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锡伯族社会呈现出两次较明显的发展变化阶段：一次是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另一次是盛世才统治前期，而其发展变化的主要标志是文化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然而之所以发生如此明显的发展变化，与人的发展变化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当时的那些社会精英的涌现并积极参与社会文化教育事业，那么锡伯族社会不可能出现那种明显的发展变化势头。从另一角度言，民国初期的那次社会变革以及文化教育的明显发展，与清未部分锡伯族文人志士的“开眼望世界”的举动有很大的关系。是这些走出国门的社会精英，推动了民国初期锡伯族社会的第一次发展变化。

（一）

 时代刚进入20世纪，遭受内外打击而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开始推行“新政”，并将“兴学”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新疆的清政府顺应全国的形势，在伊犁先后设立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初两等公校、满营义学、女子琼玉学校、武备学堂等教育机构的同时，开始选派各族八旗子弟到俄国留学，在伊犁的锡伯族中，最早筹办派本族青年到俄国留学的为扎拉丰阿和福善。扎氏生于咸丰七年（1857）,光绪十年（1884）补放骁骑校。十五年补放防御。二十二年（1896）署理塔尔巴哈台总管事务，二十三实授。三十年（1904）赏副都统衔，为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宣统二年（1910）五月卒。福善生于咸丰十年（1860），光绪八年，给帮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张曜调补喀什噶尔行营充当翻译员。嗣复经喀什噶尔道调充通商局翻译员。光绪九年补骁骑校。十八年补放防御。二十年回索伦营。二十三年（1897）补放骁骑校。二十五年补放防御。扎拉丰阿和福善都生于伊犁索伦营，一个9岁，一个6岁便跟随父母流入俄境，自小见到了新鲜世界，在俄境的数年中，他们都学会了俄语。光绪末年，他们二人分别授命办理中俄塔尔巴哈台地区积案 ，做出了很大成绩，分别受到清政府的嘉奖。扎拉丰阿还从俄国引进优良树种、优良马、牛及农具、车辆等，为发展伊犁地区经济发挥了作用。

 光绪二十七年（1901），扎拉丰阿和福善与俄国有关当局协商，派博孝昌、崇恩、伊立春三名青年到托木斯克工业学校学习。其中博孝昌中途回国，崇恩和伊立春学成回国后分别到东北和济南成为工程师和教授。光绪二十九年（1903），扎拉丰阿和福善奉清政府之命，又派关清廉、殷德善、萨拉春、巴图沁、春保五位青年前往阿拉木图（当时称维尔内）入维尔内中学学习。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关清廉初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任新疆学院（现新疆大学前身）俄文教授等。殷德善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后到北京大学任俄文教授。萨拉春初任惠远高等学堂教习，继办理中俄商务，出任锡伯营领队大臣，两次出任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和安集延领事，后参加三区革命，从事文化事业等。巴图沁初在迪化等地从事外交工作，继出任索伦营领队大臣、中国驻苏联阿拉木图领事，后被盛世才逮捕入狱。春保初在塔城任职，后因与苏联在塔城的当局发生口角、争斗被苏军枪杀。

 以上这些学子在俄国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新文化、新思想和新观念，并将其带进了锡伯族社会，这犹如在漆黑的房间点燃了一支蜡烛，在本民族社会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他们学成回国的几年中，以其新文化思想和新观念，不断影响其周围的有志青年，使一批青年志士跟着他们也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敏锐地意识到，锡伯族社会要改变其长期以来的封闭落后局面，首先要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因此，1912年清朝在伊犁统治的结束，以及紧随其后形成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活跃气氛，给这些青年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锡伯族社会迎来了民国年间第一次文化教育的发展时期。

