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高中毕业后被招到北京学习和工作，迄今已整整40年，一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研究工作。在工作过程中，留心发掘和收集有关锡伯族的档案史料，并编译出版，进行研究。如今回过头来看，这项工作很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以期对锡伯族历史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有所启迪和补益。

一、收集锡伯族历史档案的初衷

1975年，也许是个平常年分，但对我个人来讲，既非同寻常，又终生难忘，具有特别的纪念意义。这年一次特别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确定了今生的工作航标。当时我就读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第一中学，临近高中毕业，正好北京故宫博物院派人到察布查尔县招收锡伯族学员，这件事立刻在学生中引起轰动，大家都积极报名，希望能到北京学习和工作，但因招生名额有限，竞争也很激烈。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个人极少有选择未来学习或工作的机会，因此我不假思索地报了名。也非常幸运，我被录取分配到故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到北京后才知道，这次机会完全源于当时周恩来总理了解到满文档案专业人员十分匮乏的情况之后，考虑到全国高校教学工作尚未步入正轨，为了有效培养满文专业人才，保证满文档案事业的长足发展，特别批示国家文物局在故宫博物院开设了“满文干部培训班”，从北京、新疆和黑龙江招收学员21名，其中就有6名锡伯族学员，聘请专门的教师进行授课，在 3位教满文课的老师中有1位是锡伯族老师。“满文干部培训班”学制三年，教学规程非常严密，没有寒暑假，实行严格的考勤和考试制度。通过三年的学习，不仅掌握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基础知识，同时也具备了从事明清历史档案工作者应有的基本素质。

1978年7月，从故宫博物院开办的“满文干部培训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工作，专门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此时再次被幸运所光顾，刚刚开始工作不久，“文革”即告结束，继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各项事业逐步进入正轨。在新的形势下，作为一名满文档案工作者，很想结合本职工作开展一些学术研究。但是，由于刚刚参加工作，无论是工作经验，还是学术研究能力，都很欠缺，一时很难确定发展方向和研究领域。经过再三思考和分析，决定从自己从小耳熟能详且充满好奇，并在当时来讲研究基础还很薄弱的锡伯族历史着手，对锡伯族历史作些探索。经过查阅有关史书和杂志后发现，锡伯族的历史记载很少，文章只有看到日本学者岛田好《卦尔察锡伯部族考》和国内学者谢肇华《漫话锡伯族》两篇，著作仅有《锡伯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一种。由此了解到，锡伯族历史研究仍是一片“处女地”，需要有志者去开拓耕耘。

史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历史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要做好历史研究，除掌握史学理论和方法外，史料的发掘和整理至关重要，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和首要任务。基于此，为了研究锡伯族历史，特别是西迁历史，冥冥中总有着手从本馆所藏档案内查找锡伯族历史资料的冲动，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每每翻阅档案，都十分留意有无“锡伯”一词。功夫不负有心人，1978年10月的一天，当翻开满文朱批奏折查找地震史料时，一份满文奏折中的“锡伯”字样映入眼帘，这是我在清代满文公文档案中第一次看到 “锡伯”一词。经过仔细阅读，发现这份档案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月二十二日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奏请抽调盛京锡伯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满文奏折，上面还有乾隆帝用朱砂毛笔写的御批：“caohai jurgan i ambasa gisurefi wesimbu”，汉译文 “著军机大臣等议奏”。 看到这份奏折之后的兴奋激动，至今仍无法用语言形容。这是一次契机，振奋之余，总感到馆藏满文档案中肯定蕴藏不少锡伯族史料，从馆藏档案中查阅收集有关锡伯族史料的决定就此产生。

二、收集锡伯族历史档案的过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位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主要保存有明清两代中央国家机关的公文档案，共计1000余万件，绝大部分是清代档案，明代档案仅有3000余件。其中满文档案200余万件，占整个馆藏档案的五分之一。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在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公文，主要包括皇帝颁发的制、诏、诰、敕、谕、旨、寄信，臣工呈进的题本、奏折、揭贴、表、笺、启，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牌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详文，以及作为公文附件的各种册、单、图等。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对其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公文十分重视，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官员进行保管。

