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年，高宗皇帝（乾隆年间）派遣的汉满部队在阿睦尔撒纳的协助下,进入了准噶尔盆地的伊犁地区,并在同年打败准噶尔汗达瓦奇之后,将富饶的新疆纳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为了开拓这一地区，从新疆南部迁移来6000名带家眷的塔兰奇（种地人）人。这些塔兰奇人被安置于伊犁河南北两岸建成的80个村庄中，以种地为生，同时他们还被迫派去参加建设城堡的工程。他们建造的有：离现今中俄边界线53俄里处的惠远城—伊犁将军府所在地，这里驻有从中国内地来的4000名旗兵；另一个是离固尔扎（今伊宁市）10俄里处的坚固要塞巴彦岱，驻扎的是从热河调来的2000名清兵。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黑龙江地区和奉天调来了1000名翁科尔（即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他们后来被称为索伦人，另外还有1000名锡伯人（锡伯是满族的同族人，Ф· B·穆罗木斯基在《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通报》第7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称，锡伯人认为自己的发源地在东北的齐齐哈尔和伯都纳）。后来，清政府开始将在内地犯罪的汉民也流放到伊犁地区。至于东干人，他们并不是被强行遣来的移民，而是在各个不同时期自愿移居到伊犁的，到上世纪60年代，在伊犁爆发动乱时他们的人数已近3000人。
由于清政府的有效措施，满、锡伯、索伦、汉和塔兰奇人很快遍布整个伊犁地区。其中汉族的成分因有犯人而极为复杂。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满族的旗兵。锡伯和索伦是这里的特种兵，他们拥有大片耕地，自种自食，并没有成为塔兰奇人的负担，反而和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然而， 满族人却骑在了塔兰奇人头上，塔兰奇人每人必须养活一名旗兵。当时他们不像现在听从于乡官，而是必须服从于清朝官员的直接管辖。于是，塔兰奇人一到伊犁地区就肩负起了养活城里满族人的重担。那些流放来的汉族人以种种借口来欺压塔兰奇人。汉人同样跟东干人也经常争吵。朝廷官吏更是欺压穆斯林信徒，且厚颜无耻地收受贿赂。就常（清）将军本人也是受贿之能者，故塔兰奇人称其为“常袋子”。正是在其任内发生了伊犁暴动。
到了上世纪下半期，这些恶劣情势便成了塔兰奇人和东干人与旗人、汉人产生对立情绪的重要原因。于是伊犁地区便成了60年代初期酝酿在全疆范围内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良好土壤。现在缺少的只是点燃的火种了。1864年流放人员对惠远城回民的袭击便成了这种导火线。这里的东干人纷纷逃到固尔扎城投靠塔兰奇人，于是就爆发了整个伊犁地区塔兰奇和东干人的起义。
塔兰奇之星开始闪闪发光，他们打败了伊犁地区的满族人和汉民，成立了自己的小王朝，在随后的几次冲突中也打败了自己原先的同盟者—东干人。
有趣的是：如今塔兰奇人自己都觉得惊奇，当时人们是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当我问起塔兰奇人怎么能以如此简单的武器装备攻下城堡、拿下旗兵枪炮时，一位曾参加过当时所有对旗人和汉人战役的塔兰奇老人，也就是俄领事馆的塔兰奇阿克萨卡尔平静地回答说：“这是老天爷恩赐的。”这个以自己的伟业所鼓舞的白发老人补充说道，当时参战的满汉人连同锡伯索伦人总共为200000人（数字有误—译者），有150门大炮，而塔兰奇人和东干人一共才不到10000人。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了。在战斗中塔兰奇人和东干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作为，而导致满汉人败北的原因有其他特殊情况。从我如下译注的关于1864—1871年间伊犁事件的满文资料中，可以看清这些特殊情况。
