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锡伯（锡伯人在现代学术著作中往往被称为“锡伯满洲”）是满族的部族之一，1625年被努尔哈赤征服之后被编入八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该部部分人员（一千余士兵带着眷属）^（1）被迁移到新疆伊犁河南岸，离固尔扎城（今伊宁市）约20公里处，锡伯营驻地成为他们到来之前不久被击败的蒙古准噶尔部的俄中边界线上的军事要塞。该部在塔兰奇（维吾尔族）、回（东干）、萨尔特（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以及流放的汉族等多民族环境中成了当局政权的支柱。所以尽管其人数不多，但锡伯族在该地区历史上起了显著的作用。

到17世纪末，全国各地散居的八旗军中满语受到了来自汉语越来越大的排斥。但是，锡伯族居民避免了与汉族的完全同化。在跨越两个世纪的进程中，他们保存了自己的语言，而且沿用至今。据1983年统计，锡伯族人口为8.3万（他们并非全都使用本民族语言）。20世纪初，本文大部分资料涉及的那个时期，锡伯族人口约为2.5万。

 俄罗斯关于锡伯族语言文化的档案资料，基本保存在圣彼得堡科学分院。这些资料是在各个不同时期由两位俄国学者、一名大学生和两位外交官在其伊犁地区任职期间搜集的。

 拉德洛夫·瓦西利叶维奇（1837.5.1～1918.5.12），起先在巴尔瑙尔当教师，随后成为著名突厥学家、皇家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长、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历史考古语言和民俗委员会正式科学家和常任主席。分别于1862年和1869年两次到过伊犁河流域。

 瓦西里耶夫·瓦西利·帕夫洛维奇（1818.2.20～1900.4.27），著名汉学家，皇家科学院院士。1890年到过固尔扎。

 穆罗木斯基·费多尔·瓦西里叶维奇（1879～1910.8.10），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学生。1906年和1907～1908年，前后两次到过伊犁河两岸地区。满语名叫“穆秀才”。

 克罗特科夫·尼科莱·尼科拉叶维奇（1869.12.1～1919年春），曾任俄国驻吉林、齐齐哈尔和固尔扎领事馆秘书，后升为俄罗斯驻乌鲁木齐领事，自1910年起为俄罗斯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通讯院士。满语名叫“克安班”、“克大老爷”。

 迪亚科夫·阿列克赛，生卒年月不详。俄罗斯驻固尔扎领事馆秘书，后为驻乌鲁木齐领事（克罗特科夫之后任）。

 除以上所列人员外，到伊犁边区的突厥学专家学者、旅行家和军事人员还有H·ф·卡塔诺夫、H·H·潘图索夫、H·M·普尔热瓦尔斯基、B·B·巴尔托里德、Г·С·卡列林、С·阿尔费拉吉、嘎布杜拉·巴比（巴宾斯基）、Д·费多洛夫等。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最多不过提及关于锡伯人的统计数据，要么压根儿就没有其内容。但是，他们对已经搜集的资料进行科学整理的初期，却将这些资料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如此。之后，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今天，这些资料的绝大部分在俄罗斯已经整理出版。这就为将俄罗斯各档案馆和图书馆所收藏的原始手稿向读者作一综述提供了条件，并以此为基础可以对学术论著列出一个完整的目录了。

 值得指出的是，这两种资料绝对都是锡伯族的，而不是满族的，虽然研究锡伯族和满族的多为同一个学者。

 二、概述

 第一位到锡伯族居住区进行民俗语言调查的，是在研究突厥领域成绩显著的学者B·B·拉德洛夫。从1860～1870年，一到夏季，他就从当时任教的巴尔瑙尔出发，对南西伯利亚的不同地区进行考察，前后进行了10次考察。

 拉德洛夫到伊犁河谷两次：1862年是路过，还有一次是1869年。皇家地理学会杂志编辑别铁尔曼（Петерман）在其杂志上发表了拉德洛夫第一次考察的结果（拉德洛夫，1866）。拉德洛夫在开始以对斜米列契河（七河）流域和伊犁河谷地区进行专题考察为目的的第二次伊犁之行之前的1868～1869年冬，与被请到巴尔瑙尔的锡伯人毕特（科特维奇，1939，106页）一起进行了考察前的准备工作。