 1913年或1914年初，由常广斋、博孝昌、萨拉春、佟精阿、穆精阿、元宝春、广普、寿林等青年发起，在伊犁成立了群众性的文化团体“尚学会”，由博孝昌任会长。不久在锡伯营（当时仍称锡伯营，今察布查尔）镶黄旗（一牛录）和正白旗（三牛录）先后成立了其两个分会，以发展会员。1915年受尚学会的影响，在锡伯营正红旗（四牛录）由一批进步青年发起成立了又一群众性文化团体“兴学会”。尚学会和兴学会的宗旨是以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为前提，先从教育入手，开办学校，提高本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其主要方法是依靠群众捐助办学，发动广大会员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宣传兴办教育的意义。因此，尚学会在1915年首先创办了在该学会名下的民办学校——“色公学校”，校名是以为锡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清末锡伯营的前领队大臣色布希贤之名命名的。学校成立后由于校舍刚开始动工兴建，所招学生无处上课，会员兼学校经济管理员的佟精阿主动腾出自己的几间房屋作为教室及教习办公室。聘请涅车春、关清廉为教习。半年后，四间教室及办公室在一三牛录交界处竣工交付使用。学校决定扩大招生。但是，由于受长期封建思想和小农经济思想的薰陶，很多农民都不愿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学校读书，学生来源成为一大难题。为此，学校动员尚学会会员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启发人们对学习文化知识重要性的认识，有时通过“旗下档房”强制他们将子女送进学校。结果，学生人数达到近百人。

 色公学校一反过去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注重新式教授法，设置满文、汉文和俄文课程，并从关内订购新式课本，用满汉两种语言授课。同时，又设置了体育课，这在锡伯族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近一年之中，色公学校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在与一三牛录相邻的四牛录（正红旗）公办牛录小学任教的夏勒达（又名额勒登布，字子明），得悉色公学校办得很出色，曾几次亲临视察，受到很大触动。他回牛录即刻向本旗佐领提出了自己改革旧教育制度，提倡新式教育法的主张，并汇报了色公学校的情况，但遭到他们的拒绝和申斥。夏勒达是个勇于进取的人，并未因此而退却。他约明善、讷依楞额等二十余名青年，在以“兴学会”的名义决心改良旧教育制度，创建新式学校。于是，大家纷纷解囊捐助，于1916年2月经向旗下档房申明后，将十字街西北角的前防御衙门进行修葺，半年后创建了该会属下的学校——“锡公学校”，学校之名是以曾为锡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较大贡献的本旗锡济尔珲之名命名的。夏勒达任校长。教职员工的薪金、笔墨纸张、煤炭等由兴学会会员捐助解决，旗下只给每个教职员工拨20亩地，以解决其口粮。

 在色公学校成立两年多及锡公学校建立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大力提倡新式教育法，提倡智、体同时发展，课余开展文艺会演和运动会，使学校气氛非常活跃。尚学会会员、兴学会会员及在校大部分学生都纷纷剪辫子、写反封建文章，也带动了三个牛录的反封建斗争。使得一些守旧势力惴惴不安，深怕触动其统治。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企图阻止学校的各项活动。尤其是在四牛录，佐领巴哈春年老休职，苏崇阿（又名锡拉春）接任后对锡公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要求解散兴学会，把锡公学校收归旗下档房管辖，命兴学会会员今后不得干涉校务。但夏勒达力与抗辩，豪不示弱，将佐领等痛斥一顿，致使总管对其传训候审。结果，夏勒达被解除校长职务。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兴学会会员因家长威胁，不敢参加会里的活动。学校便召开全体教职员工会议，推举夏勒达等三人赴惠远城，向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报告了佐领不准教新学的情况，杨听后赞扬了坚持教新学的青年，传斥苏崇阿，任命明善、正里善为劝学员监督学校教育，决定将锡公学校改为民办公助，学校一半经费由牛录负担，另一半由兴学会筹集，又正式任命夏勒达为校长，并要求其他牛录也要办这类学校，使教职员工和兴学会会员倍受鼓舞，办学劲头更足了。他们不仅教新学，还增建教室，增收学生。苏崇阿佐领无奈，只得照章供给学校经费。

