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老事·老家——沈北锡伯族老人口述史》出版后，我们在2014年10月着手《老人·老事·老家——沈阳锡伯族老人口述史》的采录、整理工作（中间停了两个月）。由“沈北”到“沈阳”只一字之差，却使采访范围扩大十倍以上。

采访前首先对沈阳地区锡伯族分布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分析。

锡伯族大规模南迁是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到康熙四十年(1701年)，但之前之后都有一些小规模的迁移。较早的比如沈北岳士屯安氏宗谱记载:“原籍营城（今吉林营城子），自大清定鼎附属满洲，于顺治八年移驻盛京，编入满洲正黄族第一佐领下，随旗听差。”《皇朝掌故汇编》载：“康熙二十八年增设吉林满洲佐领、骁骑校各一，移吉林锡伯佐领、骁骑校各十六，锡伯兵一千四于盛京充驻防兵额。”据《清朝文献通考》等史料记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还有275人迁入盛京。

锡伯族南迁盛京后，原有官职已被裁汰（免职）、“分至八旗兼管”当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这种变化，在锡伯族先辈留下的家谱中多有记述。比如沈阳城西诺木珲图克色里氏锡伯宗谱记载：“盖锡伯人刚勇诚朴，善战、屡立奇功，其所以不单设牛录而分隶于各旗者，实因彼时当道之忌。” 

当时八旗兵是兵民一体的军事化组织，八旗兵所属牛录设在所驻城镇，其家则绝大多数散布于四周农村，这样宜牧宜猎宜渔。当时他们主要靠军饷生活，不为生计发愁，“打牲部落”的传统使他们普遍选择驻地周围依山傍水的地方居住。当年盛京驻军除城内驻扎一部分外，大部分散在其周边农村。沈北新区85岁的安振海讲：

“我17岁的时候，我太爷爷就82了，我太爷爷给我们讲……那时锡伯族没自己的军队，都是随人家满族，不是单独的牛录，军营都被分到满族的八旗中去。我们从来就落到这，我现在一想，俺们锡伯族落这个地方，四家子、岳士、龙岗子、葛三家子，这些地方没有一处高的地方，都是洼的地方，那时锡伯族专讲放马、打猎。”

如今沈阳周边的锡伯村主要分布在历史上水草丰美的辽河、浑河、绕阳河、柳河、蒲河、养息牧河、北沙河、秀水河等大小河流附近，基本保留了当年的驻居格局：沈北新区主要有大孤家子、八家子、岳士屯、拉塔湖、龙岗子、高坎、兴隆台、新民、盘古台、北四家子、七家子、中五旗、营盘、郎士屯、小营子、大营子、得胜台、鲁家、房身、石佛二等村；于洪区主要有援工、北三台子、富强、边台、诺木珲等村；东陵区主要有永胜、永安、宁路等村；苏家屯区主要有西河山、北营子、南营子等村；新民县主要有佟家、西营子等村；辽中县主要有达子营村；法库县主要有当石山、三家子、喇嘛营、陶家屯等村。锡伯族移居盛京后自成村落集中居住，虽大分散、小集中，但都在盛京周边，相对聚集在一个地区，相互多有来往，使锡伯族的传统文化得以更多地传承下来。

后来，锡伯族刚勇诚朴、强悍善战的品格逐渐为清政府所重视和启用。雍正元年开始在锡伯兵中挑选护军（守卫宫城的八旗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谕旨：“按旧制，凡卦尔佳、锡伯等咸不委任，后将锡伯等移驻盛京以来，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不可仍溺于旧制，着施恩一体委用”。虽然如此，被提升为二品的锡伯官员，其户册一定要转入满、蒙八旗籍。

由于历史上盛京是东北的政治中心  有各种官衙、驻军等，各地尤其是沈阳周边的锡伯族人多有到“城里”当差。同时盛京也是东北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枢纽，工商业发达，商旅云集。周边锡伯人多有到城里打工、开创事业。