 拉德洛夫曾在柏林硕特教授门下学习过满语和通古斯语，所以也是个满学家。后来因在阿尔泰地区长久工作和考察而成为突厥学家。他在随后的工作中，充分运用了在大学学到的知识。为此，他向毕特记录下了如今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中的（科特维奇，1939，108页）民间文学资料。

 拉德洛夫对斜米列契河流域和伊犁河谷的第二次考察于1869年夏季成行，其考察目的是进一步了解居住在那里的锡伯、达斡尔和索伦语言及其生活习俗。他在博罗胡吉尔河岸边的俄国边境站呆了两周。驻军西边相接的便是锡伯和达斡尔居住区，居民约有800人。拉德洛夫在其简要汇报的报告中，对此次考察写道，他对锡伯部族的语言、宗教和社会生活进行了调查，而且收集到了“不是译自汉文，而是直接用锡伯或室韦本民族文”写成的手稿。拉德洛夫同时注意收集了伊犁河谷地区过去和现实状况以及严重破坏边区社会生活的回民起义（拉德洛夫，1869，1870）的信息。

 遗憾的是，拉德洛夫用自己在锡伯和达斡尔地区收集到的资料没有写成一篇专门分析研究的文章。一些零星资料，如主要是民俗方面的资料都归入了其大部头著作《西伯利亚日记》中（拉德洛夫，1989，528—531页），而他的语言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则未能完成。在拉德洛夫的调查手稿中，我们发现有几个锡伯语方面的标题，遗憾的是内容一开始就中止了；另外还有满语—德语词典，其三卷稿件和卡片至今保存完好。词典的卡片部分中包括标有特殊记号的部分锡伯语词汇（拉德洛夫档案1-1）^（2），值得指出的是，拉德洛夫对词汇未区别是锡伯语还是满语，认为前者便是后者的口头语言。

 有意义的是，拉德洛夫所记录的命名为“死神”的锡伯族民间故事，该故事在藏族和蒙古族中也同样广泛传播。在这里谈及的，很有可能是自厄鲁特借用的版本（科特维奇，1939，108页）。^（3）研究中国东北的著名学者A·0·伊万诺夫斯基曾打算发表该文，并要求科特维奇（当时是伊万诺夫斯基的学生），给他重抄一遍，科特维奇也给照办了。但是，这个文稿未能出版，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馆（拉德洛夫档案1-4）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家档案（拉德洛夫档案1-5）中，能找到此稿的复制件。遗憾的是，此稿的原件已被丢失（科特维奇，1939，108页；拉德洛夫档案1-42张）。

 伊万诺夫斯基在其满语文献（伊万诺夫斯基，1895）^（4）中另设专节发表了拉德洛夫向毕特记录的5首歌曲和两篇锡伯族民间故事。现在，这些歌曲又回到了本民族中，并以现代锡伯语问世于文学刊物上（萨沙，1989）。

 锡伯文“死神”的民间故事，于1958～1959年间，由通古斯学领域卓有成绩的E·列别杰娃重新公布。她将故事翻译成了俄文并将锡伯语当成满语方言（拉德洛夫档案1-6-7）编写了其语法概况。全部编写工作由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Л·М·郭列洛娃完成（列别杰娃—郭列洛娃，1993），并且她还撰写了数篇专题论文（郭列洛娃1986，1988，1992）。

 В·П·瓦西里耶夫跟拉德洛夫相比，没有他那么丰富的考察工作经验。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几乎都在书房里做学问。但是，1890年他探望生活在鄂木斯克的两个女儿时，没有放弃前往与中国相接的边境地区进行考察的机会。他此行的消息，只是在一封被П·M·斯卡奇科夫找到的瓦西里耶夫给皇家科学院院长的信中有所反映。瓦西里耶夫对自己的固尔扎之行如此写道：“我在这里听到了满洲人和锡伯人说着不仅是在其统治过的中国，而且甚至是在满洲本地都被大多数人抛弃和遗忘的语言；在这里这种语言却是日常用语；也收集到了一些索伦语的资料。”（瓦西里耶夫档案2-3-29张）两份不长的三种语言的手稿——会话本和词汇本，这就是此次考察保存下来的全部资料[瓦西里耶夫，档案2-1-2）。^（5）

