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5年间，笔者多次走访锡伯族学者贺灵先生。在请教有关学术问题的过程中，对其经历及其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出身农家寒门，做人做事奉行低调诚信，对事业尽职以求，对学术倾思钻研，不惑之末已是名筑出版界及学林，成绩斐然，在图书出版、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古籍搜集整理出版、编纂辞书等领域已独树一帜。所编20余种图书，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和省部级奖。为此，在2013—2014年间，先后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批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称号）、国务院特殊津贴，并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成为公认的专家型领军人物。他是一个楷模。在目前转型浮躁的社会氛围中，无论是做人或是做事方面，他对年轻一代都是一种榜样，传递的是细声细语、细雨润物式的正能量。在此，如实记录访谈所得并奉献读者，意在以此鼓舞年轻一代保持和弘扬民族固有的奋发意志和向上精神，共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
锋晖：十余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内地专家学者，其中不少人读过您和佟克力老师写的著作和论文，他们猜测您个人的家庭背景可能是名门望族或者是文人世家。实际上，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您的家庭背景的，请您给还在猜测之中的人们谈一谈您的家庭背景和求学经历。
贺灵：我是农民的后代。出生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疆伊犁察布查尔县。父亲1918年出生后不久便失去了母亲。在他7岁时为生活所迫，开始为富人当长短工，从不得一时休息，尝尽了旧中国人间的酸甜苦辣，在艰难困苦当中也培养了他从小做事认真、注重细节、以吃苦耐劳为乐的劳动精神、坚强意志和豁达胸怀。28岁入赘娶我母亲。他当过生产队队长、大队队长，大部分人生与土地和农活打交道，对所有农活儿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直至八十多岁，仍不听劝告赶毛驴车下地干活儿，而且从不承认自己不能干了。他的认真、能干、注重细节及吃苦精神，成了我们兄弟刻骨铭心的榜样。我母亲上过几年学，学过锡伯文、初级汉语、算术、自然等小学课程。十六岁弃学嫁给我父亲，之后除在村里小学当几年老师外，一直为家庭妇女的角色，为生儿育女、操持大家庭不惜一切地付出。说起1890年出生的外公，可谓一介书生，光绪末年有幸被保送到日本人做教习的伊犁惠远城武备学堂学习，在此熟读了四书五经及相应的其他中国经典。他四五十岁开始酗酒，一醉酒便开始咏念和背诵《论语》《孟子》《三国志》等经典，并每每与外婆和我父亲过不去，弄得家人惶惶不可终日；一醒酒便成为和蔼可亲、很少言语的慈祥老人，大部分时间均以古籍为伴，特别以一部《华佗医案》相伴一生。他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仍顽固地保留着清朝时期的长辫不剪。他醉酒时千百遍对一家人经典文化的重复“灌输”，对我们兄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许多情节和内容，现在仍然记忆犹新。他每每给我们醉吐的一句话是：“自己真的是读了圣仙书。”
我们兄弟妹妹七个，我排行第四。7岁上本牛录小学，因听不懂老师讲课而几乎每天逃学，母亲在最后一筹莫展而实在扭不过我的情况下，被迫同意让我辍学在家帮干家务。9岁才和我弟弟同班复学。年龄大了上学有一定的优势，理解能力比别人强，脑子一旦开窍，就会成为班里的尖子，我就是这样。在本牛录升初中前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升初中后教学内容不规范，又时断时续，三年的学习效果很不理想。1973年我家所在金泉公社的“金泉中学”成立，我也成为该中学第一批高中生。我上高中费了一番周折，说我年龄偏大，按公社规定不能接受，结果只好通过关系在派出所改小年龄，结果成为最后一个被接受的高中生。因为高中阶段受到正规大学毕业和富有教学经验老师的授课，不但初中的内容得以强行补课，而且高中教学非常有效果，打下了三年之后勇于参加高考的基础。1975年底高中毕业下乡接受再教育。当年年底，经过短暂财会学习班培训，当上了村上牧业队会计。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我也有幸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应试者拿到了准考证，于1978年3月被录取入新疆大学历史系学习历史学。我在大学阶段，对历史真正产生了兴趣，因而学习热情高，基础扎实，1982年3月顺利毕业，取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且，我一万多字的毕业论文——《锡伯族源考》有幸在《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刊载。这是我上大学以来发表的首篇学术论文。
锋晖：您大学毕业时实行的是国家分配政策，但影响分配的人为因素也很大。据我了解，当初把您分配到乌鲁木齐附近的山沟当老师，后经过各种努力，改分到新疆人民出版社，这对您的人生、事业和学术生涯产生了什么影响？
贺灵：大学毕业是人生的一个转折，而分配（现在是自主择业）进入社会是从事社会职业的初次选择（对许多人来说往往是最终的选择）。1982年3月我被分配到山沟当老师的通知书下来后，感到想研究民族历史的想法破灭了。之后经过三个多月累心的“活动”，最终改分到新疆人民出版社。说实话，当时对我们的分配工作，确实受到了来自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的人为影响，没有家庭背景和关系网的都没有理想的结果。在改分新疆人民出版社过程中，陈重秋先生起了“伯乐”作用。
