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锡伯族历史的研究

在收集和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的过程中，根据收集到的史料开始研究锡伯族历史，撰写文章发表。从1981年至2005年，在长达24年的时间中，或与赵志强合作撰写，或各自独立撰写，共计有24篇，平均每年1篇，发表在十几种刊物上。这些学术文章的主要内容或解决的问题，总括起来讲，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一）明末清初锡伯族的居住区域、民族关系、社会经济。

明末清初锡伯族历史的研究，以往尚无专门的研究成果，仍处于空白。根据收集到档案史料，独立撰写《清初锡伯族居住区域及与相邻民族关系》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3期。该文中提出：“清初锡伯族的居住区域以嫩江和松花江汇合处的伯都讷、绰尔门等地为中心，北至齐齐哈尔，西南至锡拉木伦流域，南至养息牧河外辽河流域，东南至吉林乌拉。当然，在如此辽阔的区域内，繁衍生息的并不仅仅是锡伯族，与之共同生活的还有蒙古、满、达斡尔、鄂温克和汉等民族。”因而“锡伯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婚姻等方面，与其邻近的蒙古族、满族、汉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他们彼此和睦相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为缔造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又合作撰写《试论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锡伯族的社会经济》一文，发表在《北方文物》1988年第3期。该文中提出： 16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锡伯族社会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属于综合型的经济，渔猎、畜牧、耕植、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等生产部门同时并存，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实体。”“尽管渔猎、畜牧、耕植、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在锡伯族社会经济中长期并存，但它们的地位并不相等，在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这一时期锡伯族的社会经济，按各生产部门所起的作用，可分为不同的三个阶段。通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变化，农业逐渐跃居首位，其他生产部门处于辅助地位。同时，还探讨了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

（二）锡伯族被编入满洲八旗及其管理。

这是锡伯族历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课题，但在当时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少，只是在个别史书或学术文章中偶尔涉及，既不系统也不全面。合作撰写《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源流》一文，发表在《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该文依据档案史料经过研究考证后指出：“康熙二十九年在吉林编牛录的锡伯人，是科尔沁宾图郡王属下的台吉噶巴拉河阿玉西先后‘进献’的。他们分别于康熙十九年和二十九年（1680和1690）从纳尔浑地方迁到吉林乌拉，并于二十九被编为一个佐领，归满洲旗，”后来才“改归蒙古旗管理。” “其后世子孙始终没有离开吉林，他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吉林境内”。

又合作撰写《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八旗始末》一文，发表在《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该文首先探讨了锡伯族在科尔沁蒙古下的管理方式及其差役、贡赋，而后指出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力量，所有锡伯部众全数从科尔沁蒙古旗抽出，改编入满洲上三旗，编设74个牛录，分别驻守齐齐哈尔、伯都讷和吉林乌拉三城。同时，又分析了这一事件对锡伯族社会带来的影响。 “首先，促进了锡伯族向农业民族的过渡”；“其次，拉开了锡伯族东迁西移的序幕，造成了四分五裂的分布状况”；“再次，促进了锡伯族普遍使用满语、满文”。

又独立撰写《有关锡伯族人改变旗籍的一份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一文，发表在《锡伯族研究文集》第二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在该文中，除将乾隆七年（1742）时任独石口副都统的锡伯人保善满文奏折全文汉译外，又根据这份奏折提供的信息经过分析研究指出：“天聪七年（1633）又有一部分锡伯族人编入了满洲八旗，而且有具体旗分，即镶红旗。”这部分“锡伯族人编入满洲八旗的时间，在目前发现的史料中是属于比较早的，并且编设旗分佐领的情况较为详细。”

又合作撰写《伊犁锡伯营述略》一文，发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1期。该文论述了伊犁锡伯营设置的背景、原因、过程及其沿革、定制和任务。认为锡伯营定制包括官员补放、考核、引见，披甲调补和操演，兵器配备和修补，俸饷发放，以及官兵随缺地亩与公仓等方面；而其承担的任务，除奉调出征打仗和缉拿盗贼等特殊差事外，平常主要有驻守卡伦，赴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换防，巡查布鲁特、哈萨克游牧边界，牧放官厂孳生牲畜以及开垦种田等项。

