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10年的6月1日，是我义务从事民族工作的第20个年头，在同胞的帮助下，我为锡伯族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对此我非常高兴与自豪，因为我是锡伯人的子孙，能为民族工作倾心尽力，就是再苦再累我也是无怨无悔的。

从社会调查、组成学会到出版《大连锡伯族》一书，我走过了艰难的历程，对大连锡伯族发展的20年做个回顾是必要的，当今，学会的中、青年骨干力量已基本形成，我们要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与时俱进、发展自我，使大连锡伯族立于民族之林，使学会健康地发展下去。

一、我是怎样干起了民族工作

1980年，当我从飞行干部改做政治工作后，中央广播电台、《解放军报》报道了“锡伯族飞行员那启明当上某航校政委”的一则消息。这个消息传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后，引起那里同胞们的重视。1984年10月，在东北财经学院进修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财政局干部关玉成，率领新疆在理工大学学习的学生傅荣昌、傅金生找到了我的家，使我与新疆的锡伯同胞相识。在关玉成陪同下，拜访了由他找到的省人大代表、辽宁师范大学鄂永昌教授和辽宁省化工研究所工程师、大连市政协委员葛鹏举。之后，我曾写信给省市民委，想找有关锡伯族的学习材料，也给市民委写信要求参加民族活动。1985年4月，大连市成立民族志编写组时，鄂永昌同志推荐让我参加这项工作。一天，民委干部徐桂芳来到我家说明了请我参加编写民族志工作。我当时想的不是下乡的艰苦，而是自己只有初中文化难以胜任，未能接受。又过了几天，鄂教授与关玉成来到我家说：你现在离休了，有时间身体又好，民族的事你不干谁干？文化水平低，我们可以帮忙。关玉成接着说：调查我可以抽时间参加。这不是个人的事，是民族的要求。我无理由推辞了，随即向干休所领导报告了此事，经沈空政治部批准后，6月1日去编写组报到了。

二、开始社会调查

调查开始时是在编写组统一组织下进行的，我们到南山图书馆、师专图书馆查阅资料，一无所获，又到庄河县塔岭乡对寇姓的族籍进行调查研究，只是学习调查的方法。6月20日编写组到瓦房店市民委，听取了他们对本市的少数民族情况介绍。会后与关玉成到县志办，他们介绍说：东岗乡关姓有花良阿任过昭陵总管，并说还有家谱。于是我们就开始了单独调查。对复州大地并不陌生，1955年在二十里铺机场飞行半年多，过去是在空中熟悉地形，今天步行在公路与小道上，这种空地间的转换真是别有“风味”。

到东岗乡找到文管所曲良喜，在他陪同下到喇嘛庙关明乙家看到关氏写在白绫布上的家谱，即“……锡伯，御玉军汗之子名超墨尔根衔”，后来经研究：皇太极于1635年9月说：席北（锡伯）乃超莫尔根之裔，这个关氏超莫尔根衔，正是皇太极讲过的锡伯族知名人士。在复州城横山书院逄馆长请来了二中温贵深老师介绍，他听父亲说过复州的锡伯有关、吴、温、高、傅几大姓，又陪我们在书院内看到东岗乡花良阿总管的满汉文碑和关氏贞节碑，碑上刻有陈锡伯，都是研究锡伯族史的最珍贵的资料。在三台乡沙坨村发现了赫姓；高力城村关宗树家发现了“喜利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锡伯族供奉的实物。在杨家乡找到了温姓；二十里堡乡找到了傅姓，石碑上刻有“古什伯（即锡伯）入陈满洲籍傅佳氏。乡工业办傅明阳给借了一台汽车，到驼山乡考察了吴姓、赫姓，太阳升乡沙坨子找到高姓。在大连市民委的汇报会上，我们将10天来搜集到的资料和照片做了汇报，得到包国相主任的好评。主任征求还有何困难时，我回答说，瓦房店市锡伯族人口多，一个人对深入调查有困难，想召开一个各姓认识的联络员会议，请他们帮助调查，当即得到主任的批准。1985年8月17日，在瓦房店市老虎屯乡召开，有锡伯族代表25人，瓦房店市民委干部关凯、马洪太出席，他们还通知了锡伯族人口多的乡镇乡志办负责人出席。省锡伯族志编委韩启昆等3人也闻讯前往指导。由瓦房店市一中教师关世辉、高甲复负责会务，写有《大连市锡伯族志撰写座谈会》横幅挂在会场，由关长城（三中校长、市人大常委）介绍锡伯族源流；关东媛（大连理工大学副教授）介绍锡伯族的南迁盛京和西迁伊犁；葛鹏举（辽宁省化工研究所工程师、市政协委员）介绍出席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30周年盛况；那启明介绍对复县（今瓦房店市）的初步调查情况；王俊（省锡伯族志编委）介绍了编写民族志的原则；鄂永昌（辽师生物系教授）、全泽均（民族处长）讲了话。瓦房店市民委干部马洪太评价说，会议开得很成功！王俊认为大连的调查起步晚，上来的快，成果明显。会议得到老虎屯乡政府的大力支持，参加会议的人大多数都是一面之交，为了民族工作招之即来，最感人的是，关东媛将孩子放在家里出席会议，葛鹏举到北京开会如期赶到会场。这次会议对各乡的深入调查，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之后我又自费调查了老虎屯乡三家村南沟（达子沟）找到韩姓、高姓； 三台乡大房身村徐姓和三台乡王坎村（达子营）傅姓；在温贵深老师陪同下，在复州镇西瓦村杏树园找到高姓；在莲花村找到关姓；在黄村找到关、高姓。至此，对瓦房店锡伯族姓氏基本查清，人口由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644人，至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 971人。