 过15年之后，拉德洛夫领导的俄国中亚研究委员会又委派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系年轻有才干的大学生Ф·М·穆罗木斯基前往伊犁边区，对居住在那里的锡伯族语言进行深入调查。穆罗木斯基求教于如下著名的东方学家：Г·И·拉木斯铁得特、А·Д·鲁德涅夫和В·Л·科特维奇。正是后者建议委员会将考察者选定为穆罗木斯基。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搜集的资料。

 穆罗木斯基在开始其第一次伊犁边区差事之前，已经承担了一项田野工作——1905年对阿斯特拉汗地区卡尔梅克人的考察。这同样也是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搜集的资料似乎至今未见问世。^（6）

 穆罗木斯基于1906年3月5日从圣彼得堡出发，5月30日到达固尔扎城。在这里，他见识了时任俄罗斯驻固尔扎领事馆秘书Н·Н·克罗特科夫。克罗特科夫本人约七年在研究锡伯，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协助他的任务（穆罗木斯基档案3-1-18张及其他）。

 未经伊犁将军特批，俄国人被禁止前往锡伯族居住区。穆罗木斯基在等待审批期间，开始在由克罗特科夫介绍的“也就是领事馆翻译和译通学校的老师巴里善(1847年生,1908年后去世)的指教下学习满语”。^（7）

 锡伯族居住区也跟所有八旗驻军一样，称其为“牛录”，也就是满语“箭”的意思，另外还有同一意思的蒙古语称谓“苏木”。穆罗木斯基获将军批准之后，于6月5日经惠远城来到了当时“乌合里达”—锡伯八旗总管的驻地六牛录（阿尔特苏木）。他在这里一直住到9月7日返回固尔扎城为止，中间从7月16～26日共10天去过三牛录（霍吉格尔苏木）一次。在此他住在牛录福章京家里（穆罗木斯基，1907，55-56页）^（8），并向其儿子学习锡伯语。

 在这里，穆罗木斯基向自己提出了任务：“研究锡伯口语并加以明确其与满语书面语的关系”（穆罗木斯基，1907，55页）。他认为，有三种情况需加以区分：1.满语书面（文学）语言实际上跟北京满语没有区别；2.锡伯官方语和知识分子用语彼此相近^（9）；3.无文化锡伯人用语与书面语差距较明显。穆罗木斯基这次共记录锡伯民间故事13部、婚礼歌2首、词汇约1500条（穆罗木斯基，1907，59页）。

 穆罗木斯基的民俗资料不像民间文学和语言方面的那么丰富广泛。有些考察内容包括在他的汇报中（穆罗木斯基，1907,1909），有关民俗学和历史方面的零星资料连同语言学方面的资料收藏于华沙科特维奇图书馆（卡鲁仁斯基，1969，75页）。在圣彼得堡存有穆罗木斯基在固尔扎及其郊外拍摄的41幅照片（穆罗木斯基档案3-1，190—230张）；还有A·马拉特卡诺夫1906年11月14日的一封来信（同上，22-23张）。照片主要都是人物照：有锡伯族、汉族、俄罗斯驻固尔扎领事馆工作人员等的照片。遗憾的是，所有照片都没有说明，所以也只好猜测谁是谁了。

 1907年夏天，穆罗木斯基第二次前往伊犁地区进行较长时间的考察。此次主要是调查达斡尔语和受锡伯语排斥的翁科尔索伦语（很可能是根据科特维奇的建议）^（10）。穆罗木斯基于6月11日从圣彼得堡出发，整整一个月后才到达固尔扎。必要的审批手续已由俄国领事馆代为办妥了。7月21日他前往主要居民为翁科尔索伦和达斡尔人的阿里木图城，并且一直呆到了秋天。穆罗木斯基在固尔扎过冬之后，春天重又去了阿里木图，并开始了对索伦人哈屯和海屯戈的采访工作（穆罗木斯基，档案3-1，36张）。

 1908年8月，穆罗木斯基在返回圣彼得堡之前，再次深入到伊犁河南岸的锡伯族中，对其口语再次进行了短期考察，其结果他又记录到了32篇故事、两首民歌和一些零星词句，一共243页（穆罗木斯基，1909，31页）。