比如东陵永安关氏家族十六世福禄——他是第十五世乌金泰的五子，从小在家务农，身体健壮武功好，为人老实厚道，人们称他为福五佛爷。年轻时他便进盛京城内一位大武官家，在厨房里当二师父（烧火煮饭的）。一次因主人生病，偶然机会代替主人去十王亭比武。因武功好被主考官看中，就给他补名小武官，从此步入军伍行列，最后官至蓝顶花翎防守尉。以后他这支人就生活在了城市。其后人第十七世奇车布武官二品红顶花翎副都统衔协领。第十八世庆纶文官五品主事。第十九世关锡龄（锡龄阿）文官红顶花翎知府、道台。民国以后关锡龄还担任过沈阳锡伯家庙(太平寺)的会首,并且他还是赫赫有名沈阳百年老店萃华金店的创始人。当年关东名士李西（东园）赠联：“萃列奇珍夸蜃市，华添藻饰夺龙纹。”关家在清末民初已经成为沈阳（盛京）的名门望族，原奉天志上有记载，解放后沈阳地方史料上也记载颇多。

所以沈阳城里的大东、和平、铁西、沈河、皇姑五区内都有锡伯人居住。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沈阳有锡伯人口55759人，其中郊区县42637人，市内五区13122人。

我们这次的访谈涉及了沈阳市沈北、于洪、东陵、苏家屯、和平、大东、沈河、皇姑、铁西等区县，走访了二十余个村（社区），访谈了三十余人，对沈阳锡伯族的总体情况、基本样态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题目叫“享受访谈”——这也是我对此轮访谈的总体印象。这访谈的喜悦是多方面的。

一是享受了开拓视野的喜悦。虽然身为沈阳人，但沈阳所属的区县大多是到过、路过，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去过。而且大多去的城镇，从未深入过乡村。这次到相关区县的锡伯村采访，领略了不同的景色、风物，眼中多是新鲜的内容，还真有些民俗旅游的感觉。比如我在采访苏家屯区王氏家族的题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感受：

我们的行程由沈北新区到沈阳城内到苏家屯区陈相镇到西河山村后又折回陈相。虽然是人生地不熟，但由于王氏家族成员的热情，使我们的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所以当傍晚由苏家屯经辉山返回沈北，汽车在夕阳下在蜿蜒起伏的丘陵公路上穿行，我们心中满是喜悦与感动，忘记了一天紧张采访的疲惫。

所去的锡伯族村多有寺庙遗址遗物、烽火台、墓碑等，引发了我们寻古探微之幽情。沈北新区达连村的石头旗杆、苏家屯区西河山村的钟楼、东陵区永安村的大钟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其中可称为“惊艳”的是辽中县达子营村的“神树”:

李恩昌：这个三纲寺前的坝上有一棵与三纲寺同年龄的桑树，这棵桑树哇不是人工栽植的，而是由鸟从外地带来落在此处的。为啥我这么说呢，这真正是两棵——一公一母。

何纯凯：这玩意还有公母？

李恩昌：这是我爷爷小时候叫我去采桑叶去，他说啥呢——能治五劳七伤。老头说：“我小时候去采桑叶，人家这玩意治五劳七伤，一直到现在可灵了，可好使了。”你说我70多了，你说它得多大岁数？所以说这个年代吧……

何纯凯：完它还长。

李恩昌：你看他们都知道吧，从你小时候是不是都是那样？

何纯凯：是。

李恩昌：你看，这个事现在呀，这棵桑树不是人工栽植，而是由鸟从外地带来的，落在此处的，20世纪70年代一共有两棵。

何纯凯：对，那棵树的东边这旮还有一棵，那棵树没了，这我知道两棵。

李恩昌：雌树结果，公树不结果，它们经历了两百多年就是长不大。三两年就被人把它们连枝带叶的砍，连摘叶，再砍，给弄得破破烂烂，再发出来新枝又被人拿它当药材，年复一年，经历着磨难，到80年代就只剩下一棵公树了。