对金州的锡伯族调查难度很大。历史上有记载就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拨锡伯兵159名。据编写组长提供，金州大魏家镇有不少锡伯族的先人。我们随即组织关玉成，在师专进修的关世辉和次子那磊共4人前往调查。在镇政府附近调查两个村未找到一个锡伯人，第二天我与关玉成到后石村，还是没找到。葛鹏举在参加市政协会议时，有位叫吴再兴的民政局干部对他说“向应乡三家子吴姓是锡伯族不是满族。”我与葛鹏举前往调查，在连庄村八家子找到吴金锡老人，他说吴再兴是他的侄子，吴姓是锡伯达子族绝对没错，并提供了羊圈子，土城东三家子，果木房等村吴姓都是锡伯族。金州锡伯族在供奉上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特点就是供“子孙妈妈”在西北角，这与新疆社会科学院肖夫同志说法一致。另外，由于锡伯族地位的关系，将锡伯人住的村屯叫达子营、达子屯。查到有三十里堡的上、下达子屯为雷姓；亮甲店镇永丰村达子屯为赵姓；向应乡徐屯村达子屯为关姓；四十里乡达子屯为吴姓；七顶山乡达子营为傅姓； 原属金州（今普兰店）的大刘家镇达子屯为刘姓。

1987年5月，辽宁省成立锡伯族史学会时我被选为副理事长，1988年根据辽宁省锡伯族史学会的研究课题，又责成我对凤城县锡伯族进行社会调查。凤城是我的故乡，又是我抗美援朝的空中战场，对山川公路的地貌十分熟悉，可以称得上是“故地重游”，把突破口选在我的出生地蓝旗乡。调查中发现凤城锡伯族与东沟县、岫岩县的锡伯族有联系，又扩大了对东沟县、岫岩县的调查，8年期间从大连到丹东调查去过16次，累集200余天，走访了26个乡镇，上百个村屯，找到一位在清末任命为“顶戴花翎的凤凰直隶抚民府正堂、兼管八族事务的官员谈国恒聘为师范学校教员，城守尉多隆阿聘为八旗两等学校校长。在关、沈、何、那等姓家发现了供奉祖宗偶像，有3家供奉的据说是生殖信仰，是父系社会传下来的遗物。

在对复县、金县、岫岩、风城、东沟5个县锡伯族调查中，深深感受到了民族亲情，在丹东地区主要吃住在亲戚家，真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当大家得知我是自费调查时，主动赠千元的有何志武、吴世香、那静彦；赠给500元的有吴德瑄、吴玉侠和白雪等。

在金州我选择了战争年代的“根据地”。那是在1987年的3月，我到华家乡想去新石村考察吴姓，在乡政府未借到自行车，这时我想起了向应乡达子屯关庆，1985年底调查时他留我住过，为了节省时间还是到他家去，就不回大连了。我乘长客到亮甲店，然后步行10里到了他家，第2天骑上他的自行车考察了吴姓；又到兴隆考察了赵姓；到苏屯村考察了徐姓。86岁的徐世功老人说，小时听爷爷讲：“金州锡伯达子有8姓：高、白、雷、傅、关、徐、吴、赵。”找到了对金州锡伯族的见证人。下乡调查时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或步行，在岫岩县洋河乡样岭村采访那景兰老人，之后要到几里外的墓地考察石碑，她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那景兰叫儿媳骑车送我，骑了几十米看她很吃力，我与她换了座位。在瓦房店市太阳升乡潘大村要过河考察于姓，因是深秋水凉，赵振江套上牛车、铺上褥子像小时送亲坐的车一样，使人十分感动。