1982年7月底进入新疆人民出版社，社党委把我分配到总编室资料室搞资料工作。本社资料室分为两部分，一是本版图书资料，二是全国性图书资料。我进来后分管新书采购。从1982年底至1986年底，四年中我侧重采购社会科学和古籍文献资料五千余种（其中包括港版图书），明显改变了资料室的藏书结构，本资料室也成为社外学者注意的对象。在这四年中，我没有放弃对锡伯族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以及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数篇文章，这逐步引起了社领导和汉文编辑部领导的关注。1984年底以来，汉文编辑部几任领导都曾经约我谈话，了解我的情况，索要我发表的论文和文章，说实话就是了解和考察我这个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学识水平，并询问是否愿意到汉文编辑部当编辑。但是，这几任领导都未能把我调动。1986年底，经编辑室主任张田最终考察、担保，将我调至汉文编辑部开始了编辑生涯。
调进新疆人民出版社之后，我便制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即无论在出版社的什么部门从事什么工种，在出色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下，都将毫不动摇地把研究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现在看来，出版社的工作因为均与图书、书稿打交道，因此对一个把研究工作作为第二职业的人来讲，是一个促进出成果的阵地。资料室的工作虽琐碎无序，但良好的资料条件，出成果反而更加快捷。编辑部的工作倍增压力，加上研究工作未因此而减速，加班熬夜已成了本人工作的常态。编辑书稿可以帮助知识积累，不断的知识积累会大大促进和提高研究水平。总结三十多年来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经历，可以说，新疆人民出版社给了我用武之地，提高了我用武的技能，丰满了我的职业经历和学术生涯，推我登上了人生和职业辉煌的高度。这对当时的我来讲，是未曾想到的结果。
锋晖：图书编辑是您的主业，而学术研究是您的第二职业，现在所知，您的主业和第二职业均成绩斐然，您是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的？
贺灵：在文化部门或者教学单位，许多立志大踏步进步的人，往往都志存第二职业。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我先后经历过许多这类人士，他们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或搞文学艺术创作，或搞民间文学翻译，或搞文艺理论研究，等等。他们似乎均未能处理好主业与第二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纷纷放弃图书出版主业，各奔前程了，结果基本上都在各自最终选择的“前程”上默默无闻。虽然有的当上了某一部门的领导，但在第二职业上却是没有多少起色，多数碌碌无大果。初入编辑行业，在某些挫折的影响下，我的思想意识也是不稳定的，或者说产生过“不行就要转行”的思想。2014年1月初，我在北京领“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时，代表全体获奖编辑发了言，其中就谈到了本人逐步爱上编辑行业的心里路程。其中谈到对主业要培养坚强的事业心、责任心等关键问题：“编辑行业的确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编辑只要坚定树立对职业的事业心和责任心，不为名、不为利，做到不断学习充电，培养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就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编辑、出色的编辑、学者型编辑，可以名垂史册。”实际上，对我来讲，主业和第二职业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两者齐头并进，才能够把自己锤炼成一个学者型编辑。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从事第二职业的初志之所以日益坚定，与来自家庭的给力和周围良好的环境也是分不开的。我与佟克力1981年结为连理，她是新疆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分配到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从事民族历史研究，夫妻俩选择同一种职业，如同两人同拉一辆车，其相互给力的效果怎么描写也是不过分的。再说，我一直以新疆社会科学院为住处，很多时光与各领域专家学者为伍，“近朱近墨”之说法确实在我身上得到了灵验，大家把我戏称为“社会科学院的女婿”。
锋晖：您在新疆人民出版社汉文图书出版方面成绩突出的同时，还为锡伯文编辑室策划和主编多部（套）古籍文献类国家民族文字出版基金项目，这些项目的立项和出版，对锡伯族文化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贺灵：任何古籍文献都是人类的共同文化遗产。它们又是相应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清朝康熙年间，锡伯族军民接受满语满文之后，清代历朝刻印发行的满文经典、译成满文的汉语古典名著、各类满汉合璧辞书、训导类著作读本等，开始在本民族民间流行和传播，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尤其是部分军民西迁来到新疆伊犁地区，更是把这些古籍文献代代传抄，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新疆锡伯族民间至少保存着三百多种（套）这类古籍文献。此外，锡伯族民间文人还不断翻译传抄近代汉文文学作品和典籍，更加丰富了民间收藏的品种。但是，经过辛亥革命以来几次文化浩劫，锡伯族民间收藏的这些古籍文献损失惨重，已经到了非抢救不可的地步。鉴于此，本人四五年前便开始与锡伯文编辑室合作，将散存民间的这些典籍拍照扫描，先后编成《锡伯族民间散存清代满文古典文献》1册、《锡伯族濒危朱伦文化遗产》5册、《锡伯族民间传录清代满文古典译著辑存》2册、《中国古典名著译丛》100册一套，陆续列入国家民族文字出版基金项目出版，及时抢救了即将消失的诸多珍贵文化遗产。通过这些早已与锡伯族传统文化融为一体的文化遗产，可以深刻地揭示锡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渊源，并可以告诉年轻一代，在清代极度封闭的八旗文化环境下，锡伯族军民是如何接触、认识和接受中原文化的。一个民族如果丢失与本民族相伴相生的传统文化遗产，不仅严重削弱体现该民族特点的文化底蕴，而且还会严重影响本民族的民族自信、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其后果是很悲哀的。