何纯凯：我这么大岁数都不知道它有这个来历，这棵树新长的一样，年年这样。

李恩昌：但还是经受着同样的磨难。

何纯凯：羊啃，放牛的撅。

李恩昌：可还是一次次地重生。到了90年代，低矮的竹障子周围枝干被人砍掉了，主干还是顽强地生长下去，可是树尖又被人弄得没有了，但从主干顶端发出来几枝枝干，等到鸡蛋多粗细又让人从顶端给平切了下来。这次的第二年从平切面的周围发出了十几条枝条，生长很快，几年功夫，它长成了一个像莲台似的，形成了一棵像莲台似的大树。枝条向四周伸展呈花瓣状，环抱着中间的平展的莲篷，活像一座莲台。此树经历无数次的磨难，历时两百多年终于修成了正果。三纲寺原先有观音佛像，四七年佛像被工作组拿走了，后三纲寺也被扒掉。观音阔别了六十六年的佛地终于有了莲台，人们请来了观音佛像，落座在莲台之上，一眼望去，一派祥和的景象，给人一种融入仙境的感觉！

何纯凯：这是你的美好想法。

李恩昌：对，我当时看到真的就是这种想法。

何纯凯：我理解你。

李恩昌：此种情景刚刚形成，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村这一景观，不让它消失，它会给我们带来吉祥的！

实地看后果然所言不虚。

二是享受了结识“老朋友”的喜悦。

这里“老朋友”有三种含义：一是访谈的人都年纪较大；二是虽为初次见面却感觉很熟悉，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三是我想我们之间已成为经常联系的“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中有位尤其老的朋友：百岁锡伯老人——沈北新区黄家乡大孤家子村的韩秀芳。我们偶然得知信息后非常兴奋，专门前来采访也是拜望。老人坐在炕上，精神状态很好，见到来人问这问那。谈话中得知，老人在去年开春时得了病，之后才不能下炕了。之前老人还能干不少家务活儿，上园子摘菜、掰苞米什么的都行，还给重孙洗衣服。现在只是耳朵有些背，但头脑清晰，反映也很快。访谈中涉及了锡伯族的信仰、语言、教育及家族生活。

    这次访谈中采访了一些城里的锡伯老人，这个群体多是从锡伯乡村走来，接受较多教育，在城里的各行各业小有成就。他们对本民族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也有更强的文化自觉，多年来积极组织、参与沈阳地区的锡伯族活动，弘扬本民族文化。我与他们谈话中涉及了较多的锡伯家庙变迁、西迁节纪念活动等，这些内容虽然“历史”不长，但它终将成为历史，所以趁当事者、知情者尚在，及时抢救出来。

叶永成是沈北新区尹家乡小营子村人，曾任辽宁省锡伯族史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副理事长、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从小生活在锡伯族聚居村，对锡伯族传统文化耳濡目染、感同身受。多年来，他对传承锡伯族文化满怀热情，孜孜以求，做了大量工作。离休后仍然热情不减，尤其为锡伯家庙的修复、建设、管理等多方呼吁。他还不顾年老体弱，潜心整理、研究锡伯族资料。叶老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我经常向他请教、咨询一些有关锡伯族的问题，都不厌其烦地解答，他还把自己整理的资料慨然贡献出来，这些年我们已成了“忘年交”。

关岳属盛京城东南鞑子营(现沈阳市东陵区李相镇永安村)瓜尔佳(关)氏家族的第21世，1985年10月恢复了锡伯民族身份（原误报为满族）。他1952年大学毕业，先后在鞍钢、首钢工作，高级工程师，为祖国的钢铁基地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他1986年２月退休，３月就奔赴沈阳寻根问祖，找到了老家东陵区永安村和瓜尔佳氏老家谱。之后积极倡议、支持本家族的多次修谱工作；同时倡导、促成老家永安村同族400多人于1986年一次性恢复了锡伯族身份。多年来关老孜孜不倦为家族、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而且听说他虽年已九旬还可用电脑整理资料，这使本书中唯一的网上访谈成为了可能。

三是“享受”了发现“新大陆”的喜悦！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有许多新的发现，不断充实、拓展以至矫正着我们对锡伯族历史、文化、习俗等的认识。