 在色公学校和锡公学校以及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锡伯营领队大臣富尔祜伦与总管、副总管及各旗佐领商议，准备在镶红旗（六牛录）创办一所学校。于是自1916年起修建房舍，至次年8月竣工，成立了锡伯营“高等学堂”。校长涅车春，富尔祜伦任监督，六牛录佐领舒里春为庶务，灵富善、柏林、魏吉柯为教员，由每旗招生15名左右，学生总一百余名，分教四个班。教职员工的薪金及学校经费均由公益当支付，学生口粮由每旗缴小麦50斛（一斛80斤）以供给。学校杂务由各旗轮流派人当差。高等学校建立逾两年，用满、汉两种文字出了校刊，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1919年柏林调往惠远城高等学堂任教。高等学堂第一期有40名学生毕业。涅车春、灵富善、魏吉柯、花连阿、柯惠庆、柏林等先后任过高等学堂校长。高等学堂存在了20余年，一直办到1940年前后，它为发展锡伯族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锡伯族社会，尚学会和兴学会的成立，是一种时代和文化更新开始的标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尚学会，其成员的思想境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可谓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因此更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该学会在兴办民族教育、改进旧教育的同时，把社会关注的目光又放到了农村及其农民现状的改变之上。要求广大会员在关心民族教育的基础上，广泛参与农村改革的各项活动，掀起农村各项文化活动的开展，举办各种形式的劳动和技能竞赛，并注重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思想品德和妇女的各项技能。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讲，确系一种划时代的举措，尤其是对世代偏处一隅的锡伯族封建社会，的确带来了新颖的思想和观念。为了将关注农村及其农民现状的思想和宗旨变为实际行动，尚学会各成员在民主讨论修订的基础上，制订了一部较详细的具有很强操作性的《尚学会附设农村评比会章程》。在该章程中，充分体现了兴学会对提高农村及其农民文化建设及素质的整体思想。因此，它是锡伯族近代史上的一部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下面将满文译就的汉文附之，以飨读者：

 公启：

 凡人皆喜欢被赞誉，厌恶被斥责，此乃人之秉性。人若欢忭，则更加勤奋，忏悔过失而回首上进，亦为人之常情也。例如，众口将某人称赞为勤奋者，伊则更会倍加努力；倘众口责其懒惰愚弱，他则会暗下决心，移其懒惰之性。故奖惩得法，不仅对人之改恶从善有显著效用，且人人都想受人之赞誉，欲摆脱众人訾恶也。故社会上若都崇尚蓝色，则人人争先穿著蓝色之服饰；社会上若均喜欢宽袖衣着，则人人都觉得宽袖款式得体而仿效之。众所羡慕并鼓励之事，乃人心所向往者也。此情此理，由此可知也。鼓励和訾讪，使人心得以鼓舞，此情亦可明者也。人类生活中若无优劣之心，则人之上进心不仅不能得到启迪，而优劣之分，亦非开展竞赛和评比活动不能分明。故在西方诸多国家之中，提倡竞赛会、批评会来开展评比鼓励，以此使兴，以显良莠。故卓异之才能，精湛之技术，层出不穷。西方学者云：没有评比，就不能促进步，此乃至理名言也。我们的农村，地处边陲，远离文明之地，如处万丈深渊，光明不透，且有语言文字之不通，一切信息更为阻塞。故进化之萌芽，总无发芽生长之期。若能开展评比之会，积极鼓励使兴，则鲜卑遗民之优良的尚学传统会有发扬广大之希望，对此语能说不可耶？

 本评比会以鼓励使兴村落勤劳奋发之优良美德，发展社会之精神和物质文明为其宗旨；评比会地址：评比会就设在色公学堂之内；评比项目：本评比会分别以品德、学问（知识）、技术、勤俭等四项为其评比的主要内容。

 该章程内容分十个项目。第一个项目，品德方面：品德方面应评选和鼓励者为：（一）一等孝顺之子二人，发奖金××两，奖状一张。（二）一等孝顺之儿媳二人，发奖金××两，奖状一张。（三）一等忠诚信用之人一人，发奖状一张，奖金××两。（四）村落中一等与人和睦之人一人，发奖状一张，奖金××两。（五）一等谦虚之人一人，发奖状一张。（六）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一身清白并勤俭之人一人，发奖状一张。（七）一等多子女之妇一人，发奖金××两，奖状一张。

