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口述史缘于编写《老人·老事·老家——沈北锡伯族老人口述史》；编写本书缘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申报。

近年来，方方面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越来越重视，当我们深入到乡村访问非遗项目传承人时，总是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要是早两年来就好了，这个事情我们村×××都知道，可惜他不在了”、“我了解的这点东西都是皮毛，我都是听×××说的，他今年开春去世了”。

采访黄家乡大孤家子村，谈到锡伯族民间故事时有这样一段对话。仇兴辉：讲故事，一般都是什么内容的？

关铨：就是千奇百怪，什么都有。民间故事也有，鬼神儿的也有，历史传说也有。

仇兴辉：她（关淑文母亲）会多少这样的故事？

关铨：不知道她会多少，没重过样。

关淑文：不带重样的，就俺们知道的就老了。不是说天天的（讲故事），也差不多少。

仇兴辉：要是现在还健在就好了。

关淑文：那上哪见去呀！要是现在活着，都一百来岁了。

到鞑子屯采访时，有个能讲图伯特传说的叫关长明的老人前年已经去世了。

给拉塔湖村马书记打电话，请他帮忙找适合访谈的人时，他非常惋惜地说，有个叫关宝坤的年近九旬的锡伯老人，去年刚刚去世了。

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万分痛惜的同时，紧迫感油然而生。

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等，一般是由传承人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延续和发展。传承人是民间历史文化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以超人的才智、灵性，贮存、承载着相关类别的文化传统，他们是历史文化遗产活的宝库。但由于种种原因，传承人老化、断代现象十分严重，人亡技消的无奈时有发生。本书出版时，书中受访者有的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以至消亡的问题已引起了世界性普遍关切。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文件：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以及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2002年春85位人文学者在北京发表了《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接着，以文化部为主导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付诸实施。

在我们沈北新区，锡伯族传统文化由于多年来与汉、满等民族文化的充分融合本已流失严重，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文化重要载体和标志的语言在总体意义上已经消失，近年来现代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更是加快了这种流失的速度。于是，我们决定出《老人·老事·老家——沈北锡伯族老人口述史》这样一本书，希望通过访问我区的锡伯族老人，请锡伯老人叙述锡伯往事，再现、记录锡伯“老家”风貌，摸清底数，力所能及地遏制锡伯民间文化遗产加速流失的态势，让锡伯老家的文化“把根留住”！

抱着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工作。但这项工作的难度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寻找合适的受访人难、筹备访谈难，访谈过程漫长单调且出现许多不曾预料的问题，尤其是由录音整理成文稿更难。

访谈要考虑许多问题：如何锁定受访者、应当优先访问谁、初步接触受访者的最佳方式、访谈题目如何各有侧重又总体成为系统、每次访谈应该准备多少题目、访谈题目是按照年代还是主题来安排、什么时候用“开放性问题”、什么时候用“明确的特定性问题”、“追踪性问题”可以事先准备吗、一般访谈以多少时间为宜、录音设备应摆放在哪、如何跟不合作的访谈者打交道、如何提出让人尴尬的问题、访谈者对自己无法苟同的问题如何处理、访谈时是否要注意受访者的肢体语言、口述史应该录像吗、结束访谈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制作抄本（把录音整理成文字稿）显然是口述史最费时间的部分，按学术界常规说法，平均每一小时的访谈需要六至八小时的抄本整理制作时间，同时还有更费时的监听编审工作。春去秋来，寒暑易节，我们走访了区内二十余个锡伯族村屯，访问了三十多位锡伯族老人，整理录音及监听编审等耗用五百余小时。锡伯办、文化科、文物所有关同志参与了此项工作，尤其锡伯办刘宇、周娜两位同事做了大量工作。

在制作抄本时，我们最大限度地追求“真实”。既然是“口述史”，那我们就要尊重事件的“历史”真实。有的受访者对一些问题的回忆并不准确，甚至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有失偏颇，但我们都最大限度尊重受访者所表述的意愿真实。对同一历史事件、同一民俗事象，不同受访者的介绍不尽相同，虽有交叉重复之嫌，但我们按访谈要求，尊重原始记录，保持原貌；换言之，这些大同小异的访谈内容也可以当作是对某个民俗事象的强调或相互映衬。

同时在形式上尊重“口述”的真实，即使方言土语连篇，语言不够连贯，甚至不合乎语法规范，我们也尊重“口述”话语的真实；有些方言土语一时找不到最适合的字词，我们就冒着写白字的危险“造”一个，绝不因辞害义、自作聪明的随意改动。让口音和方言重现，既是“口述史”对真实性的要求，也可为语言学家留一些原“声”态的研究素材。