又独立撰写《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1期。该文指出：“有清一代，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对锡伯族实行了不同的统治政策，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统治政策都具有显著的内涵和特定的作用。”“第一阶段，从天命元年（1616）后金国创建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上三旗之前，历时76年。在这76年间，‘后金’国及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是通过科尔沁王公台吉等进行间接统治。”“第二阶段，从康熙三十一年（1692）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改编入满洲上三旗至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迁盛京和北京之前，历时7年。在这7年间，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是通过改编入满洲上三旗进行直接统治。”“第三阶段，从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迁盛京和北京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降旨‘一体委用’锡伯族人之前，历时60年。在这60年间，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是‘分而治之’、‘咸不委用’。”“第四阶段，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乾隆帝降旨‘一体委用’锡伯族人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历时152年。在这152年间，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是平等看待，一体委用；扬起所长，以为我用。”

（三）锡伯族的数次大迁徙。

在康熙年间锡伯族被编入满洲上三旗后，由于全国驻防及对锡伯人进行统治的需要，先后将锡伯族迁到各个不同地方。上世纪80年代初，研究锡伯族历史的学者普遍认为，有清一代锡伯族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迁徙，第一次是康熙年间由嫩江和松花江流域迁到盛京和北京；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从盛京所属各地锡伯官兵内抽调一部分迁到新疆伊犁驻防屯田；第三次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从盛京所属各地锡伯官兵内抽调一部分迁到云南驻防。而且对所谓“三次大迁徙”的具体细节谈的都很模糊，十分笼统，缺乏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

合作撰写《锡伯族南迁概述》一文，发表在《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该文论述了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699-1701）间锡伯族从齐齐哈尔、伯都讷及吉林乌拉分批迁到辽宁和北京的原因、时间、过程、安置情况，以及南迁对锡伯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认为锡伯族的南迁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为了整顿东北八旗，加强盛京防务之需要”；其次“是为了加强对锡伯族的统治。”

又合作撰写《锡伯族西迁概述》一文，发表在《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这是我们两人合作学术研究的处女作，该文论述了锡伯官兵携眷西迁新疆伊犁的背景原因、迁移过程、行走路线、编旗安置及其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依据收集到的第一手满文档案史料，从宏观上加以考察，认为西迁是出于巩固西北边疆防务的需要，从而否定了以往学界所持“分而治之”的观点。另外，又更正了以往研究中对迁徙路线等方面出现的错误。

又合作撰写《锡伯族迁居云南考》一文，发表在《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该文认为“乾隆三十四年年（1769）清政府抽调盛京锡伯官兵到云南，不是一次大迁移，而是因有战事，临时抽调锡伯官兵去云南加强边防，因此，次年战争结束后，即全数撤回到了故地——盛京。”从而否定了所谓锡伯族“第三次大迁徙”之说。

又合作撰写《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演变》一文，发表在《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4期。该文认为“黑龙江是锡伯族早期居住地之一，后因各种原因，锡伯族迁到京师和盛京。其中一部分锡伯族人，又先后被迁回黑龙江境内。”黑龙江呼兰县、肇源县、阿城、拉林、双城等地居住的锡伯族，就是从辽宁回迁的锡伯族后裔。

（四）锡伯族的历史贡献。

锡伯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她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为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做出了贡献。合作撰写《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一文，发表在《满族研究》1989年第2期。该文论述了清代锡伯族对祖国的贡献，从“坐卡巡边，守卫疆土”；“抵御外侮，保家卫国”；“反对分裂，维护统一”；“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兼容并包，繁荣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归纳和论述。

又合作撰写《清代呼兰地区的土地开发——兼谈锡伯族的贡献》一文，发表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5月。 该文论述了清代黑龙江呼兰地区的土地开发及锡伯族的贡献。认为乾隆初年在呼兰设立官屯时，就从辽宁迁来了一部分锡伯族人，开垦种田，交纳官粮。据光绪十一年（1885）统计，当时的锡伯族有330余户、2200余口。他们为呼兰地区的土地开发提供了劳动力，而且也带去了农业生产技术。