锋晖：我看过您的职业简历，近几年您除了策划、主编诸多锡伯文（包括满文）或锡汉合璧（包括满汉合璧）古籍文献项目外，还策划、主编大部头辞书，均由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并且又研究民族出版理论，其成果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请谈谈您是如何做到的？
贺灵：实事求是地讲，我从事编辑的前十几年，实为“例行公事”而已，就是说当作者的尾巴主义者，等来稿、等自费出版稿，期间仅有几次自己策划之例。而且，20世纪末期七八年和21世纪前四五年，是私营书商自费出版的活跃期，自费书稿之多，大有选择之余地，故编辑无需策划、无需组稿，只管责编发稿就是了，结果编辑的策划组稿能力大为下降，留下了无法弥补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我也受到了较大的负面影响。21世纪前十年，是我历史文化知识和有关资料积累的最佳时期。当时我所处的业务环境并非很理想，业务想法和才能无法舒展，一直奉行“例行公事”主义。但是，我佩服自己，这个时期我已经立下了积累资料的坚定决心，结果使我受益匪浅。2010年之后，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业务环境大为改观，深感自己迎来了大展身手的美好时光，并开始把自己十年前便策划、准备的相关大型项目付诸实施。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新疆人民出版总社张新泰书记、总编辑约我谈话，中心议题就是让我放弃编辑杂稿，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能，一心策划重大选题，编纂大型图书，制定出版社的中长期规划，以带动年轻一代快速进步。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环境以及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加上十余年来积累的资料基础，才使近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人策划主编的重大项目《西域历史文化大词典》（1—3）、《新疆古籍文献大词典》（1—3）、《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1—40），在苛刻条件的筛选下，连续三年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成为体现新疆出版文化底蕴的传世读物和补空白之作。本人主持责编的反映新疆社会科学院几十年学术成果的丛书《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1—35）出版发行。
目前，新疆人民出版社已经成为新疆社会科学辞书出版的中心。这也得益于本人的一份努力。1993年本人策划的《新疆历史词典》出版；1995年策划并副主编之一的《新疆民族辞典》出版；1998年策划并副主编之一的《西北民族词典》出版；2002年策划并编著之一的《西域地名词典》出版。可以说，这些辞书的出版，打下了新疆人民出版社成为新疆社会科学辞书出版中心的初步基础。2015年还有六部重大成型项目正在付诸实施。
研究新疆地域出版文化，探讨各民族编辑理论，总结编辑出版实践经验，是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实践证明，缺乏远大理想的出版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本人一开始便把这一工作作为图书出版职业密不可分的一项内容狠抓不放，先后在《西域研究》《新疆新闻出版》《新疆大学学报》《语言与翻译》等期刊上发表出版编辑论文50篇，其中《新疆地域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出版文化》《西域文化与出版》《新疆民族文化与地域性出版资源》《论图书质量控制》《试论出版物的文化积累》《“人民社”的出书定位与编辑素质问题刍议》《编纂教学辞书的几个问题》《新疆各民族文化和谐与出版》《打造精品无捷径》《书稿审读与图书评论》《论版权功能与出版创新》《精心打造新疆历史知识普及读物》《在新疆地域历史文化条件下的编辑规范》等具有理论性、实践借鉴意义和地域出版文化特点的论文，在出版界先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还先后发表书评数十篇。成为新疆研究民族出版理论的第一人。
锋晖：图书出版是您的主业，您为此呕心沥血、尽职作为，几乎把一生奉献至终，今天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您的成绩，国家和自治区同时都予以了肯定和褒奖；作为您第二职业——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在学术界也是有目共睹，树立了您应有的地位，尤其是在锡伯族干部群众中，您的影响所及可谓角角落落，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请讲讲您学术研究的历程。