从数量颇巨、文种繁杂、形制各异的档案中查找锡伯族史料，并非易事。现在回想起来，最初的想法过于简单而单纯，完全作为个人的一种愿望和行为，并无计划和目标，只要有业余时间就提调档案翻阅，发现有关锡伯族史料就拿笔一一抄录，以备自己研究之用。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的进展，逐步发现馆藏档案中确实有一定数量的锡伯族史料，而且这些史料分布在各种档案中，极其分散，毫无集中可言，加之当时档案的整理编目基础十分薄弱，要查找收集所需要的史料既费时又费力，如果仍按部就班地查找收集，则很难全面系统地收集到锡伯族史料，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后经多方努力，正式纳入单位的工作计划，改变了初期的工作模式和方法，保证了查找收集工作的顺利开展。

锡伯族档案史料的收集工作，延续数年，期间有些变化过程，不妨借此文做些回顾。首先是从一个人到两个人的过程。最初开始查找收集时，主要利用晚上和星期日休息时间查阅档案并抄写来收集史料，而且只有一个人。当时绝大部档案都没有经过整理和编目，要查找有关史料，需要成捆成盒地提调翻阅，逐册逐件地查看，工作量特别巨大。随着查阅收集工作的深入和推进，越来越觉得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收集工作比较困难。所以，就去找同乡、同学、同事赵志强先生，跟他谈查抄锡伯族档案史料的想法和意义，他听完我的话后立刻表示一起查找收集。这样，我们就开始了长达10余年的合作，一起查阅收集史料，一起研究和撰写文章。

其次是从业余时间改为工作时间的过程。1978年10月到1979年12月，经过利用业余时间查阅收集后，发现需要查阅档案的数量非常庞大，继续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工作，进度过于缓慢。经过再三考虑，于1979年底向单位领导提出纳入工作计划的申请，不久获得单位领导的批准，同意将锡伯族档案史料的收集、翻译和编辑项目，从1980年开始正式纳入单位的工作计划。从此，锡伯族档案史料的查找收集工作，不仅有了时间的保障，而且得到了物资的支持，因而收集速度加快，查找范围扩大，抄录方式改变，保证了收集工作的顺利开展。

再次是从手工抄录转变为机器复印的过程。起初，每查到一份有关锡伯族档案史料，无论是满文档案文件，还是汉文档案文件，都要逐字逐句地手工抄写。这种手工抄写的方法，既耗费时间，又容易出错。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现在的数码相机和扫描仪，而且复印机刚刚开始使用，复制档案文件主要用缩微照相机，形成的缩微胶片通过专门的阅读器阅览，还没有胶片还原设备。当时档案馆仅有一台进口的复印机，经请示单位领导批准，从1980年起，开始用复印机复印查到的史料，保证了进度和质量。

另外是从在本馆查找到外馆查找的过程。锡伯族档案史料的收集，首先从本馆所藏的满汉文档案中查找开始的，后来了解到有关地方档案馆还保存有清代地方档案后，就产生了到锡伯族曾经居住或活动过的地方档案馆查找史料的想法。从1979年至1982年，趁出差或探亲的机会，曾先后到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新疆自治区档案馆、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档案馆等单位查阅档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查阅档案的地区和范围，保证了锡伯族档案史料收集的深度和广度。

经过4年多时间的努力，至1982年底，先后查阅过的档案约计10余万件（册），包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朱批奏折、满文月折档、满文录副奏折、满文上谕档、满文议复档、汉文朱批奏折、汉文录副奏折、汉文上谕档及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所藏黑图档、双城堡协领衙门档案，吉林省档案馆所藏吉林将军衙门档案，黑龙江省档案所藏清代档案，等等，共收集锡伯族档案史料1300余件，绝大部分是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的满文档案，而从地方档案馆查到的仅有12件。