 第二个项目，学问（知识）方面：在学问方面应评选和鼓励者为：（一）著名精通满语文者一人，发奖状一张，奖金××两。（二）爱学满语文、多译满文者一人，发奖状一张，奖金××两。（三）一等满文书法家一人，发奖状一张。（四）热爱书籍，经常坚持读书者一人，发奖状一张。（五）擅长满族歌曲和乐器者。（六）擅长绘画者。

 第三个项目，技术方面：在技术方面应评选和鼓励者为：（一）能织毛线腰带者一人，发奖状一张。（二）木工手艺最好者一人。（三）铁匠手艺最好者一人。（四）最佳鞋匠一人。（五）最好熟皮匠一人，以上五种匠人均发奖状一张，奖金××两。此外，人们所预料不到的发明创造者，均适当评议后予以奖励。如：一等烹调技术好的媳妇一人；一等针线手艺好的媳妇一人；一等清洁卫生媳妇一人，以上三种优秀妇女均发奖状一张，奖金××两。

 第四个项目，勤劳方面：在勤劳方面应评选并鼓励者为：（一）在众农民中第一个秋收完毕者一人，发奖金××两，奖状一张。（二）经常早起之青年一人，发奖金××两，奖状一张。（三）饲养有一等肥壮马匹者一人，发奖状一张，奖金××两。（四）经常早起之媳妇一人，发奖状一张。（五）养有一等肥大猪者一人。（六）一等养鸡能手一人。（七）一等储存小麦多者一人。（八）一等收获小麦多之农夫一人。（九）一等种瓜能手一人。（十）种植果木最多且果树品种又多者一人。（十一）一等×××多者一人。以上七种能手均发奖状一张，奖金××两。

 第五个项目，评选范围：在品德方面：除有尚学会同志之外，凡年满二十至四十岁者，均可参加评选。只有一等多子女之妇，其生育之儿女均健在并五十岁以下者均可评选。在学问（知识）方面：尚学会同志亦与其他人同样均包括在评选之内，年龄以二十岁以上四十岁者为宜。在技术方面：不限年龄，尚学会同志与农村其他人同样均可参加评选。在勤劳方面被评选的范围：年龄限于二十岁以上至四十岁者，不分尚学会同志与农村的民众，同样有被评选的资格；只有吸毒之人，在所有项目中均无被评选资格。

 第六个项目，评选的方法：由农村中选出德高望重的高龄老人五名、中等老人五名为评选委员。（一）评选品德方面：评委委员根据尚学会提供的两牛录（一三牛录）人中应被评选之意见书进行评比，亦可采用投票方法进行评选。（二）评选学问（知识）方面：首先在适当的地方设学术评比台，派一名监督员，将各位提交之属于学术性文章、乐曲之类作品，分门别类贴标签，亦进行登记注册。倘若无人提供所写学术性文章和创作的乐曲时，其评选方法与评选品德方面的方法同。（三）在评选技术方面：设立两个摆设场地，将提供评选之车辆、套具、木工制品、铁工制品，如铁铣、锄头、镰刀等；熟皮制作的皮鞋等及大小型工具，摆设在一个场地上。此外，饮食品之类、绣花鞋袜等其他衣物首饰等制品，摆设在一个场地上，以便进行对比评选。（四）在评选勤劳方面：将人们带来参加评选之物品，交给分管处摆设之外，各类评比共分四个分管处，各自分别设立标注，贴标签以说明之。

 第七个项目，评委会负责人：评委会设会长一人，总理各项事宜；下设评比、迎送（接待）、杂事（总务）等三科，各科任用一名科长主管本科事宜。评比科下设四个分管处，每处任一名主任，再配二人共同办事。接待科安排四名向导和讲解员，讲解员左臂戴红袖章，接待参观者，分别引导送交评比展品者到各自评比物品摆设场地参观等一切事宜并宣传评比会意义。总务科除主任外，也派四名协理员，办理评比会的筹备事项、评比期间的饮食以及奖金、证书等一切事宜。