比如在历史资料中对海尔堪多有记述，说锡伯族的女祖是喜利妈妈，男祖是海尔堪，但在之前的访谈中一直没得到确切、肯定的回答。

2013年12月16日到于洪区采访时——这是新一轮访谈走的第一站，就发现了“新大陆”。

何其成：谁道了，细情摸不清。那时候我还记着呢，供个老祖宗，供个“上关下财”，上头是关老爷关公，底下是财神，整个这玩意儿，那时候贴个挂笺，闹闹哄哄的。

仇兴辉：您说“上关下财”是画像呗？

何其成:画像，俺们的老祖宗在外头，就一个小铜佛，就这么大一个小铜佛，是努尔哈赤还是什么，咱细情就不道。

仇兴辉：老祖宗在外头？

何其成：在外头，不在屋里，我们老祖宗不在屋。

仇兴辉：在哪儿？

何其成：就在西房山，垛头嘛，搁外头。

仇兴辉：外边的西垛头呗。

何其成：外边的西垛头，东垛头是天地牌。

仇兴辉：这个是非常（有价值），我在这边一直没发现，那个锡伯族——你们管那个老祖宗叫什么名？

何其成：没名，老祖宗就是老祖宗。

仇兴辉：他应该是锡伯族的男祖先，新疆锡伯族叫海尔堪，也叫马神海尔堪，你说里边有的是——里边是什么——那里边？

何其成:那时候是老汉族说的，说你们那老祖宗是一个人牵一个狗，他们说的，细情咱也不道。那时候“解放”了，就随便了，我那年才十几，十五六岁吧，就给打开了，有个过去的匣子，那里头包着，里边一个小铜佛。

仇兴辉：铜佛呀？

何其成：铜的，佛，就像一个人似的，一个小人，

仇兴辉：一个小人。

何其成：底下是空堂子，里面有一个黄绸子，有字，蒙文咱不认得，就这么个玩意，后来就扔了，扔哪去了不道。

仇兴辉：这个实质上非常有价值，我去过这么多锡伯族村吧，一直说锡伯族女祖先是“喜利妈妈”，男祖先是“海尔堪”，但我们这边知道的非常少，您老还知道这个。

何其成：那时候都是土草房，一个匣子，都卖了。这样的天地牌儿，东边是天地牌儿，西边是老祖宗，俺那时候也不寻思老祖宗，供的，细情不道。这后来就拉倒了，没人管了，谁也不知道。

锡伯族海尔堪有画像有实物，画像有马有人也有人领着一条狗，实物有马毛、有在麻布上贴画的象征性图案。

到辽中采访时，又得到了印证。

仇兴辉：还有什么供的，在外边？

安兆辰：有，天地牌。

仇兴辉：天地牌搁哪个位置？

安兆辰：天地牌就是大山的垛儿上。

仇兴辉：垛儿的东边？

安兆辰：东边，东边供的是天地牌，西边这个大山墙角供的是大青马也不二青马可能是，那旮还一位，搁大山西边。

仇兴辉： 就是外边呗。

安兆辰：外边，锡伯族不行上西边大山撒尿去。

仇兴辉：在西大山供的是和马有关的呗？

安兆辰：对，就是大青马、二青马，就那意思。

仇兴辉：是有个洞，里面有点什么东西？

安兆辰：有点东西。

仇兴辉：什么东西不知道？

安兆辰：咱记事那前儿就没了，锡伯族俺这个民族不行上西大山那旮浇尿去。

仇兴辉：东边是天地牌，西边是和马有关系，这个就对了，实质不是大青马、二青马，是马神，锡伯族马神，新疆那边锡伯族语叫“海尔堪”，我们这边就说马神，实质上就是锡伯族一开始的男祖先。东边——天地牌；女主内，喜利妈妈搁室内的西北角，男祖先就搁西房山外边的垛儿上，有个洞里边供。

