的人民永远传承民族精神，团结、进步，为实现富国民强“中国梦”做出新贡献！

    口述者筒介:何玉英，生于1913年，察布查尔县宁古齐牛录人。1933年随丈夫到苏联中亚安集延进修俄语、拉丁文、药剂学、有机及无机化学等课程。1938年回国，加入反帝会。1940年调到新疆省财政厅担任周彬厅长（毛泽民同志）的秘书、俄文翻译兼打字员。1945年参加“三区”革命，在宁西县医院药房工作，后担任县妇联主任、教师等职。全国解放后，为建设人民空军，参加了第一批翻译团进京，在空军2536部队司令部、航空医学研究所、空军司令部科学研究部等部门任俄文翻译。1961年转业到地方，任沈阳市第三十一中学俄文翻译。1976年6月退休，1982年改办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