贺灵：我已讲过，当进入新疆人民出版社之后，我就立下了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作为我第二职业的决心。我这个人的最大特点是，一旦选定某个目标，无论之后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改变我的初衷。所以，熟悉我性格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典型的“一棵树上吊死的人”。我的这种性格加上妻室等至亲的支持和鼓励，使我第二职业的作为也为众人所瞩目，也得到了来自自己成绩的一丝安慰。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坐冷板凳，如果缺乏坐得住、坐得稳的意志和决心，没有拒绝不必要的吃喝玩乐和脱身各种无效会议的勇气和毅力，要取得真正令人信服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就是因为我完全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把有效的时间完完全全都赋予了这个职业，用无数间断的时间、执着追求和勤奋努力换来了成绩。
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是大学毕业论文）《锡伯族源考》伴随我大学的学习而诞生。这个意义非同小可，它给了我从事第二职业的初始动力和信心。在之后的数年中，资料搜集与研究相互促进，推出了许多研究论文（有的与佟克力合著）。初步打下了研究基础。自1987年开始出版有关辞书、文集、专著、资料集等，至2015年，出版与佟克力合著著作11种；编纂和编写图书13种；主编和副主编图书43种；参与编写图书10种；搜集、整理和编译资料集13种；发表论文和文章100余篇；编写通俗读物脚本13篇；发表文化类图片2500余幅。在上述成果中，以下著述打下了锡伯族研究的坚实基础，诸如：《锡伯族历史与文化》《锡伯族研究》《锡伯族史》《锡伯族习俗志》《历史民族文化》《锡伯族文化精粹》《中国锡伯族》《锡伯族民间信仰与民族社会》《来自辉番卡伦的信》《锡伯族历史与文化》（上下册）《锡伯族濒危传统文化图典》等。目前还有三部本人主编的成果即将与读者见面，即100余万字的《锡伯族文史通览》、300多万字的《锡伯族大百科全书》和100余万字的《中国新疆历史文化古籍文献资料译编·锡伯族卷》。
总结过去，我认为，图书出版的主业与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二职业之间，在我身上未曾产生任何冲突和矛盾，反而两者之间互为给力、相互促进、彼此携程，双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绩。
锋晖：据我所知，您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三十多年中，从未主动谋求过一官半职，而基本上在一线奉献，而您又是农民的后代，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但对您的成绩，国家和自治区同时给与了高度肯定和褒奖。对此，您有何感触？
贺灵：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而且，我的性格、我的出身和我选择的职业，决定了我必须以个人奋斗的精神，促使自己大踏步进步，做出比别人更多的成绩，要为家族争光，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因此，入社伊始，便给自己制定了较高的目标，不仅在业务工作上严格要求自己，在文明礼貌、言谈举止、同事关系、社会交际等方面也时时处处不失规范。几年中便受到了本社职工的一致赞扬。1988年被评为新疆人民出版社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1991年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八十年代优秀大中专毕业生”称号。这些荣誉的取得，结果更加促进了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和业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知识和资料积累越来越厚实，本人的业务优势越来越显现，几年中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对这些成绩，首先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及职工的公认，自2010年以来，本人已连续四年年终被评为优秀、先进工作者兼优秀党员。2013年获得中国出版界最高奖——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系至今我区唯一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获得者）；2014年被评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同年被授予国务院特殊津贴。我感到，在目前各种奖项和荣誉授予活动中，各级领导成分仍占绝对优势、人为因素仍然明显的社会氛围下，作为没有任何过硬背景的我，在两年之内能获得如此三项大奖，可以证明，完全是我立志个人奋斗、爱岗敬业、执着追求和努力工作的结果，也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公平公正原则。个人奋斗才有成绩，有了成绩才被社会认同。这是文明社会的一条公理。
锋晖：您对锡伯族历史文化有较深的研究，已取得了公认的成绩。文化具有承上启下的社会功能，目前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锡伯族文化如何走出困境、承前启后地奔向复兴之路，文化复兴应走什么样的道路？请您谈谈看法。