我当时住在固尔扎城，对上述事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请我的八旗锡伯族老师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东干人和塔兰奇人暴动的情况毫无保留地给我写了一份回忆材料。这个锡伯人1864年时17岁，详细知道1864—1871年间东干人和塔兰奇人动乱，同时他也有几个老熟人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这个锡伯人答应了我让其写回忆文章的要求，只是提出不要公开其姓名。他写作十分诚实、负责，丝毫没有夸张成份，反而多处指责将军的无能、无所作为和数落其他军官的高傲自大、胆小怕死且无任何指挥作战能力。这个锡伯人写作速度很快，所以文中有些地方重复和走题情况也在所难免。我在翻译的时候，将全文分成了13个部分，个别地方做了自己的脚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和他又一起通读原文，作者一一给我做解释。总的来说，作者写得较简单，但口头讲述时的情节比文字具体得多，就这样，我也得要重谢他所提供的资料。在那些不幸的年代，保全性命的满汉人并不多，而幸存下来的人大都也离开了人间。当时的锡伯见证人现在也不多了，再过个10—15年仅剩的也都不在世了。我认为，这一份锡伯人关于1864—1871年间伊犁事件的唯一满文资料很重要，所以决定将自己的译文介绍给广大读者，以期大家以宽容大度的态度评论我的这一作品。
A.迪亚科夫
1905年12月30日于固尔扎城
В.л.科特维奇（对迪氏文字的）注释：
1864—1871年间，在伊犁地区爆发的东干、塔兰奇人暴动，导致了俄国对该地区的占领。对这一事件在欧洲史料中至今缺乏详细阐明的文献资料。看来，我们信息的唯一来源可能就是当地目击者的讲述了。目前我们手中有两份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提供这些材料的是伊犁地区的主要民族—汉人和塔兰奇人。第一份材料由中国官员刘宗汉（音）所写，由已故教授В.П.瓦西里叶夫翻译为《关于固尔扎城的陷落及其被俄国占领的两份汉文记述》，后发表于《俄罗斯通报》1872年第5期上。Г.E 格鲁木.戈尔日麦络的《中国西部游记》（圣彼得堡1896年）的第一章摘用了该译文的部分内容。第二份资料是塔兰奇毛拉比拉尔所写的《Китаби-Газат дер мулки Чин》，该文于1880年在喀山以题为《穆斯林的反汉战争》、由 H·H· 潘图索夫印刷出版。这是一份没有翻译过的塔兰奇文的资料，当然利用起来有很多困难。好像有一份手抄的俄文译稿在Д·菲多洛夫编写《伊犁地区军事战略概述经验》（塔什干，1903年）时利用了这个译文，看来就是比拉尔资料的摘录。
在这里所记录并讲述的同一个事件的俄译文资料是由伊犁地区众多民族中的锡伯族人提供。锡伯人十分不情愿地强行被卷进这次民族纠纷后遭受了严重损失。锡伯人的回忆录，对刘宗汉资料中关于亲大清政府阶层的作用进行实质性补充之外，也为弄清伊犁地区各个民族对两个敌对的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当然，在分析某些历史事实时，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所讲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才17岁，而且写完这部回忆录时已经又过去了约40年。
根据（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要求，由我对A·A·迪亚科夫的译文与满文回忆录进行了校核，并经译者同意，对其个别笔误进行了更正。这样，现在这份译文更符合原文的内容了。同时，我也做了些注释，用以我姓名的首字字母区分，其余注解，包括括号中的解释均为译者所做。