 穆罗木斯基生前将自己的两次考察资料只是在两篇简短汇报中做了一些表述。这些内容我们摘引过多次（见《俄国中亚研究委员会会议记录摘要》）。穆罗木斯基于1910年8月10日在芬兰去世，可能是得了肺结核病（卡鲁仁斯基，1969，68页）。不久，他留下的考察资料转到了在伊犁考察期间联系频繁的科特维奇手中（穆罗木斯基档案3-1-17-40张）。后来，穆罗木斯基的调查手稿就被分散掉了，卡鲁仁斯基详细叙述了穆罗木斯基民间文学手稿搜集的经过（卡鲁仁斯基，1969）。这些资料由科特维奇带到波兰之后，收藏于其私人图书馆中。卡鲁仁斯基发表了穆罗木斯基的几乎全部调查资料，于是便成了其研究工作的基础）卡鲁仁斯基1969，1974，1977；1987-1， 1987-2）。^（11）穆罗木斯基用来参考的拉德洛夫的一套卡片，由科特维奇交给了亚洲博物馆（科特维奇，111页），后来从那里又转到了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馆保存（拉德洛夫档案1-3）。^（12）穆罗木斯基的书信和照片也都转到了这里（穆罗木斯基档案3-1）。而被卡鲁仁斯基认为丢失的锡伯、达斡尔和翁科尔索伦语词汇卡片，则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档案中（穆罗木斯基档案3-3）。

 说到穆罗木斯基时我们提及了H·H·克罗特科夫。克罗特科夫189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是B·Л·瓦西里耶夫的学生。他从年轻时起就被委派到中国新疆从事外交工作。^（13）突厥学家们都很熟悉由他收集、现今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手抄^（14）的维吾尔文、波斯文和粟特文手稿。但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学者，克罗特科夫的主要兴趣都在于研究锡伯族。他唯一一篇锡伯族萨满教的学术论文（克罗特科夫档案4-1-23）档案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看来，大家所了解的克罗特科夫的全部科学活动，似乎在两个较短的期限内完成的。

 1．1898～1899年，克罗特科夫初次认识锡伯族，向巴里善师傅学习（在有关Ф·В·穆罗木斯基的章节中提及他了）锡伯语。在这期间，克罗特科夫记录了几首民歌（克罗特科夫档案4-4；4-9；4-11）和1864～1871年回、维吾尔族起义（克罗特科夫档案4-5）^（15）情况。同时，开始向巴里善系统了解萨满教，为事后那篇著名论文打下了基础。1899年克罗特科夫在巴里善的陪同下考察锡伯营五牛录和锡伯营五牛录佛教寺庙。有关此次考察已写就的论文未曾发表（克罗特科夫档案4-17）。

 2．1906～1908年，穆罗木斯基的到来，证明了俄国中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及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分会对锡伯语言和文化所产生的兴趣。克罗特科夫重操过去的工作,再访巴里善,并准备发表关于萨满教的论文（克罗特科夫1913，119-120、135-136页）。克罗特科夫认为，固尔扎领事馆秘书迪亚科夫和科特维奇通信讨论在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分会会刊上发表关于回、维吾尔族起义详细补充资料这件事是欠妥的,因为这正是他在10年前采访巴里善的记录（迪亚科夫档案5-2,12-13卷）。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克罗特科夫到圣彼得堡亚洲博物馆工作很短一个时期（1918年10月）便去世了。虽然我们在档案中未找到直接证明,但亚洲博物馆收到他的锡伯族调查资料手稿也许就在这个时期。^（16）这些资料整整睡了半个世纪，只是在后十年才迎来了今日的研究人员。意大利学者斯达里对大部分民歌作了研究（斯达里1981；1982-1；1982-2）；1987；1988；1989），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T·庞整理发表了满族婚礼的文章和萨满教的手稿（庞1990；1992-1；1992-2；1993）。

 迪亚科夫和克罗特科夫的命运很接近。我们对1913年接替克罗特科夫驻乌鲁木齐领事职务的迪亚科夫的生平及工作情况了解不多。迪亚科夫也和克罗特科夫一样，在同一个时期为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学分会搜集中亚古籍（在学会会议记录中有这方面的记载），而在满学方面，他在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学分会会刊上只发表了一篇文章（迪亚科夫，1908）（见《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学分会会议记录》）。我们根据这篇文章的短序和同科特维奇的书信往来可以评论他的生平（迪亚科夫档案5-2张，14-21；26-27；30-36）。