贺灵：我们谈“社会转型”已经几十年了。说句实话，随着改革开放，所谓的社会转型就开始了。过去谈社会转型只重视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问题，而忽视了文化转型。文化转型实际上随着改革开放就开始了。有社会转型就有文化转型。对一个社会来讲，文化转型与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对文化转型现象，人们往往熟视无睹，见而不问。文化转型多表现为人文的、精神的方面。所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转型而出现的人们（包括整体民族）在思想意识、社会道德、家庭和社会规范、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等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均与文化转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中，只重视干预经济转型、政治改革等前台问题，而大大忽视了干预文化转型的后台问题。这里讲的“干预文化转型”，就是政府和有关社会组织主动介入文化转型过程，积极引导文化转型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其中就包括制定文化保护和发展政策、开展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保护和弘扬传统文化、抵制消极落后文化、铲除腐朽文化、帮助国民培养优秀文化精神等。目前，这个问题才被重视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转型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种种人们意想不到的负面问题，并大大影响着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文化复兴是很恰当的。
文化复兴，究竟复兴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具体的问题。任何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自身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和特点。文化是人类活动历史上沉淀的产物，可分为优秀（先进）文化、中性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四个层次。优秀文化可催人奋进，要大力弘扬。中性文化在任何文化构成中，分量最大，尤其是在一个民族文化构成中，大量为中性文化，其表现都是在本民族之中，如在衣食住行、本民族中间群体和群体、人和人之间表现的均为中性文化现象。中性文化的表现既不先进，又不落后，是一个民族中自生自灭、自我扶持、自我存汰的部分，外界无“干预”之必要，它们是最能体现该民族特点的部分。落后文化在任何民族文化构成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它们属于干预改造的部分，一个民族的发展变化，就是在改造落后文化的过程中实现。而腐朽文化，顾名思义就是该抵制和铲除的成分，绝不能为其提供生存的空间。从上分析可知，所谓文化复兴，首先是大力挖掘和弘扬先进文化，其次是包容、肯定和鼓励中性文化的存在，再次要培育和扶持各民族、各群体共性的文化。谈到锡伯族文化，其构成和表现如同上述，都有共同的特点。而且，在目前文化转型中，与其他民族一样，也似乎在困境中起着质变和量变，对本民族的心理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锡伯族文化从困境中实现复兴，首先，本民族群体要培养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正确的定位。正确定位自己民族文化，可以提高文化自信心，从而提高民族自尊心，促进民族自爱。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心的民族，会导致内部的涣散，形不成内聚力，思想意识和文化事象碎片化，民族成员缺失自尊心，最终会失去民族特色。锡伯族文化在清朝初期发生了一次大的转型，之后与语言文字一起逐步融入满通古斯文化系统。但是，新疆锡伯族的文化，在清朝近150年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屯垦戍边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精神贯穿其中，孕育了许多蕴含这种精神的文化事象，安土重迁、文化宽容、兼收并蓄、中庸厚道、爱憎分明等成为本民族的最大特点。锡伯族的语言文字又是继承和发展了的清朝的“国语”“清文”，是记录清朝历史文化的语言文字之一，在世界各地散存着用这种语言文字记录的数百万件古籍文献和档案等珍贵文化遗产，而且，只有本民族仍在使用着这一语言文字。这些都应该成为本民族引以自豪的资本，而不应该成为民族自卑的因素。语言文字是工具，多一种工具就会多一个助手，在社会交际中你就有可能先人得心应手。因此，引导民族群体自省自悟，正确认识自己的历史文化，挖掘家族家庭文化的优良成分，充分认识中性文化在民族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帮助摈弃经济文化落后所带来的民族自卑心理，让广大民众树立起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这是一个民族文化复兴的关键。其次，切实有效的“干预文化转型”应该成为本地政府、社会文化团体和组织以及专家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化干预必须懂得文化，必须了解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必须懂得文化发展的特点、规律，否则，作秀式干预、莽撞式干预、无知性干预便会大行其道，伤财耗力，终不得其果。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把民族文化过度舞台化、演员式“文人”霸台演习、官员“嘉宾”替代专家作秀、把文化干预当成赚钱把戏、以各种无效会议空谈文化等，已经成为有些地区、有些民族中，政府、社会文化团体和组织文化干预的通行做法。要使文化干预收到实效，必须摈弃上述做法，必须把干预的心思真正放到民间和基层，启发广大民众认识自己民族文化的合理性、优越性以及与他们的依存关系；以民意为基础，有意恢复以往具有社会规范性、礼仪公德性以及各民族共性的民俗事象；挖掘、整理和宣传有进步作用的村规民约、宗谱文化；把文化复兴的效果与当地官员的政绩进行挂钩，表彰先进，鞭策落后。这样才能走出一条健康的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本文原载新疆锡伯语言学会网，201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