 第八个项目，评比会程序等，俟开会前夕制订。

 第九个项目，会议事项由会议内外有关人员协同主持。

 第十个项目，送交评比会的展品，应在参观之前写好说明书提前宣示，公布于众。

 仔细品读该章程，我们不能不为当时锡伯族社会引入新思想、新观念的时代精神大加赞赏和骄傲；也为锡伯族当时的精英敢为时代之先的思想境界所叹服。

（二）

 民国时期锡伯族社会呈现较快发展变化的另一阶段是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前期。这一阶段的显著标志，一是在锡伯族社会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知识分子队伍，其中留苏学生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二是群众性文化团体活动异常活跃，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成为具有一定政府职能的推动锡伯族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三是社会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群众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佳好局面；四是社会丑恶现象逐步得到抵制和消除，社会正气逐步上升，

 在这一阶段，推动锡伯族社会蓬勃发展的民族内部动力，来自于上述知识分子队伍，尤以留苏学生为中心的社会知识阶层直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此外，积极向上和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也创造了锡伯族社会蓬勃发展的外部条件，使锡伯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与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得以和谐。如果没有上述两个内外部条件，就不可能出现当时的发展变化。

 民国初年，锡伯族首次选派自己的子弟出国留学并学成回国，极大地带动了本民族继续从事这项文化交流的活动。到盛世才统治时期，又有七八批锡伯族子弟先后到苏联中亚各地留学，人数近六十名。

 1915年，阿昌阿、德全、屯札（恩昌）三人不顾俄国国内战乱，自费到阿拉木图求学，但学业未结而归。1924年中苏建交，关清廉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带伊敏政、图奇春、佟荣昌、崇勋、景喜、英德本、郑东阿、宝春、玉华禄、二善等十余名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这些人后来大部分成为锡伯族经济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为发展锡伯族经济、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1926年萨拉春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后，带仲孚、舒慕同、春布尔、贺继光、忠浩、安崇志、春布尔（女）等青年到苏联留学。1933年时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巴图沁与苏方协商，选派文连、郭文明、小吉、联志、李松山等到苏联留学。同年，萨拉春自莫斯科返国途经塔什干，又与苏方商定，选派贺继忠、广寿、倬伦泰、关荣来、富谦、四善、文德清、孔信昌、忠政、仲孚、贺继光等十余人到塔什干留学。30年代中期，盛世才政府曾派各族青年到塔什干留学，其中锡伯族青年有安子瑛、郭松林、文德清、柯惠庆、顾西谦、关善保等。1936年广禄出任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带六善、八善、九善、三美、兰香、舒华福、孝顺等青年到塔什干留学。1933年萨拉春再次出任中国驻苏联安吉延领事，带文宁、文安、永布尔、安崇文、合格尔、关毅珍等青年到苏联留学，但因故未学成而归。这些学生先后学成回国之后，多数人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伊宁甚至在内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为民国时期锡伯族社会文化以及新疆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尤其是他们已成为当时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中坚力量。他们在盛世才统治新疆前期形成的积极向上的政治环境条件下充分施展才华，个个走在时代前列，展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华。

 1933年在新疆“四一二政变”中，盛世才任新疆边防督办，开始了他十一年多统治新疆的政治生涯。

 盛世才统治新疆初期，为了稳定民心，捞得政治资本，在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在外表示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在内先后提出作为施政方略的较进步的《八大宣言》、《九项任务》等，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欢迎。

 在杨增新和金树仁统治时期，锡伯族人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同全疆其他民族人民的状况一样，政治上毫无民主可言，经济上苦不堪言，思想上愚昧无知，各种丑恶现象笼罩着整个社会。由于不断的挑兵，人口急剧下降，出现了田园荒芜的现象。盛世才面对这种局面，采取了许多整治措施。

 1934年8月1日，在反帝口号下，在迪化，盛世才亲自主持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并确定该会的主张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坤；改良司法，发展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废除奴隶及婢妾制度；禁止吸毒、贩卖人口、娼妓；给人民以言论、出版、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迪化反帝会成立不久，在伊宁、阿山（今阿勒泰）、塔城等地又成立了14个分会，不少锡伯族青年也受到进步潮流的影响，纷纷参加该会，并立志改造本民族社会贫穷落后的面貌。1935年，盛世才召开第二次全省民众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影响较大，全省各族各界及妇女均有代表参加。锡伯族除省方有广禄等代表参加外，锡伯营及锡索满文化促进会也选出自己的代表萨拉春前来参加。另外，大会举行扩大会议时，把会议搬到督办公署东西辕门内的广场举行，并邀请省城各机关、团体、学校人士参加，其中在迪化求学的很多锡伯族青年学生也前去参加，听了盛世才的报告，受到了很大鼓舞。