B.л·科特维奇
译文（译自满文）
第一章 引发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暴动的事因
同治三年（1864）东干起义之火漫延到了天山南北地区。起义发源于库车和阿克苏等地，因为那里没有驻军，起义者毫不费力地一天之内便占领了这些城镇。然后，占领了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并且从古城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到玛纳斯一路歼灭了所有兵站的清兵。占领这些地区之后，东干人继续向伊犁方向挺进，并占领了汉军驻扎的安集海兵站。当时乌鲁木齐和古城各有满汉两个驻军，而玛纳斯只驻有汉军，伊犁地区的东干塔兰奇人密切关注着起义军的一切动向。
首先起来表示敌对情绪的是驻在喀喇乌苏（今乌苏）的伊犁东干人（喀喇乌苏，汉语称老城，地名兼城名，离惠远城4天的骑马路程。如果翻越博尔博松山脉，离玛纳斯有370华里。喀喇乌苏以南的山脚下当时和现在游牧的是归属于中国政府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塔兰奇人统治伊犁之后，这些人就臣服于塔兰奇苏丹了）。这时在那里种地的汉人只好跑进驻有美音安班率领的绿营的要塞中藏起来（美音安班即领队大臣，额鲁特、察哈尔、锡伯、索伦营的所有领队大臣均由满族人担任）。
伊犁常将军得知喀喇乌苏的危情后，随即派去了援兵，其中包括由锡伯、额鲁特和察哈尔人组成的骑兵3000名，绿营步兵2000名，从中国内地流放到伊犁地区的犯人特种步兵3000名。因为犯人参战镇压暴动可以立功赎罪，另外在战乱中可以抢劫东干人财物的心理促使下，又有3000多名犯人自愿加入了这个8000人的队伍。伊犁将军任命额鲁特营的领队大臣为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他率领援兵于同治三年（1864）7月初从惠远城出发，随军同行的还有四位穆斯林大毛拉。根据将军的交代，由四位毛拉向叛乱分子进行开导规劝，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武力。
伊犁援军来到喀喇乌苏之后，扎营于城北。第二天派四位毛拉前去与东干人交涉，但穆斯林们拒绝妥协。这样僵持了几天。在这期间，东干人带着妻室躲进了城堡北门外大街上的礼拜寺中。（东干人居住在城外的特区里。东干人和伊犁援兵交战时，城里驻军出来支援伊犁援军。后来伊犁援兵败北返回伊犁，城堡被东干人攻破，驻军全部被杀）。礼拜寺四周有厚厚的土墙，伊犁援兵攻了两天也无法攻进去。到第三天，援兵将大炮架到大门上，一声炮响使东干人十分惊慌。面对这样毫无出路的情况，也顾不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火烧起了礼拜寺，准备自己跑掉。但是，这时突然从西边飘来乌云，下起了大雨，雨水即刻浇灭了已经燃起的大火。伊犁援兵在雨中没有去攻打礼拜寺，领队大臣带领队伍回到了野营地。第二天，伊犁援兵正准备进行决定性攻打时，东干人派来了四五名毛拉，手上拿着归服的求和书。伊犁援兵的总指挥表示，如果他们真能诚心诚意地认错归顺，那他可以代表将军保证宽恕他们，并限他们三天之内缴出所有武器。听完总指挥的表示，毛拉们走了，而领队大臣认为叛乱就这样平定了，于是就命令外出办事和拉运粮草的官兵再不必带武器。
当时，7月底正值麦收季节。麦子已割完，但汉族农民还没有来得及将麦子从地里拉回来，东干人就闹起来了。汉人纷纷跑到城里躲藏起来，他们在那里吃的是领队大臣发的库存粮，这样以来伊犁援兵就不够吃了，所以他们必须到地里收割麦子做口粮。