 1904年，迪亚科夫也和克罗特科夫一样，要求巴里善师傅用满文书写对1864～1871年回、塔兰奇起义的回忆。但是，科特维奇因为不满意内容的陈述，要求巴里善向其他老人核实每一事件的确切日期（科特维奇，1910），后来发表的就是修改后的版本。迪亚科夫在给科特维奇的信件中，不止一次地要求给他发表《喀什噶尔之歌》的机会，他认为《喀什噶尔之歌》要比前者更为有价值。^（17）然而，他的目的并未实现。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所有为人们所了解的学术领域也已全部被探究。

 本文开头在例举19世纪末20世纪初搜集锡伯族语言和文化资料的5位学者的时候，在名单中未将В·Л、科特维奇的名字列入，但在整个这一过程中作为一名牵线人，并使由拉德洛夫开创的这一学术工作不至于中断的这么一个人,应予以必要的关注。弗拉迪斯拉夫·柳德果维奇·科特维奇（1872～1944）。

 为伊万诺夫斯基抄写拉德洛夫的锡伯文稿（拉德洛夫档案1、4-5），随后撰写了拉德洛夫研究锡伯语的论文情况[科特维奇，1939]。

 将穆罗木斯基培养为学者后，向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推荐将其派往伊犁边区进行考查，并与其保持频繁书信往来，对其工作予以支持和帮助，死后保存其手稿（其中部分于1923年由弗拉迪斯拉夫带到波兰，剩余部分留在俄罗斯（见穆罗木斯基档案3-1-3）；着手整理穆罗木斯基搜集的资料（穆罗木斯基档案3-2）。与克罗特科夫通信商量有关发表其文章的事宜。

 修改迪亚科夫的译文（迪亚科夫，1908），并做补充，其中包括从Д·菲德洛夫上校的通信中获取的内容；关注出版发表事宜；保存了译稿（迪亚科夫档案5-2）。1920年接受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所交付的任务，开始“整理和准备出版该委员会考察收到的通古斯和蒙古文资料”。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俄罗斯最著名的满学家、《标准满语语法》和《满俄大词典》的编撰人H·H·扎哈罗夫（1814～1885），根本没有关注过锡伯语。1851～1864年，在他担任俄罗斯驻固尔扎领事职务期间，在其日常工作中完全有机会搜集相关资料，但是，在其著作中从未提及有关锡伯人的存在。也许是因为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于编撰一部内容很广的清朝专门辞典工作的原因。

 三、档案资料综述

（一）B·B·拉德洛夫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个人卷177，宗1。

  1．№34，90张，纸上压有“坦波夫，波罗塔西叶瓦造纸厂№4”字样。转写的满语和锡伯语词句；索伦语资料；关于锡伯、索伦和达斡尔平定1864～1871年回、维吾尔族起义的资料；论文草稿[拉德洛夫，1866]由俄、德两种文字写成。

  2．№78-80，《满德字典》三卷，380+36269张；有部分锡伯语词汇补充。

  3．№102-104，同上。工作卡，总共约1万张卡片，3盒，纸上压有“坦波夫，波罗塔西叶瓦造纸厂№4”字样，有些词语为锡伯语，批注好像是由穆罗木斯基所作。

  4．№35-91张（页码为39-129）：“Сиди-кур（根据拉德洛夫在伊犁记录转述）满文转写稿”。第二页有这样的记载：“1893年或1894年间，由当时为东方语系学生的我为O·A·伊万诺夫斯基抄写了拉德洛夫记录的文稿，后来没有找到拉德洛夫的手稿。B·科特维奇。”共包括13篇故事。

 5．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档案：卷20（A·O·伊万诺夫斯基），宗1，№17-31+17+20+17张（无页码）。纸上压有：“科尔德日斯基，普拉图诺夫厂”字样。“满文故事札记（正体书写）”。这些资料发表于伊万诺夫斯基的满族文学选集中（伊万诺夫斯基，1895）；“俄文27页”的原件（见上述1、4节）。

 6．卷145（N·潘克拉托夫），宗2，№220，9张，N·潘克拉托夫。对E·列别杰娃《满语的锡伯语方言》一文的评价（见下文1-7节）。手稿1960年。俄罗斯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阿尔泰分部。