在采访原籍法库县的丁林野时，他更给出了十分肯定的答案。

仇兴辉：法库是不是秀水河子这个地方锡伯族挺多的？

丁林野：那边儿有，都是散着分布，不太多。我往大孤家子、秀水河子那边儿走过，我小时候下乡的时候到锡伯族人家去过。他们门前吧，锡伯族人家都有个特点，就是在他家门边儿上，西南的墙角儿，都有个海尔堪玛法的佛龛。

仇兴辉：你看过吗？

丁林野：看过呀，我怎么没看过呢！有这个佛龛的人家，你都不用问，肯定就是锡伯族。

仇兴辉：那个佛龛是不是就是西房山的垛儿上？

丁林野：在西房山的西南垛儿上都有那个小神龛，在小神龛的底下都有半块砖头，砖头里面有的放的是马毛，有的是个补丁条儿的人，那里头放的东西不一样。

仇兴辉：这个吧，一直就说喜利妈妈是女祖，海尔堪是男祖，可我们沈北这边儿吧，我就一直没看到过海尔堪。就在那个鞑子营听说过，但也没看过。但是，像你说的这么确切，还头一次。

丁林野：我看见过。

仇兴辉：那要是现在再去，还能不能看见呢？

丁林野：这些年了，就怕房子都扒了。就在那个大孤家子一进村，就那些平房里的。为什么现在都没人信了呢？那个时候的平房啊，假如说这个是房山头，就在不太远的地方就有个龛儿。我指定看过，而且不是一家、两家，我得看见过三家到四家，确实有这个东西。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较为古老的喜利妈妈；觅到了锡伯语（当时主要是满语）的零星遗存，探索到锡伯民族语言在本地区消亡过程的蛛丝马迹；我们又见到了一些蕴涵大量历史信息的锡伯族家谱；尤其是锡伯村过去普遍都有寺庙，有许多相关的遗迹、遗物、轶事，锡伯民间也有大量的喇嘛教等宗教崇拜的影子；我们还翻拍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老照片……

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享受一次次激动、一次次惊喜，使访谈过程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段幸福充盈的经历。

口述史访谈不是一个机械的收集资料过程，也不是实证主义将访谈视为一个刺激—反应的过程，而是基于访谈者与受访者平等基础之上的一种“对话之旅”。我们没有受过社会学研究等方面的相关训练，有时不会意识到访谈所建构起来的知识模式，但我们特别注意访谈双方的平等互动关系，营造受访者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表达意见的氛围，让访谈尽量在亲切、开放、轻松甚至是松散的状态下进行。这个过程中，“倾听”最为重要，访谈者融入到受访者的人生经验中，感同身受地接受并努力进入受访者的各种感觉——认真与积极的倾听是口述史研究基本的态度与方法。

 访谈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受访者深深投入到访谈之中，难以自已，预计两个小时的访谈进行四小时、六小时甚至更长；尤其谈到锡伯族历史上迁移、分离、民族英雄业绩及个人生活遭际等话题，更是如绵绵江水滔滔不绝……这样的局面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访谈者原来对访谈问题的设计，显然这时的访谈双方实现了一种精神上、思想上的互动和感情的深层次交流，受访者的真诚怎能不使访谈者深深感动、大喜过望呢！

本书以受访人的年龄为序，这是我们的一种尝试，也有长者为先的意思。受访者的讲述代表其本人的思想、观点，有的虽有失偏颇，作为一家之言，我们在整理时也充分尊重。

 作为沈北新区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主持编写的系列丛书《老人·老事·老家》之二，我们局里给予了一如既往的重视；同时刚刚成立的沈北新区锡伯族研究会也为本书内容的采编提供了切实的支持。我们访谈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博士生梁爽、锡伯文化爱好者佟海燕等也积极参加了本书的采访工作。

因要赶在锡伯族西迁250周年前出版，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本书的采、编、出版都很仓促，疏漏、错谬之处敬请指正。

 限于时间、限于篇幅，我们这次只是走访了沈阳的部分锡伯族村落，在沈阳、在辽宁、在全国，还有更多的锡伯老人没被发现、采访，希望有更多的同道投入到这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中来。

 远方在呼唤——有朋在远方等不亦乐乎！

（2014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