“口述史”以记录“口述”为主，对访谈中语句以外的声音和姿态（事实上这类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且生动的），我们只是有选择地、概括性地做了一些描述，并用括号加以标注。

我们拍了一些访谈现场的照片——慈祥、沧桑、拘谨、从容、天真、狡黠、凝重、陶醉、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不以为然、义愤填膺、若有所思、悲从中来……喜怒哀乐不一而足，自然、生动，生活气息扑面而来。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选取一小部分收录书中，感觉有些遗憾。更遗憾的是限于人手我们只为一小部分访谈录了像，现在想来真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我们在抄本中注意把握受访者隐私的“度”，对涉及的家庭往事、宗族关系、秘方绝技等，我们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做了回避。从访谈到整理书稿的整个过程，我们都注意尊重锡伯民族的风俗习惯、民族感情。抄本整理出来后，我们请受访者审阅签字，并按程序签署授权书。

本书内容涉及锡伯族：

⒈民间崇拜：喜利妈妈、海尔堪信俗；天神、土地神、路神、财神、虫神、灶神、狐仙崇拜；萨满文化的民间遗存及艺术化；喇嘛教信仰及佛事活动；关帝崇拜；家祖供奉及祭祀。

⒉礼仪、节庆、岁时：春节、抹黑节、二月二、清明节、西迁节、腊八、婚嫁、寿庆、丧葬等。

⒊语言、文字、姓氏、谱牒、碑刻。

⒋民间艺术：音乐、戏曲、说唱等表演艺术；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语等口头传统。

⒌民间美术：雕刻、刺绣、剪纸、书法；服饰文化；建筑文化。

⒍民间体育、游艺：骑马、射箭、摔跤、打瓦、打“螃蟹”、踢熊头、抓嘎拉哈、打秋千、跑马城。

⒎传统饮食：鞑子饭、韭菜合子、发面饼、南瓜饺子、六碗儿、血肠、清炖肉、鱼酱汤、麻籽豆腐、花花菜。

⒏民间知识和实践；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品。

⒐寺庙：千手千眼佛寺、关帝庙、娘娘庙。

    本书编排基本以访谈时间为序。有些访谈标注的时间相同，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天访谈了不同的对象；二是对同一对象的一次访谈涉及两个专题内容，我们也按两个访谈处理。

这本书计划在2012年出版，但由于人手少、工作量大，且我们只能在完成常规工作之余来做这项工作，所以进度较慢。加之随着访谈的深入，牵带、联系到的访谈人越来越多，往往是采访这个村某个人时，他又介绍出其它村的适合访谈的对象，使我们愈罢不能。本书的受访者基本涵盖了沈北新区的锡伯族重点村。

如今本书付梓，我们也如释重负。在本书的采、录、编过程中，得到了锡伯族乡村、锡伯族老领导、锡伯族文化专家等多方支持，在此要真诚地道声谢谢！同时感谢一直以来关心锡伯文化发展的沈北新区人大陈航主任为本书撰写序言。

特别是这些接受访谈的锡伯老人，热情接待，积极配合，真是可敬可爱。访谈后我们有时还通过电话询问、核对一些事情，后期又审读抄本、签署授权书，他们都不厌其烦，尽力来做。为了使本书的内容更为丰满且增加可读性，我们想给访谈配一些受访人家庭、家族的“老照片”，这样又把老人们折腾了一遍。还有吴吉山、何贵文、关铨等锡伯老人，不但耐心为我们介绍自己所了解的锡伯往事，还积极主动联系其他访谈人，我们真是深受感动。

“口述史”不仅是一种口述访谈资料的收集，同时还要对这些资料整理、诠释和理论总结；即以科学的态度，辩证的思想方法，在调查收集的基础上整理、描述、论证，揭示其渊源、扩布、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探求其特征、本质及其社会功能，是一种知识建构和历史诠释的主体。我们只是做了初期的基础工作，所以取《老人·老事·老家——沈北锡伯族老人口述史》这样一个书名真是十分“忐忑”。

口述史学是新兴学科，对我们这“民兵”、“土八路”来讲更是新生事物，初涉口述史访谈，基本是边干边学。锡伯族文化我们接触晚、研究浅，在访谈的轻松氛围中也谈了些个人观点、一己之见，所以偏颇、谬误之处很多，敬请有识之士不吝赐教，以便我们在以后工作中改进。