三、锡伯族历史档案的编译出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业务工作，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分为保管、修复、整理、编目、编辑、翻译和研究等多项，要从事编辑、翻译和研究工作，既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方法，也需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研究能力。锡伯族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基本上与收集工作同步进行，即于1978底开始，一面收集，一面翻译。当时刚刚毕业，毫无翻译经验，翻译起来存在一定的困难。后来随着翻译经验和知识的积累，翻译水平逐步长进，开始能够比较熟练地进行翻译，到1982年底完成了初译，约计55万字。另外，还完成了所收集到锡伯族汉文档案的标点和拟写标题工作，约计5万字。当此两项工作完成后，就以“地区—问题—时间”的顺序为编辑原则，着手开展编辑和审校工作，至1982年底完成了最终书稿，共计60万字。

书稿完成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人才和资金匮乏的问题，出版史料性的图书非常困难。成稿之后，经请示单位的领导，同意联系出版社公开出版，但不提供出版费用。当时首先考虑到了民族出版社，它是全国出版民族方面图书的权威性出版社，能由该出版社出版覆盖面当然更广些，另外时任民族出版社社长的赵德林先生是锡伯族，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十分感兴趣。1984年初，我和赵志强带着书稿到社长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帮助出版。他首先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赏，要求我们把书稿先留下来交总编室看看，等总编室提出意见后再定。这样，我们就把书稿留给了他。这样一晃一年多时间，没有任何消息反馈，我们再次到社长办公室打听消息，据讲书稿已由总编室安排人看过，有不少问题无法把握，暂时无法出版。我们看书稿完好无损，也就没有问存在哪些问题，随即领回了书稿。

在与民族出版社联系出版汉文书稿期间，听到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恢复的消息，即刻产生了编辑出版锡伯族历史满文档案原件的想法。1984年春天，趁探亲回家的机会，特意到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一趟，找到时任编辑室主任的关善保先生，提到编辑出版锡伯族历史满文档案的想法，并希望予以出版。关善保主任询问一些具体情况后立即表示，尽快编出书稿交出版社，确保出版。1984年12月，锡伯族满文档案的编辑工作完成，将成稿交到了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1987年3月，手抄满文原件影印出版，分上下两册，书名《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

从民族出版社拿回汉文书稿的第二年，即1986年，我因出差去了辽宁沈阳市，有幸遇到当时任辽宁省出版总署署长的何兴武先生。何先生是辽宁的锡伯族人，是一位在辽宁省出版界具有话语权的厅级领导。我在跟何先生的交谈过程中提到有一部锡伯族史料书稿，还没有找到出版社出版。他问了书稿的字数和基本内容，表示尽力帮助出版。此后不久，何兴武署长专程到北京找我，并到办公室亲自翻阅汉文书稿，认为书稿史料价值极高，应该设法出版。他回到沈阳后，突然有一天打来电话，说已经联系好了出版社，辽宁民族出版社答应出版该书，出版经费由辽宁省民委民族古籍办公室承担，作为“辽宁省民族古籍历史类之六”。不久，何兴武署长又一次专程到北京，取走了书稿，后来接辽宁民族出版来电话通知，书稿已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核，将进入正式出版程序。这样到1989年7月，《锡伯族档案史料》一书，分上下二册，共计60万字，最终由辽宁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现在回头想一想，当时若没有何兴武署长的鼎力支持和帮助，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出版时间，还不知道将推迟到什么时间。何先生退休之后曾一度互无联系，中间竟然有好多年没有见到他老人家，直到2004年6月在沈阳的锡伯族家庙修缮工程竣工典礼上才见面，提到15年前帮助出书一事，再次表示感谢时，他老人家哈哈乐过后，十分认真地说：“应该帮助，应该帮助。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出版，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对锡伯族历史研究作用重大，意义非凡。”

这些编译出版的锡伯族满汉文档案史料，都是未曾公布过的，属于首次公布，是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它的编译出版填补了锡伯族史料的空白，为锡伯族历史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满族、蒙古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相关民族的历史研究，以及清史、八旗制度、东北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锡伯族历史档案的内容