对丹东地区锡伯族调查最困难的是岫岩县。1699年南迁岫岩锡伯兵为82人，有分到庄河县的，有回迁黑龙江省双城堡的，1764年又拨往伊犁30人，到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46人。岫岩县民委主任关洪生说：是从金州二里堡迁来的锡伯人，住在二里堡镇。他还提供岭沟乡何姓是锡伯族。岫岩县志记载，红旗营关姓是西伯即锡伯。到哨子河乡西甸子祖父的姥娘家是锡伯族刘姓，凤城县红旗镇沈家甸子的沈姓提出大营子镇沈家堡子沈姓，荒沟温姓是锡伯； 据察县七乡那音生家谱记载，岫岩城镶蓝旗拔伊犁。在洋河乡样岭村找到那姓家谱上写有，原籍西伯人岫岩镶蓝旗。就这样一个姓一个姓的去调查核实，只有岭沟乡塘岭村何姓一直报锡伯族，共找到温、沈、刘、关、何、那6姓，分布在6个乡；人口变化也很大，1982年第3次人口普查时岭沟乡为32人。1990年为26人；红旗营关姓为19人，到1990年为零。

在农村调查时，锡伯族多居住在离乡镇较运的地方，走到哪里我就吃住在哪里，不能提及交饭钱的事，因为是为了民族事业，到谁家都把自己当成客人，留宿、吃饭最多的，是在瓦房店市温贵深老师家了。在太阳升乡大河沿村高广金家，他的母亲还为我包了饺子，8月的夏天，蚊蝇多，晚上他妻子把孩子领到邻居家找宿，我和广金睡在大蚊帐里，心里特别感激。

在对大连市内锡伯族调查时，一个依据是1982年人口普查时各区123人，分布在29个街道和郊区镇，另外就是民委有一个40人的锡伯族名单，就是从街道上查，按名单去找，在我调查的基础上，印刷三厂的何斌，木材厂的赵志述再次调查，又找到不少外地在连工作及亲属，通过对金州各乡镇调查提出在市内工作及家属，共找到373人。

社会调查是件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要耐心细致的做思想工作又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对几个姓做了认真地考证。

到凤城县蓝旗乡镶白旗那志福家发现供奉有祖宗匣，家族排辈称他是叔父，我提出看看祖宗匣里装的实物，他同意了，是在一根木棍上缠有多色布条；发现匣中另有3个纸包，当提出想打开看看时，老人不同意，怕给弄错位置。我想了一个办法，他是和孙媳一起生活，还有一个3-4岁的重孙子，我给他照张彩照，就回大连了，把相片洗好后，先给他寄去，一个月后我又去了，见面时先问他相片收到没有？怎样！老人很高兴地说：“收到了”。我提出：还想看看几个纸包，他沉思了一会答应说：“好！”将祖宗匣请下来放在炕上，打开小门，将纸包取出放好，打开第一个纸包，里边放的一块有16开纸大小的兰绸布，另两个纸包各放一对男女偶像，照完相放回原处，他说：这个祖宗匣从他爷爷在世到现在从未打开过，就是你来了才打开，别人谁也不行。

对锡伯族原姓氏的考证。在瓦房店市三台乡沙坨子村一户赫姓1982年改为锡伯族，是驼山乡赫家营迁出来的，赫家营石碑上刻有巴尔虎旗。乡政府干部说，赫与寇姓（蒙古族）闹矛盾时说赫姓是随旗的，赫喜宽说，赫姓是锡伯无疑。分析认为，满族是当权，不可能随巴尔虎旗，蒙古更不用随巴尔虎旗，认为赫说的有道理。十年后，出席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召开的锡伯族古籍文化研讨会时，请伊犁师范学院通满语和蒙古语的佘吐肯教授，他看完了家谱后结论说，从家谱记的名字来看，是锡伯族无疑。

又如在金州建筑设计院找到一位叫徐宗基高级工程师，也是后改为锡伯族。他给我看了家谱，还写有“鲜卑“二字，我问此二字是何时写上的，他说是在60年代在西北民院工作时，一位教授看了家谱后说是锡伯族才改为锡伯族的。我专程去大魏家镇徐家村调查，听徐姓老人介绍，纯属满族习俗，“鲜卑”二字是徐宗基后加上去的，这个徐家属于满族的。所以，社会调查必须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去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