访谈、编写工作已告一段落，但内心仍不能平静。

“访谈”是由英文interview翻译而来的，其中“inter”突出体现了“交互”的属性。我们在访谈过程中充分体会到，“口述史”访谈不是一个机械的搜集资料的过程，访谈者与受访者是一种基于平等立场的合作关系，在整个对话过程中通过双向的积极互动，通过语言与非语言的沟通与情感交流，达到访谈的目的，进而通过诠释过程将锡伯往事还原再现，共同建构锡伯老家的本质与意义。

口述史访谈是一定情境下的一种对话之旅，访谈者与受访者一起来反省他们共同面对的锡伯老家，以一种精神的默契来共同看待这个世界。当我们真正接触了受访者的精神世界后，才发现自己过去看待某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局限的。对于受访者而言，访谈使他们能够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际遇做一番检视与反观，重新认识过去的生命历程，唤起更清晰明了的生命意识、民族意识，实际上可能是他生命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也确实有许多受访者非常投入，情绪激动，难以自已，敞开了久闭的心扉。显然这样的访谈已超出了最初的设计，真正达到了感情与思想的深层交流、互动。

访谈是艰难的，也是充满感情的经历。在访谈结束时，我们总是多花些时间，关掉录音，和受访者说说话。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访谈对于整个口述史计划、对于保护、传承、弘扬锡伯族文化多么重要。有人可能轻视这些乡野村夫的“陈芝麻烂谷子”，这是轻率、忘本的想法。许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传说，它们的传承不能说没有书面记载的功劳，但主要靠的是群体记忆、口传心授。初看起来，本书的内容是芜杂的、琐碎的、零乱的，甚至也不乏巫术、迷信等荒诞无稽之谈。但就如同岁月的风霜雪雨、天灾人祸  在饱经沧桑的母亲瘦骨嶙峋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道皱纹，也许还有污垢、疤痕，但她永远是我们亲爱的母亲。“一个民族的历史，既包括少数统治者或英雄人物的历史，也包括广大民众的生活史和文化史。要全面了解人类文化的创造传播过程，要追溯自己的历史传统与民族精神，只有在对一个民族的上、中、下三层文化都有了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才能全面把握人类社会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锡伯族在历史上几经迁徙，其民间文化在其漫长的传承中，吸纳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阅历的传承者的思想、观念、创见，多少显得驳杂、散乱、迷蒙，但它承载着民族精神，是锡伯民族之根。

民间传统文化，在人类个体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模塑、规范作用。“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露丝·本尼迪克特R.F.Benedict《文化模式》，何锡章、黄欢译）社会规范有法律、纪律、道德、民俗等多种形式，而民俗的约束面最广，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从社会交际到精神信仰，锡伯人生活在锡伯民俗之中，就像鱼生活在水中，民间传统文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支配着他们的行为。

由于政治历史原因，锡伯族长期处于以满族为主导的清朝统治之下，其语言、习俗等受满族影响很大。但在漫长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却不会改变。解放后进行民族识别时，锡伯人总结出一系列与满族人的区别之处。比如“锡伯族喜利妈妈信仰习俗”，浓缩了锡伯人家族、民族的历史，是整个民族从古至今的一种文化特质，敬祭“喜利妈妈”，是锡伯族特有的民间信仰活动，明显区别于满族的佛朵妈妈信仰，成为联结民族精神的纽带。各民族（即使身处异乡）通过说本民族语言、吃本民族特色饮食、过本民族传统节日等方式，与自己的民族保持认同。民俗、民间传统文化不仅统一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理，使社会生活保持相对稳定，使群体内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

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其科曾经断言：“如果回忆被作为历史过程性质的目标来看待，口述史学将是发掘、探索和评价历史回忆过程性质的强有力工具——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界。”

群体创作，民族记忆，口传心授，跨越时空永无止息。正是像流水一样奔流不息的民间历史文化，反映、体现和传递了锡伯民族崇尚的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我们采编了一本书，同时也采撷了一朵朵饱含乡野气息的锡伯民间传统文化之花，清新自然，经久弥香。

和记忆力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事，也是访谈者责无旁贷的事业。随着时光之河的流淌，人们为生命里的往事寻找真谛，当时的背景、情节，故事里的角色、细节，因其后续的发展而有了一层新的涵义，有些变得重要起来，有些则随着时间渐行渐远，模糊、消逝。口述史不仅要努力找寻一个“真实的过去”，更要为了现在和未来而去探触、建构一个在更广大范畴中被扭曲、被遗忘的“重要的过去”！

—— 虽经野火，其根犹存，春风拂过，绿满天涯！

（201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