 1935年底至1936年初，盛世才正式制定了《六大政策》，亲撰《六大政策教程》一书，广泛宣传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主张，开始了社会建设阶段。从这个时期始，锡伯族社会也和全省形势一样，开始出现好的转机。

 盛世才从金树仁政权接受的新疆社会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贪官污吏和土豪劣坤鱼肉平民百姓，烟毒泛滥，娼妓充街，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锡伯族社会，情况也很危机，与全省其他各地区没有多大区别，尤其是烟毒已成为除挑兵外威胁锡伯族生命安全的最大祸害。

 盛世才控制伊犁后，针对社会现状，第一，把张培元的新编第八师残部改编为新疆边防军第七旅，将原编入张培元军的锡伯等族官兵进行了全面整顿，裁汰多数老弱病残，保留少数精壮，并又补充了新的力量。军队中又开始实行薪饷制度，从而部分地解除了官兵的后顾之忧。盛世才对军队训练较重视，要求用近现代技术进行培训，至此，锡伯等族官兵开始接受近现代军事技术的灌输。

 第二，锡伯营有些有识之士，针对疏浚察布查尔大渠时徭役负担上表现出的极度不公现象，发出了强烈的呼吁。穆精阿等人多次组织不少热血青年前去伊犁屯垦使署，向邱宗浚等人陈述按人口多少来分配修渠负担的不合理现象，使之引起本署关切。邱宗浚曾派屯垦公署副官长张德英前去锡伯营调查，并得以证实所反映的不公现象。后来，伊犁屯垦使署根据群众的呼声，改变过去按人口多少来分配劳力为按地亩多少来分配，使过去无地而被派工的贫穷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多占地而不派工或少派工的地主、富户应负的徭役得以确定。但是，这时的地主、富户及官吏也并非自己亲去参加劳动，而是以少量的钱和物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代役。所以，名义上减轻了少地或无地农民的负担，实质上只是以一种剥削手段代替了另一种剥削手段而已，广大农民的负担仍没有真正减轻。

 第三，由于烟毒泛滥日益严重，使之成为有识之士最痛心疾首的问题。到1933年左右，在锡伯营烟毒泛滥已达到顶峰，不仅大量烟土通过南疆等地的奸商流入察布查尔地区，而且锡伯营多数居民在自己的前庭后园种植有数目不等的鸦片。不仅数目不少的老人、中青年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而且对少年及新生婴儿的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很大威胁。此时，无论婴孩患上什么病，不用别的方法治疗，而唯用烟土祛病，即要么让他们舔熬制的烟棒，要么给其吹烟气。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因中毒夭折者不少。

 杨增新统治后期和金树仁统治时期，锡伯营有些志士如萨拉春、关兴才等人也曾经起来唤醒人们拒毒，通过写歌谣等形式劝人们不要吸食烟土。如萨拉春写了《别再吸食鸦片烟》的歌谣，关兴才写了《吸食鸦片烟的婆娘》等讽刺歌谣，但他们的呼吁由于受到来自上下的反对和阻挠，没有收到多大效果，然而却给后人作出了拒毒榜样。

 1934年左右，邱宗浚到任伊犁屯垦使不久，便执行反帝会制定的整治社会的措施，严厉禁止私种和贩卖烟土，各交通道口及南北疆通道上，设岗查禁烟土流入。在锡伯营，穆精阿等各区佐领配合领队苏崇阿、副领队张德英等进行全营性禁烟宣传。各区在进行宣传、劝说的同时，还采取强制措施让瘾君子解毒，即每区均设解毒所，把他们隔离起来，等烟毒解除后才放其回家。如果有人偷吸，即使事后举发，也要进行严厉惩罚，除杖打鞭笞外，数天数夜不给吃喝。因此，在紧锣密鼓的宣传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下，在一年多时间内烟毒基本被肃清。