这时有消息说，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前来支援喀喇乌苏的起义者。于是喀喇乌苏的东干人以各种借口拖延上缴武器，而伊犁官员却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伊犁援兵的领队大臣为保护自己队伍的安全，向安集海（安集海站位于喀喇乌苏以东210华里处，距玛纳斯160华里）派出了骑兵3000人，并由流放汉民组成了1000人的步兵队伍。这支先遣部队到安集海在一块开阔地带扎营住宿，也未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到黎明时分，玛纳斯和安集海的东干人悄悄潜入汉军营地，砍杀还在睡梦中的官兵。骑兵虽然骑上了马，但只有骑上好马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回到了大本营驻地；骑上驽马的被东干人赶上追杀，汉人步兵也全部被杀。
从安集海逃回的汉兵到达的第三天，并在喀喇乌苏的伊犁援兵正恐慌不安之际，玛纳斯的东干人赶到喀喇乌苏袭击驻军大本营，并俘虏了不少人。虽然整整打了一天的仗，但双方都未能获胜。所以伊犁援兵晚上返回驻地时，东干人也没有追击他们。但是，因为没有向伊犁援兵提供口粮，使其情况非常困难，于是他们当晚就开始逃回伊犁。首先开始跑的是跟上来的汉兵。军官们无力阻止士兵逃跑，后来他们也跟着跑了。再后来，锡伯、额鲁特和察哈尔蒙古人也分成零星小队回到了伊犁。几乎所有回来的人都想办法躲藏了起来，以免被将军惩罚，最后去见将军的只是个别领队官员。
驻在伊犁河南岸地区的锡伯人，将希望寄托于持中立态度的塔兰奇人身上，当他们取最近的博尔博松山路来到固尔扎城以东的塔兰奇人居住区时，却被他们杀了个尽光。
随后，居住在伊犁地区惠远城、绥定、固尔扎以及许多城镇和乡村的穆斯林都纷纷起来闹事。这时北京当局决定解除常将军的职务，任命塔尔巴哈台和贝安班（和贝安班即参赞大臣，是将军的顾问）明（绪）为伊犁将军。
同治三年（1864年）10月10日，惠远城的东干人设宴邀请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前来做客。多数人害怕，都不愿赴宴。但是，将军强调，如果拒绝不去，表明大臣们胆小怕事，等于火上加油，所以要求凡是被邀请的人都得前往礼拜寺参加宴会。结果大家都如约而去。吃完饭，大阿訇起来对将军说道：“我们穆斯林人100多年来一直是满洲国的忠实臣民，请求将军大人保护我们。现在流放的犯人经常歧视我们，他们在自己的寺庙里磨刀霍霍，还说什么要‘吸干我们的血’”。将军安慰东干人说，这是因为伊犁地区的铜钱不够用，是根据他的命令他们在打磨已铸造出来的钱币，他们对东干人并不怀有什么阴谋诡计。但不论怎么安慰，东干人还是流露出了敌对情绪。所以将军、参赞大臣一走出礼拜寺就赶紧乘坐各自的车跑回了城里。
第二章 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暴动的爆发
惠远城北门外有个集市，那里是东干人和流放犯人居住的地方。上述宴请过了两天后，发生了东干人和犯人之间的纠纷。东干人手拿长矛，骑着马打闹着来到了城下，东干老少妇幼都跪倒在地上哭着企求保护他们，到处是一片混乱景象。将军、大臣们听到吵闹声，上到城墙，问起事因。拿刀骑马的东干人回答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拿刀枪的原因是自卫，以防犯人将消灭他们。于是将军允许他们到城里受庇护，东干人纷纷下马，牵着马进了城。
但就在这时，和东干人同住在集市区的流放犯人，从北边追上来，在城门下杀死了许多东干人，没有被打死的骑上马逃走了。这些人连跪着求饶的妇幼老弱都没有放过。这次事件之后便爆发了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人的起义。
在此之前，东干人就已约好，惠远城的东干人首先将于10月24日发动起义，其他穆斯林民族随后跟着行动起来。
汉人得到了正在酝酿中暴动的消息，但没有相信拿着刀枪向将军请求避难的东干人这一诡计的真实性。他们只想即刻杀光东干人，将暴动镇压在摇篮中。但是，他们没有能够于10月24日消灭惠远城的东干人，反而更加快了即将来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10月12日深夜，住在惠远城喇嘛庙附近的东干人杀死了庙里的所有喇嘛，只有大喇嘛逃到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里了。也在同一夜，即12日夜间，在固尔扎城也发生了暴动，住在那里的汉族商贾全部被洗劫。