如果将《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满文）和《锡伯族档案史料》（汉文）两种书作比较，从书写的文字上看，前者是满文，后者是汉文；从收录的档案数量上看，前者收录586件（包括附件），基本上都是满文档案，后者收录742件（包括附件），其中满文档案647件、汉文档案95件；所收录档案的起止时间相同，均起自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止于宣统二年（1910），时间跨度长达318年；采用的编辑体例相同，都以“地区——问题——时间”的顺序为原则编辑。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满文），还是《锡伯族档案史料》（汉文），都没有收录所有收集到的1300余件档案，还有550余件档案史料没有收录公布。这些没有公布的档案，基本上都是有关伊犁锡伯营品级较低微官员的补放以及内容有所重复的文件，主要受到当时出版条件和经费的限制，不得不忍痛割爱，迄今仍是一种遗憾。

锡伯族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发源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后来逐渐南迁到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定居，繁衍生息。清康熙年间被编入满洲上三旗，驻守齐齐哈尔、伯都讷（今吉林扶余县）和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三城，后因盛京（今沈阳市）和北京等地的防务需要，将锡伯官兵及其家眷迁移到辽宁、北京、山东等地驻防，再后来因新疆和吉林等地方的防务需要，又从盛京及其所属地方锡伯官兵内抽调一部分锡伯官兵分别迁到新疆伊犁、吉林双城堡和黑龙江呼兰等地驻防屯田。这样，经过数次迁移，锡伯族分住于不同地方，形成分散居住的格局。根据锡伯族的这一居住特点，结合收集到的档案史料所记载的内容，经过反复思考，《锡伯族档案史料》最终采用了“地区—问题—时间”为顺序的编辑体例，首先按地区分东北锡伯族、北京锡伯族和新疆锡伯族三编，每编下设若干个类，每类下再设若干个项，每项下的档案文件，都按时间顺序编排。现按其编和类，分别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编：东北锡伯族，共分有四个类。

（一）科尔沁蒙古“献出”前之锡伯族。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明万历二十一年至清康熙三十年（1593-1691），其内容主要反映：锡伯与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卦尔察、朱舍利、纳殷组成九部联军，分兵三路攻打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双方激战于古勒山，九部联军溃败；不久努尔哈赤建立金国（史称后金）后，锡伯部巴达纳、胡岱等率众归附授官，还有绰托、阿拜等进贡方物受赏，以及相互贸易；顺治元年（1644）清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后，将锡伯部众编入科尔沁扎萨克旗下，由盛京内务府每年派官员携带布匹等物资到锡伯人居住地换取貂皮等物；康熙二十一年（1682）创设黑龙江将军驻爱辉城之后，派人采买锡伯人的马匹和粮食供应给驻防官兵，以及抽调锡伯人丁给驿站种粮，摊派马匹车辆协助驿站运送军需物资，查办锡伯人偷盗抢劫案件等情况。

（二）黑龙江锡伯族。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三十七年（1692-1698），其内容主要反映：锡伯族人由科尔沁蒙古旗抽出分编入满洲上三旗，共分编74个牛录，其中24个牛录兵丁驻齐齐哈尔、30个牛录兵丁驻伯都讷、20个牛录兵丁驻吉林乌拉；锡伯各牛录官员的拣选补放、发给俸饷、治罪免职，披甲和工匠的挑取补充、配给军械、发放钱粮；给锡伯官兵遗孀分发俸饷银以供养赡；组织锡伯官兵的附丁开垦种田，缴纳官粮，建仓储备；拣选精通蒙古语言文字的锡伯人承应缮写公文差事、派往尼布楚充当翻译，在墨尔根（今嫩江市）设立官学招收锡伯等族学生授课，以及锡伯官兵的各种官差及查办案件等情况。另外，还反映康熙三十八年（1699）计划将齐齐哈尔24个牛录锡伯官兵及其家眷移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市），后因当地无法解决粮食问题而停止迁移的情况。