 第四，在吏治和惩罚贪污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杨增新统治后期和金树仁统治时期，由于省府各级官吏腐败无道，贪污成风，各基层官吏更是贪赃枉法，鱼肉人民，使各族人民苦不堪言。在锡伯营，一小撮贪官污吏，利用手中特权，肆意聚敛财富，贪污公私钱财，早已为广大民众所憎恨。盛世才针对这一现状，也采取了一些惩治措施。在锡伯营，一些众所周知的贪官被揭露出来，并进行了羁押惩治，另外一些人被调离他处。因此，在盛世才统治初期，锡伯营吏治同全省其他地区吏治一样，出现了好转。群众可以监督他们的行为，并可以直接向屯垦使署举报。群众的举报一旦得到证实，犯法者便被直接传讯到屯垦使署进行处理。但是，盛政府制定的严法峻律，一方面有较大的伸缩性，另一方面被基层的官僚们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任意歪曲，使有钱有势者犯法往往不了了之。即大部分用行贿手段去冲淡法律，并轻松地得以逃避制裁。在锡伯营亦然，初期，虽有些贪官污吏被相继揭露出来，但均通过行贿手段得以逃脱制裁。虽然如此，在较强的社会舆论和形似严厉的法律面前，不少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了制约。

 第五，兴办文化事业，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1935年前后，盛政府为了笼络知识界，以及青年和民众，相继成立了许多民族文化促进会，如维吾尔族文化促进会（简称维文会）、哈萨克柯尔克孜族文化促进会、汉族文化促进会（简称汉文会）、蒙古族文化促进会（简称蒙文会）、塔塔尔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塔文会）、回族文化促进会（简称回文会）和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简称锡索满文会）。其中锡索满文化促进会还设立了数个分会，总会在迪化，前后由通宝、关清廉、安子瑛等任领导，分会分别设在伊宁市和锡伯营一三牛录。各族文化促进会的宗旨是兴办文化事业，开展扫盲活动，提高各族群众的文化素质，进行各项抗日宣传活动。

 锡索满文化促进会按照其宗旨，在锡伯族社会，在进行抗日宣传的同时，又掀起了动员社会捐助兴学的活动，首先，迪化总会领导通宝等人纷纷向盛政府的有关部门上奏，要求新疆学院和迪化有关学校多招收锡伯族青年入学，并要求多派有志锡伯族青年到苏联留学。同时，还相继派专人到察布查尔地区与当地政府部门一起，挨家挨户进行动员，要求让适龄儿童入当地公办学校学习，让已小学毕业的青年报考迪化的新疆学院、各中学和专科学校。并且施以行政命令强制不肯报考的青年报考。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到1939年底，已经有近百名青年在迪化各类学校求学。其中新疆学院有图奇春、国雪林、郭文林、赵德林、何全喜、清河、伊津太等人；省立师范学校有妥永寿、赵富庆、涂音伯、肖夫、关富昌、富保玉、富生光、吴继传、胜谦、希兰太、常河、关春生、阿吉昌灵、连善、香善、郭永昌、贺继忠、新保、恭乃春、关金太、吉成、王永善、贵成、吴松寿、何林等人；省立一中有忠新、胡寿昌、鄂永昌、佟金昌、涂常胜、阿吉荣昌、忠谦、荣林、沙陀、灵明、佟兴富、文茂苏、关通新、忠金太、王林秀等人；迪化女子学校有连芝、胜格尔、何叶尔、佩兰等人。另外，在警官学校、邮电学校等还有不少青年求学。同时，十几名品学兼优的青年继续被省政府派往苏联学习各类专业知识，使锡伯族文化知识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和各类专业知识的青年脱颖而出。他们在往后锡伯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此同时，为了改变众多中青年的文盲状况，由锡索满文化促进会牵头，在锡伯营各牛录还开展了各类扫盲活动，使许多一字不识的中青年得到文化补习，基本掌握了自己的文字。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总会及其各分会的动员和开导之下，许多青年女子冲破封建桎梏，有的去苏联留学，有的去迪化求学，而更多的则入本牛录或本营公立学校求学，这在锡伯族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六，开展文体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四一二政变”中，盛世才即掌握了全省军政大权，因此，他把这一日定为群众性纪念日。自1934年始，每年4月12日，全疆各地几乎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在察布查尔地区，每逢此日各牛录或者几个牛录联合举行所谓“四一二会”，举办群众性的体育运动会，其项目有田径、射箭、摔跤、赛马等。此外还排练文艺节目，为公众演出。尤其是在反帝口号下，无论是演讲，还是文艺演出，大都有要求人们警惕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