塔兰奇穷人全部跑到了叛军队伍一边，只有少数贵族上层尚保持着中立态度。顺便要说的是，一个名叫买孜木杂特的塔兰奇阿奇木伯克是吐鲁番人，他和其他几个知名人士并没有追随叛军。忠实于清朝当局，对阿奇木伯克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他可以被提升为塔兰奇的首领，并获得2000两银子的年薪。伊犁暴动那夜买孜木杂特阿奇木伯克因公正好在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里。
10月13日，伊犁将军从各地向惠远城调来救援部队，协同汉人一起围攻东干人的居住区。经过三天艰苦围打，最后把东干人驱逐出了集市区。有些东干人带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没有能带走的就自己开枪打死了亲人。东干人都纷纷跑到了固尔扎城。将军下令停止追杀东干人和抢劫已空无一人的东干人家园。
当时锡伯营总管是四牛录人德格都。10月12日发生暴动那天，将军令其带兵过伊犁河去占领喇嘛庙（上已述过庙里的僧人全部被东干人杀光）。10月16日，锡伯营总管带领数百名官兵过伊犁河来到了喇嘛庙附近。在此同时，逃离惠远城去固尔扎方向的东干人也来到了这里，锡伯营总管为了提防随部队空手来寺庙捡财物的锡伯百姓不要受伤害，向东干人派去一名锡伯人，请他们的阿訇出来谈判。阿訇来了之后，总管递给他鼻烟壶以示尊敬。阿訇告诉他，东干人之所以起来造反是实在不堪忍受满汉人的压迫。同时还补充说，直到在伊犁地区彻底消灭满汉人，他们绝不会放下武器。至于你们锡伯人，我们东干人是不会动你们的。锡伯营总管要求东干人在枯水期或冬季封河时不要过伊犁河，也不要攻打地处河滩四周毫无保护围墙的锡伯营五牛录和七牛录。东干人承诺绝不向锡伯营发动进攻，双方在友好气氛中结束了谈判。
锡伯营总管为自己与东干人的接触感到十分不安。也的确如此，真有个小人向将军打小报告说，德总管和叛军私通。于是将军下令把总管招到惠远城关了起来。同时把总管的护兵也抓去，要他交待总管投靠乱军的情况。他断然拒绝诬陷自己的长官。于是，将军又命令从总管的老家四牛录找来其兄弟和三位老人严刑拷打。他们只好交待总管确有变节行为。最后，护兵也不得不附和了那些人的口供。德总管就这样被关进了监狱，这时，伊犁将军为锡伯营派来了新总管。
第三章 伊犁将军与暴动分子的首次交战及巴彦岱要塞被围
同治三年（1864）10月25日，惠远城的旗兵同锡伯、索伦营以及驻守在绥定的绿营炮兵团，从惠远城内出发向巴彦岱进军。这支联军在惠远城和巴彦岱之间的路上与东干塔兰奇叛军相遇。率领联军的都是些不关心士兵生活、冷酷无情、傲慢自大和不懂打仗的人，将军自己也躲在城里没有出面指挥作战。
充满复仇情绪的穆斯林人，向处于中心的旗兵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世世代代在城市养尊处优的满兵早已丧尽战斗力，连绿营兵也未能帮上他们的忙。满汉兵被打败了，他们的长官首先逃离了战场，随后其他官兵也都放下武器分期分批回到了惠远城。叛军所缴获的大炮、枪支弹药和其他武器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至于索伦营，战斗开始时坚守住了自己所处的翼侧。虽然叛军没有靠近他们，但他们害怕穆斯林人打跑满汉兵以后从后面袭击他们，于是也放弃阵地撤进惠远城了。
在这次战役中，塔兰奇人手拿的只是带铁钉的木棒，而东干人的棍棒头上捆绑着的也只是剪羊毛的剪刀而已。
这次胜利之后，过去持中立态度的塔兰奇富人和贵族也占到了起义军一边。10月25日当天，起义军还占领了离固尔扎城8华里处的城盘子兵站。当时那里驻有绿营兵250名，其中有炮兵和5—10门小炮。
