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户口簿上，民族一栏，填的是锡伯。但其实我爸是汉族，我的锡伯族血统来自我妈。听我妈说，我和我哥原本户口都上的是汉族，但在我哥高考前，她听说在同等分数的情况下少数民族考生优先录取，就去派出所想把我们兄妹俩的民族都改为锡伯。可是我哥已经过了十八岁，而按规定十八以上不能改，所以就只改了我的。等到我高考时再一了解，少数民族考生只有在报考民族学院时可降十分提档，而民族学院根本没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说，我的民族归属多少有些阴错阳差。

民族改为锡伯之后，我的生活几乎没有丝毫变化。仍是生活在汉字汉语的环境中，并不觉得自己是非汉族。只有在填写各种履历表格的民族一栏时，才意识到自已是少数民族。再有就是在与人说起我非汉族，却无人猜出我是锡伯族时，才意识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民族。长久以来，对于自己是锡伯族这件事，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总之没有什么强烈的感情色彩。

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妈在和我聊天时提起，她的二叔，我姥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二姥爷一直在致力于研究锡伯族的历史文化，还编辑出版了很多学术著作，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当时我正兼职着《中华儿女》海外版的执行主编，民族题材的稿件时有刊发。于是于公为了组稿，于私为了哄我妈高兴，我就去面见二姥爷约稿。老人家那时应该也是75、6岁的年纪了，但精神头儿极好，知我来意特别高兴，足足给我讲了三个小时的锡伯历史课。令我感到震撼的不是他渊博的学识，而是他言语之间饱含的对本民族的挚爱之情。是的，我感到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撼，为老人家由内而外显示出的那种民族自豪感。不久，我们杂志刊发了二姥爷的署名文章《锡伯族的源流与迁徙》。而我则自此方对自身民族有了一种归属感。

在此，有必要说说我的二姥爷。二姥爷本名韩启昆（韩姓在锡伯语中译为“哈什胡里”），原沈阳教育学院教授，曾任沈阳市政协第二至七届委员、沈阳市民委委员、辽宁省锡伯族史学会副理事长及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顾问，在辽宁锡伯族研究领域声望极高。是他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与新疆锡伯族同胞取得联系，并从自家家谱寻到远在新疆伊犁察布查尔自治县的哈什胡里氏（韩）家族，打破了二百年隔绝的历史。是他在任政协委员时提案保留锡伯家庙中殿，修复家庙太平寺。是他倡导开展沈阳市纪念锡伯族“4.18”西迁活动，并绘制了西迁戍边路线图。他还参与编辑出版了《沈阳锡伯族志》《辽宁省志.少数民族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词典》之《锡伯族卷》《锡伯族图录》《锡伯族百科全书》等书。

其中，最让二姥爷感到骄傲的就是找到了家族中二百年前远赴新疆的那支亲人。 我仍能记起他对我讲述他第一回踏上新疆土地时心情的样子，他说，在车站，他一下车，他和来接他的人一眼便从人海中认出了彼此，握住了双手，激动的说不出话来，眼泪夺框而出。那情景，光是想想，我就很心潮澎湃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知识的兴趣点愈发地向历史方面倾斜，对自已是锡伯族这件事儿，越来越觉得是件事儿，想知道的多些，再多些。遗憾的是二姥爷四年前因病去世了，我只能与他的著作对话了。在二姥爷留下的遗物中，最珍贵的要属那份从顺治年间传下来的家谱了。汉字和锡伯文的各一份，是在宣纸上写的，折痕已有破损，并已重新糊裱过，颜色是那种暗旧的黄。我是外姓人，上不得家谱，但在上面我找到了包括我妈在内的众多亲人的名字。那种感觉很奇妙，仿佛再看多一眼就能穿越过去似的。

丽敏大姨（二姥爷的大女儿）告诉我，二姥爷平日里三句话不离锡伯族，他那种强烈的民族情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还说，老人家在最后的日子里，总是念叨着他呕心一生的研究成果，再下一代怕是没人感兴趣，那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可传给谁呢？我听了，说，我，或许行吧？！ 

（本文原载《航空画报》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