（五）锡伯族的姓氏和家庙。

姓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锡伯族也有姓，称之为“哈拉”，都是多音节姓（复姓），没有单音节姓（单姓）。人名是代表自身以区别于他人的符号。锡伯族的命名，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居住区域，有明显的变化和一定的差异，反映一定的历史文化现象。合作撰写《锡伯族姓名》一文，发表在《中国人姓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该文阐述了锡伯族姓的来源、数量、演变，以及命名、特点、使用等情况。认为“锡伯族的姓名是锡伯族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化。姓由原来的多音节变为单音节，并采用相应的汉字。名的变化，就其内容而言，经历了从具体概念到抽象概念的转变过程；就其语言形式而言，又经历了从鲜卑→蒙古语→满语（锡伯语）→汉语的发展过程，这种变化本身，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锡伯族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另外，姓名的演进，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东北以及散居在内地的锡伯族，早在清代道咸之际已从汉俗，取汉姓，起汉名，姓名并称，与汉族无异。新疆的锡伯族，尽管自辛亥革命以后，取汉姓，起汉名的人渐趋增多，但至今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固有习俗，以锡伯语命名，称名不称姓。”

锡伯家庙，即太平寺，位于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太平里21号，紧挨着皇寺，位于其西侧。康熙四十六年（1707），南迁辽宁的锡伯族人自筹资金修建太平寺，作为锡伯族人共同举行宗教等活动的场所。此后几经修葺，臻于完善。此寺大殿前立有用满文镌刻的石碑一座，记载了锡伯族早期的活动区域和南迁盛京等事宜，以及修建庙宇的情况。1979年秋，我和赵志强到沈阳市出差时，特意到家庙考察，当时庙宇房舍只剩大门和大殿，而且大殿作为工厂的车间在使用。经过仔细探察，在车间的机器下发现了嘉庆年间所立的刻有“锡伯家庙”四个大字的牌匾，随后又访问了最后离开皇寺和家庙的白喇嘛老人。回北京后，根据考察和访问情况，合作撰写《沈阳锡伯家庙考察记》一文，发表在《锡伯族史论考》，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8月。该文除记载发现家庙牌匾的过程外，还描述了家庙的建筑、布局、用途及其供奉的佛像和诸神等情况，并附有绘制的家庙平面图。此文对后来锡伯家庙的重修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另外，又合作撰写《锡伯家庙碑文考》一文，发表在《社会科学缉刊》1984年第2期。该文根据满文档案对家庙碑文所载“锡伯族原住地”、“锡伯族被编入八旗设佐领及安置”、“锡伯族南迁盛京等地及安置”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证。

除以上文章外，还与安俊、赵志强合作，用锡伯文或锡汉文合璧形式，撰写出版了3部专著：与安俊、赵志强合作，用锡伯文撰写《锡伯族迁徙考记》，1982年8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又与安俊、赵志强合作，用锡伯文撰写《锡伯族简史》，1985年2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又与赵志强合作，用锡汉文合璧形式编写《锡伯营职官年表》，1994年3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用以祝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四十周年。

当初开展此项工作时，年轻懵懂，对工作的意义还是估计不足，更没想到会对以后的诸多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概况起来讲，此项工作的开展和完成，给广大学者提供了新鲜、系统而翔实的第一手史料，为查阅利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从而促进了锡伯族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迄今为止，有关学者仍然在利用这些史料进行研究。仅对我个人而言，收获也不小。锡伯族档案史料的发掘收集、编译出版和研究，是我正式参加工作后第一个主持并参加完成的工作，通过这项工作的实践，使自己受到了充分的锻炼，学到了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积累了业务工作经验，提高和加强了学术研究能力，为今后从事业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从事清代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未曾间断，期间主持整理档案170余万件（册），主持编译出版《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奏折汇编》、《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雍正朝内阁史书·吏科》、《雍正朝内阁史书·户科》、《清康熙朝内阁蒙古堂档案》、《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清代珲春衙门档》、《清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等18种档案史料800余册，以及《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文藏文部分）、《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3种14册目录。以上各项整理工作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满文档案的整理基础和保管状况，为实现满文档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现代化，以及提供快捷便利的利用途径，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和保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依据，近年来通过与档案同仁们的共同努力，将诸多的满文档案史料编译出版，为相关历史研究领域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第一手史料，以便历史研究更加深入、系统地开展，有效地发挥了历史档案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其社会效益无可估量。同时，还结合本职工作研究满文文献、清代边疆史地、民族史和中国与琉球关系史，发表论文近70余篇。

从事档案工作的40年，是我人生收获的40年，锡伯族史料的发掘和相关的研究成果，更是我人生收获的第一桶金，为此感谢造就我的档案馆，感谢身边给我支持和帮助的同仁们。岁月匆匆，鬓霜发白，无怨无悔。

（2015年7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