（三）盛京锡伯族。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698-1771），其内容主要反映：齐齐哈尔、伯都讷的54个牛录锡伯官兵和家眷，分批迁往盛京，抵达后分到所属各城驻防；齐齐哈尔锡伯官兵在前往盛京过程中，先到伯都讷地方种田收获后携带粮食迁到盛京；黑龙江将军、吉林将军派官兵护送，并查拿逃亡人员；将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期间嫁出的锡伯妇女逐一查出，派官兵送到北京拨入内务府牛录；选派1000余名盛京锡伯官兵远赴云南，参加征战缅甸之役，战争结束后分批撤回盛京；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起，取消先前施行的锡伯兵丁“咸不委用”的禁令，开始按其表现“一体委用”； 自乾隆三十年（1765）起，永久禁止盛京锡伯之女嫁给民人；锡伯兵丁移驻盛京之后使用满语文的状况，以及奉命出征准噶尔、大小金川等情况。

（四）吉林锡伯族。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三十二年至宣统元年（1693-1909），其内容主要反映：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部众编入满洲上三旗后，吉林乌拉锡伯牛录官员的补放，免征其所属附丁的应交官粮，调运吉林乌拉仓存锡伯附丁所交粮食至墨尔根城等地；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的由来及其沿革；吉林地方锡伯官兵数目及其官员的任命；郭尔罗斯旗及伯都讷地界居住锡伯人归属事宜，以及宣统元年（1909）双城堡地方锡伯人口数目等情况。

第二编：北京锡伯族，共分有二个类。

（一）镶红蒙古旗三甲喇与镶黄满洲旗二甲喇所属锡伯人数。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六年至雍正七年（1728-1729），其内容主要反映：康熙三十八年（1699）吉林乌拉20个牛录锡伯官兵及其家眷迁到北京后，分别编入北京满洲、蒙古八旗各牛录，以及当时分别拨入镶红蒙古旗三甲喇和镶黄满洲旗二甲喇的锡伯兵丁名称和数目。

（二）应差上驷院，备马牵驼只。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718-1902），其内容主要反映：每逢皇帝出京巡幸各地时，总管内务府由所属管理御用牲畜事务之机构上驷院调取满洲、蒙古八旗各牛录的锡伯披甲，给随驾出行人员牵骆驼，以及支给应差锡伯披甲乘骑马匹价银和盘费等情况。

第三编：新疆锡伯族，共分有十一个类。

（一）锡伯官兵移驻伊犁。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八年至乾隆三十年（1763-1765），其内容主要反映：从盛京及所属各地抽调的1000余名锡伯官兵，连同其家眷一起由盛京启程；行抵乌里雅苏台休整过冬，其间所带牲畜遭受瘟疫倒毙，开春后得到粮食和牲畜补充，继续启程西进；在西进途中遇到山洪绕行，耗尽所带粮食，由伊犁派官兵接济口粮并引导行抵伊犁河北遍的乌哈尔里克城（即后来御赐名的绥定城）；抵达伊犁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数目，所带牲畜行进途中倒毙数目；乘冬季伊犁河结冰渡河到达最终目的——伊犁河南岸，编旗安置，创建伊犁驻防锡伯营及其沿革等情况。

（二）锡伯营官员升迁调补。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乾隆三十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765-1908），其内容主要反映：锡伯营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官员的升迁、补放及其履历等情况。

（三）锡伯营官员奖励、惩处、考核、引见。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771-1900），其内容主要反映：锡伯营官员奉命承应官差奋勉效力，照例赏给绸缎或记名升迁；官员犯法或渎职，照例革职治罪、交部议处及罚俸；按照定例，每五年举行一次军政考核，保举卓异官员，出具考语，送京引见，若有年逾六旬而体力衰退者勒令休致；新任命的总管、副总管和佐领等员，遇有差便，送京引见；总管每满五年任期后，任职勤勉，可以升迁，则出具考语，送部引见等情况。