 7．Ё·Л·列别杰娃：《满语的锡伯语方言》，附有О·П·苏尼克和潘克拉托夫的批评意见。

（二）В·Л·瓦西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个人卷775，宗1，№241。在此档案中存有一札用汉、满、蒙古、藏文等各种东方文字书写的手稿和木刻本。其中发现有两份从锡伯人居住区带过来的手稿。

 1．381-394张，22厘米×17.5厘米，每页12行字，欧洲产纸，纸上压有“普拉图诺夫厂，№6-1／2”字样。《学习满、翁科尔索伦、达斡尔语汇编要典》。

 2．396-399张，22厘米×17.5厘米，每页12行字，欧洲产纸，上述三种语专题词典，词汇约250条。同上，卷2，宗1-1889，№7，29-31张。

 3．1890年8月22日瓦西里耶夫从固尔扎给科学院院长的信。

（三）Ф·В·穆罗木斯基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卷761（科特维奇·В·Л·），宗2，№25。在此编号中我们找到了保存在科特维奇处的穆罗木斯基的简历及其学术著作资料，共299张。

 1．突厥斯坦总督办公用张纸，编号№3164；1906年3月16日（1-2张）；文稿（穆罗木斯基，1907，3—5张）；文稿（穆罗木斯基，1908）2份（6-11张）；上文手稿；穆罗木斯基自传（12-15张）；1908年2月26日科特维奇从圣彼得堡发往固尔扎给穆罗木斯基的电报（16张）。穆罗木斯基发给科特维奇的信件：

 1906年5月18日（17-19张）；1906年7月30日（20-21张）；1907年7月23日（24-25张）；1907年11月27日（28张）1907年12月11日（29-30张）；1907年12月31日（31-32张）；1908年3月7日（33-34张）；1908年3月22日（35-36张）；1908年6月6日（37-38张）；1908年12月4日（39-40张）。

 1906年11月14日A·玛拉特卡诺夫《札尔肯特给穆罗木斯基的信》；关于拍照片的事宜（见下面22-23项）。

 富善10月26日的信，无年份，用锡伯文书写（41-42张）。

 锡伯、达斡尔和翁科尔索伦语汇简评（卡片和台历散页，46-58，60-65，67-97，100-101，103-109，111-189张）。

 给穆罗木斯基锡伯文信的信封，上面标有：“1908.5.1”（66张）。

 №168，1901年7月23日奔萨市警察局发给穆罗木斯基为期3个月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证明，其背面是诗（102张）。

 给穆罗木斯基的富善名片，日期为3月9日，何年未注，锡伯汉文合璧（109张）。

 固尔扎及其郊外、锡伯人、满族和俄罗斯人的照片，9厘米×12厘米（190-230张）。

 满学学术著作目录，俄文和欧洲诸语（232—239张）。^（18）同上，№4，162-222张。

 2．锡伯语名词词汇，以最后音节分组并见某某资料（卡片）字样，钢笔字，词汇1100余条。第162张上有“Ф·М·穆罗木斯基”字样，83-146张上有科特维奇对这些资料的评介内容；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档案，2号，宗3，№9。

 3．“满—锡伯语词汇”，卡片约500张，毛笔字，锡伯语用满文书写，俄文转写，未翻译，满文从“N”到“W”字母的顺序，个别之处有“需参考拉德洛夫”的批注。

“锡伯语词曲”,约500张卡片,铅笔字,采访笔记,用俄文转写,按满文字母从“J”至“W”。

“翁科尔语词典”，约1000张卡片，用俄文转写，毛笔字，个别地方摘引了伊万诺夫斯基的文字。同上，卷152，宗，№63，70张。

  4．打字机打的东方研究所蒙古语室主任H·H·波别写给所领导的关于科特维奇带走的穆罗木斯基手稿的报告，25-13-25。穆罗木斯基的材料同时还可以参见上文（拉德洛夫档案1-2）。

 5．华沙大学中亚民族语教研室：5-6个蓝色软皮薄本子（每本32页）；3个厚本子，封皮稍厚（其中2本各100页，一本70页）；2个笔记本（一个72页，一个42页）；对开办公用纸28张；打孔笔记本撕下来的卡片33张；另外还有词汇卡片约1800-1900张和一些零星纸张。摘自（卡鲁仁斯基，1969）穆罗木斯基的其他民间文学、民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