 在金树仁统治时期，新疆各族民众对九一八事件的内情不是很清楚，但到盛世才掌权后，在反帝口号下，开始揭露日本侵华真相，宣传全国人民抗日爱国的事迹，引起了全省各族人民对日寇的一致愤慨。因此，每逢九一八，全省各地还举行不同形式的纪念会，声讨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在察布查尔地区，主要以文艺演出和演讲等形式进行纪念。文艺爱好者还纷纷创作活报剧、话剧、诗歌等文艺作品，谴责日本侵略者，提高广大民众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

 第七，兴办实业，以求发展经济。在锡伯营创办实业，早在光绪末年已开始。当时色布希贤升任锡伯营总管后创设的“公益当”名下，办起了酿酒作坊。后来，锡伯营各牛录也相继创办酒坊，一直到民国初年经济效益一直很好，所酿的“锡伯酒”（当时就这么称呼）成为伊犁地区各族群众最受欢迎的产品。这是在锡伯营创办的最早的实业。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中亚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它们与新疆之间的贸易一度中断，这也给锡伯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困难，尤其是新疆与俄国建立贸易关系以来，锡伯营所需大部分棉布都从俄国输入，因此，这时在锡伯营发生了布匹奇缺的现象。一直到1920年后苏新贸易恢复，才部分解决了棉布奇缺的矛盾。但是，这一段时期的经济困难，使锡伯营一些有志之士认识了自己办实业的重要性。1924年萨拉春被授任锡伯营领队大臣，他在其他总管、佐领等支持下，在全营提倡种植亚麻和棉花，从南疆输入优质棉花，加以品种改良。并从各旗选出懂手艺的十几名青年，派往吐鲁番地区学习织布技术。他们学成回来后，即在锡伯营创办了一织布厂。但因技术及其他人为原因不久便停办。这是在锡伯营产生的又一次实业尝试。到了盛世才统治时期，在锡伯营除了酿酒业继续发展外，又进行了一次间接办企业的尝试。1935年邱宗浚任伊犁屯垦使不久，便召集伊犁各族头面人物，迫令设立“实业公司”，并强行摊派股分资金。当时给锡伯营摊派了2000股，每股折合羯羊7.5只,共折合1.5万只羯羊。结果，锡伯营民众羊只基本上都集中到实业公司。实业公司主要从事商业，并兼进出口贸易。公司在创办初期，生意一度很兴隆，公司派往锡伯营的代表，主要收购活畜、生猪、皮张、麻等畜牧产品和副产品，先集中到实业公司，然后分别运往迪化、内地，并出口苏联。从迪化、内地和苏联主要换取日用品在伊犁地区销售，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到1937年和之后几年中，参股的多数民族头面人物因涉嫌所谓“阴谋暴动案”而遭逮捕，锡伯营参股代表也遭逮捕，其财产和参股羊只均被没收，而且其他参股民众羊只也被无故“归公”，使锡伯族民众遭受了很大损失。但其后，实业公司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其资金都先后成为实业公司一小撮人的私有财产。

 1937年上半年，锡伯营副领队大臣张德英决定在伊犁河“爱东”渡口南岸建一电磨，同“苏新贸易公司”签订了购买电磨全部设备及8辆汽车的合同，答应以八九千只羊抵押设备等款。但因计划不切实际而未能实施。

 综上所述，盛世才治新初期所采取的整治措施，虽不是其本意，但它使新疆各方面包括锡伯族聚居地区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变化，有效地制止了新疆社会形势的继续恶化。这也使盛世才博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盛世才统治前期的这段锡伯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民国初年之后逐步成长壮大的本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特别是数10名受到俄苏思想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充当了时代先锋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