（四）锡伯营官兵俸饷、兵器。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三年至道光五年（1768-1825），其内容主要反映：锡伯营官兵每年应需俸饷银两数目，从内地照数调解；官兵出远差，照例发放盐菜银两；配发官兵军械，每年查看军械是否齐全，修补损坏短缺兵器等情况。

（五）驻防巡边，坐卡缉贼。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至同治四年（1766-1865），其内容主要反映：选派官兵130名赴塔尔巴哈台（今塔城）驻防，每两年换防一次，每年调换其一半；又选派官兵150名赴喀什噶尔驻防，每两年换防一次，每年调换其一半；每年选派官兵60名，与满洲营和索伦营所派官兵一起分队巡查布鲁特（今吉尔吉斯）、哈萨克边界一次；常年派遣官兵驻守伊犁河南岸一带的19座卡伦，查拿越界人犯和盗窃罪犯等情况。

（六）牧放牲畜，耕种土地。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三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66-1820），其内容主要反映：发给孳生牛、马牧放，按一定年限收取孳生牛只和马匹，后因官差繁多无暇牧放，抽出交给厄鲁特营兵丁和种田维吾尔族牧放；由官借给籽种开垦种田，扑灭蝗虫，粮食收成，以及由官售给耕牛等情况。

（七）由锡伯营拨丁移补索伦营兵额及官员补放。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嘉庆二年至宣统元年（1796-1909），其内容主要反映：嘉庆二年（1796）驻防伊犁河迤北霍尔果斯一带地方的索伦营出现兵源危机，从锡伯营抽调160户壮丁拨入索伦营，挑选补充所缺兵额；道光十三年（1833）索伦营又出现兵源危机，再从锡伯营抽调100户壮丁拨入索伦营，挑选补充所缺兵额；编入索伦营锡伯兵丁被选任命官员及其履历等情况。

（八）由锡伯营拨丁移补伊犁新满营兵额及官员补放。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光绪八年至宣统二年（1882-1910），其内容主要反映：同治年间新疆发生战乱，驻守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和惠宁城两个满营遭到严重损失，不久沙皇俄国出兵占领伊犁地区。光绪八年（1882）收复沙皇俄国占领的伊犁地区后，重建惠远新城，留存的两满营兵丁编为一营，称之为旧满营，驻惠远新城；从锡伯营选调官员15名、闲散壮丁3200名，移驻惠远新城，编为一营，称之为新满洲营，以及补放新满营官员及其履历等情况。

（九）塔尔巴哈台新满营设立及锡伯官员补放。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三年（1895-1907），其内容主要反映：在沙皇俄国占领伊犁期间，索伦营的一部分索伦（今鄂温克族）、达斡尔和锡伯官兵，不愿忍受沙皇俄国的殖民统治，离开伊犁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后来左宗棠帅兵出征新疆，将军金顺到达塔尔巴哈台后，将留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官兵编为一营，称之为塔尔巴哈台新满营，以及补放锡伯官员及其履历等情况。

（十）锡伯营官兵赴南疆参加平定张格尔战役。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道光六年至道光八年（1741-1743），其内容主要反映：道光六年（1741）逃亡浩罕大和卓孙子张格尔进犯天山南路，锡伯营总管额尔古伦率兵出征，参与浑巴什河、柯尔坪、沙布都尔等战役，击退张格尔，收复喀什噶尔等城，最终在喀尔铁盖山锡伯披甲讷松阿、舒兴阿等奋勇生擒张格尔，以及嘉奖出征建立军功之官兵等情况。

（十一）沙俄占领伊犁期间对锡伯族军民的压榨与锡伯族军民的反抗。该类下收录的档案文件，起止时间为同治十一年至同治十三年（1872-1874），其内容主要反映：沙皇俄国占领伊犁后，在各处安设关卡，征收各项租银，锡伯民众奋力拒交；总管喀尔莽阿组织人员投奔将军金顺军营，传递伊犁消息，拒绝办理沙皇俄国官员交办的事务，最后被驱逐出伊犁，而后赴金顺军营；他离开伊犁时，秘密留下情报人员，保障金顺军营收集伊犁信息的渠道畅通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