10月25日晚上，塔兰奇和东干约10000人来到了旗兵驻地巴彦岱要塞，并死死包围了它。塔兰奇人的总指挥是固尔扎人阿布杜拉苏尔·乔鲁阔夫，他的助手是塔兰奇八个村庄的起义军的头人哈里发夏木西丁·胡代库里诺夫。后来从塔什干来的乌兹别克人艾米尔汗和卓对塔兰奇人的帮助也不小。东干人的总指挥是回族人马义，塔兰奇名叫亚古尔，而他们中功劳最大的是汗佳阿訇，他以聪慧多谋和英勇无畏著称。塔兰奇人和东干人拿着木棒和枪来到巴彦岱后将其死死包围了起来，并在其南边筑起三个土台，上面架起了10月25日作战中从汉军手中缴获来的大炮。塔兰奇人以杀头来威胁，让在城盘子被俘虏的炮兵向要塞开火，将城墙的雉堞打掉。要塞中的旗兵也用大炮向他们进行了回击。早晚的炮轰尤为激烈，大炮的轰鸣声甚至传到了远在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我本人（回忆录的作者）也曾听到过这炮声。
11月17日，伊犁将军决定向巴彦岱派去由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蒙古和哈萨克组成的联合支援部队。
至于蒙古人，他们的游牧区位于伊犁河左岸的南山地区，从锡伯营往南到他们居住区，路上要经过许多塔兰奇人的村庄，所以要把将军的命令送达他们那里或他们向惠远城派去增援部队都要冒很大的风险。经过研究，将军决定派出一名满营官员及其助手率锡伯营40名骑兵、两名锡伯官员—领催和阿拉哈哈凡、住在锡伯营的7名蒙古人和两名锡伯蒙古语翻译蒙善和兰果共53人的队伍，带着将军的命令去蒙古人的牧区。他们的任务是小心谨慎地通过塔兰奇村庄，把蒙古人一起带出来。这支队伍顺利通过了洪海山口，但并没有找到蒙古人，所以到第七天只好往回走。但是，这时嘎尔扎特（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个村、洪海的五个村和博罗的两个村的塔兰奇人，占领山谷后已挡住了锡伯兵的返程路。此时，12个塔兰奇村的首领即住在锡伯营以南嘎尔扎特的尚伯克托克拉克下令让路，允许这队人马过山。其实锡伯人的装备尚好，每个人都有弓箭，有的还有火枪，而塔兰奇人只有棍棒，且大都没有坐骑，因为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骑着好马到伊犁河北和政府军作战去了。在这种条件下和锡伯人交战，对塔兰奇人并不利，所以他们耍滑头对锡伯人说：“我们是你们锡伯人的好邻居，永远不会对你们施坏。今天就住在这里，明天再带去我们给将军的文书。你们不用怕，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锡伯人不敢相信塔兰奇人，但是翻译蒙善向同胞们解释他们的种种怀疑，告诉他们托克拉克是他的好朋友，锡伯人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里过夜，第二天继续行军，路上万一有什么麻烦，他们手中有的是枪。
这时，他们都下了马，塔兰奇人走上前来，开始和许多过去就认识的熟人握手打招呼。因为锡伯和塔兰奇是近邻，共同耕种同一块土地，相互之间处得十分触洽，且有不少塔兰奇人给锡伯人当雇工。这也是此时锡伯人轻易相信塔兰奇人的原因。锡伯兵刚放下武器，塔兰奇人便蜂拥而上，夺去他们的武器，加以棍棒相打，将锡伯兵全部消灭。只有一个年轻的蒙古人得以死里逃生。
塔兰奇人想给没有被杀的蒙善剃掉发辫，叫其改信伊斯兰教。蒙善拒绝说，因为他的过错，使同胞们不幸遭殃，他一个人不能再活下去。托克拉克回答说：“至于我，是不想杀锡伯人的，但这是上帝之意，而你呢，还是把头发剃掉吧！”蒙善说：“难道羊还能变成猪吗？”这时，站在托克拉克背后的塔兰奇人，向和托克拉克并排坐着的蒙善头部一棒打下去就要了他的命。被打死的锡伯营官兵尸体都弃置于戈壁荒野。这一悲惨事件的详情是塔兰奇人自己后来讲述的。
11月27日，伊犁将军调遣察哈尔营蒙古人和数百名哈萨克人来支援惠远城。察哈尔营蒙古住在博尔塔拉，因在那里和来伊犁的路上没有塔兰奇村庄，所以顺利被调来援助。
后来伊犁将军又下令调动500辆锡伯营大轱辘牛车，并交给从喀喇乌苏战场跑回家的锡伯“苏拉”（闲散）来看管。将军本来打算用这些大车白天运军粮，晚上当作防护栏，但他的这一计划并未实现，因为那年雪下得特别大，车子在雪地里只能勉强移动，根本无法把车子拖到路边，更不用说拖到需要的地方。
11月27日，将军调集的1000名骑兵和数千名步兵从惠远城出发，开始向巴彦岱行进。他下令要支援巴彦岱驻军，但他自己却没有出城参战。指挥队伍的都是些胆小鬼，他们尾随队伍后面直发抖，整个增援行动如同游戏。在这种情况下能打胜仗吗？
队伍还没有进入战斗状态，大批东干人尤其是塔兰奇人向增援部队冲了过来。战斗一打响，察哈尔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首先开始逃跑，随后所有满族军官也逃跑了。经过短暂的交火后，满汉士兵挤成了一堆，塔兰奇人闯入他们的队伍中，一顿乱砍乱杀，像割草一样把满汉官兵打倒在地。只有少数汉人和赶大车的锡伯人得以逃生。这次被汉军丢弃的大炮、枪支弹药，大大增强了叛军的战斗力。
至于在另一条路上行进的锡伯索伦营，因其以作战英勇著称，所以塔兰奇人未敢靠近他们。在正规作战中，锡伯人伤亡不多，主要是在小规模冲突或侦察活动中死的多些。总体上，锡伯人都很顽强，在作战中，强者总是护着较弱的战友。另外，锡伯兵不像旗兵，士兵中没有因吃不饱而面黄肌瘦的人，他们的坐骑也都喂养得很好。这主要是因为锡伯索伦的口粮由士兵们所属牛录的佐领提供，战马饲料—燕麦和苜蓿也都由在家里不服兵役的弟兄或亲戚们供应。我自己（即回忆录作者）也在伊犁河封冻时用爬犁到惠远城给三个当兵的叔叔送过马料。总之，挑选出来的锡伯索伦兵各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好汉。他们平时在自己的牛录骑马打猎，演练拉弓射箭，所以各个都是神射手。而满族人一百多年以来过着舒适的城市生活，早已没有尚武精神了，他们连弓都拉不动，放出去的箭就落在前面，力气不大，连塔兰奇人的厚棉衣都穿不透。养尊处优的满族军官不关心士兵的军事操练，整天只知讲究吃喝穿戴，过着淫乱放荡的生活。在这次与东干塔兰奇人的作战中，旗兵穿的都是厚棉衣，行动十分不便，而且那时他们都饿着肚子，因为惠远城已经没有粮食了。原先汉族官员在固尔扎城调集并计划运往惠远城的粮食，已全被塔兰奇叛军抢劫。清兵所骑的马，也因缺饲料在雪地里根本跑不动。
除上述战斗外，在从惠远城到巴彦岱的路上发生过大小不少冲突，如果清兵打败乱军，他们从来不乘胜追击，而塔兰奇人一旦打胜，一定追杀到底，直至打到清兵驻地。
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在伊犁将军周围尽是些诽谤、诬蔑锡伯人的满族奸臣。个别有良知的人建议将德格都总管从监狱中放出来，让其带领锡伯官兵同叛军作战。于是将军把德格都叫来，问他能否打败叛军。德格都作为回答提出了如下条件：“如果我带兵不能消灭乱军，那就请将军杀我的头、灭我全族，乃至全四牛录的人。如果我能打败乱军，我要求将军大人向我保证，一定交出那些向你建议派出500名锡伯‘苏拉’赶着大车徒步去作战，导致全军覆没的罪人……”将军不愿再继续听下去，又把总管投入了大牢。后来，根据将军的指示，德总管在狱中被毒死，而对外说是自然死亡，并将尸体交给了其妻子和子女。
此次事件之后，住在城里的旗人和锡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更为加重。见面时旗人称锡伯人为“乱军的同伙”。
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将军天天设宴作乐，很少关心暴动之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在装修将军衙门的住房时，为防止冬天水结冰，抹墙的泥巴和刷墙的石灰都是用兑半的白酒和水和的。这样以来，相当部分粮食就拿去酿酒，莫名其妙地被将军糟蹋掉了。
伊犁地区所发生的所有不幸事件，其根子都在于伊犁将军及地方官员，跟塔兰奇人和东干人是没有关系的。军官不关心士兵生活，而士兵又不服他们。当发生暴动时，军官们并不主动带领大家奋勇杀敌，反而一见到起义者就往回逃跑。这样，他们虽然一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终会被消灭，他们的老婆孩子也会被乱军所俘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