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H·H·克罗特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手抄本部:^（19）

 1．克罗特科夫№1，编号A53（沃尔科娃№184）,12张，每页8行字，27厘米×15厘米、10厘米×8厘米。“Muduri mukdeke ucun. Longsingz’i（龙舆图） (Песень о возвышении дракона»)；满语歌词，汉译文，用满文转写。^（20）

 2．克罗特科夫№2，编号A29（沃尔科娃№183），3张，每页13行字，22.2厘米×17.6厘米、21厘米×13厘米。“Mukden ci tucike de (应da—译者)baiucun”（《离开盛京之歌》），附有打字机打的俄语稿片段（1张）；已出版资料（斯达里1981；斯达里1988年）。^（21）

 3．克罗特科夫№3，编号A51（沃尔科娃№182），12张，每页5行，24厘米×13厘米；20厘米×8.5厘米。“Ba na i ucun”（《故乡之歌》）。附有打字机打的俄译稿（5张）。此歌与前者相同。^（22）

已出版的书籍（斯达里1981，斯达里1982-1，斯达里1988）。类似文件可参见对上述手稿的注解。

 4．克罗特科夫№4，编号A16（沃尔科娃№181），12张，每页14行字，22.5厘米×18厘米、20厘米×13.5厘米。“Daicing gurun i kasigar ucun i bithe（《大清国喀什噶尔之歌》），抄写时间：道光二十四年（1898）闰3月25日。

拉德洛夫记录对照文章（伊万诺夫斯基，1895，191-192页）。^（23）

 5．克罗特科夫№5，编号A36（沃尔科娃№14），44张，每页13-14行字，22厘米×17.5厘米、20.6厘米×14.5厘米。“Ili  facuhun be ejehe bithe（《伊犁暴乱记》），作者为巴里善。可对照迪亚科夫手稿5-1。

 6．克罗特科夫№6，编号A6（沃尔科娃№180），5张，每页13行字，“Sarin de uculehe ucun”（《婚宴歌》）。已经出版的书籍（斯塔里1982-2）。^（24）

 7．克罗特科夫№7，“Urgun inenggi de baitalara ucun”（《喜庆日之歌》）,满文手抄件，16（5页）（科特维奇op.cit,806张）。

 8．克罗特科夫，编号A116（沃尔科娃№23），6张，每页14行字，22厘米×17.5厘米；20.5厘米×13.5厘米。“Manju gusai bao banjire niyaman jafara dorolon bithe”，附有克罗特科夫俄译稿，见下文4、18节，16张。

 已出版的书籍（庞，1992年-1）；另见（庞1990-1）；1990-2）。

 9．克罗特科夫№9，编号B55（沃尔科娃№59），9张，每页10行字，29厘米×21.5厘米、24厘米×15厘米。“Saman kuwaran i bithe”（《萨满场院书》）抄写时间为光绪三年（1877）10月初。已出版的书籍（庞1992-2）。

 10．克罗特科夫№10，编号№A27（沃尔科娃№184），7张，每页14行字，22厘米×14厘米、22厘米×18厘米、20厘米×14厘米），“Ilan gurun i ucun”（《三国之歌》），抄写时间：1892年4月30日。最后一张有巴里善5、6月收到报酬的签名，日期是1892年。^（25）

 11．克罗特科夫№11，编号A13(沃尔科娃№188) 9张，每页13行。压有“乌斯别斯克制造厂№10”字样，22.5厘米х17.6厘米；20.5厘米х13厘米。“Looye sunja furdan be duleke ucun”（《关公过五关曲》）。

 克罗特科夫№12，在手抄稿和科特维奇目录中均缺号。

 12．克罗特科夫№13，编号A3（沃尔科娃№179），5张，每页8行字，17.8厘米×11.3厘米、16厘米×7.5厘米，“Fadu seolere ucun i mudan”（《绣荷包歌》）。抄写时间：1899年8月22日，沃尔科娃卡片上为“1904年8月8日”。最后有十分有趣的附记：“Jakun dung ni ucunbe arame wajiha”,据此可以推测，克罗特科夫的资料中曾有过此稿，但现在已丢失（对照克罗特科夫档案4-19-32-36张）。已出版的书籍（斯达里1982-2）。

 13．克罗特科夫№14，“Ili ba i baita be ejehe bithe”（《有关伊犁事宜的记录》），满文手稿，一本，52页（欧洲产纸），作者为巴里善，手稿，19世纪末期。“有关伊犁地区的民族历史资料，自清朝统治之时起”（科特维奇，39页，529张）。

 14．克罗特科夫№16，“Elhe sebjen i folon targacun i bithe，满文手稿，36张（36+33+48张），1882年（光绪八年，8张）（《训导集》）（科特维奇，39页，498张）。

 15．克罗特科夫№20，满、吉尔吉斯语手稿，16-18张，日常生活中的满、吉尔吉斯语会话，吉尔吉斯语用满文转写（科特维奇，op.cit.455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档案，个人卷32。

 16．宗1，№4，51张，满、锡伯语语言学零星资料。

 17．宗1，№6，30张，“1899年秋锡伯寺庙之行，俄文草稿，俄文和锡伯文的寺庙绘图清单，附有锡伯文说明的寺庙外形”。

 18．宗1，№8，44张，第3张压有“普拉图诺夫№6厂”、“№3 Первушина сыновей в Вятке.6”字样，克罗特科夫关于锡伯族历史民俗和各种统计资料及杂记：

《伊犁暴乱记》，俄文（2-4张）；《乾隆二十八年关于索伦从东北迁移到伊犁》，锡伯文（5-6张）；“Gasan tokso i baita be muwaseme ejehe bithe”（《乡村事宜略记》），锡伯文，12-15张”；关于祭天仪式，锡伯文（8-9张）；关于结亲，锡伯文（15张）；锡伯村平面图和人口，锡伯文（17-18），20-24张；满族史杂记，满文（22-23张）；吐鲁番资料，俄文（25-27张）；有关汉人统治伊犁地区，俄文（28-29张）；嘉庆和咸丰年间的伊犁边区史略，俄文（30-31张）；关于回民起义，俄文（32-41）；锡伯族（有关资料），俄文，穆罗木斯基，1906年）文摘（42-43张）；被太祖征服的部落，俄文（44张）等。

 19．宗1，№9，23张，53张，压有“Фабрика ЯТЕСЬ №6В”字样。《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资料、草稿和杂录（罗特科夫，1913），其中许多资料为锡伯文，大部分属巴里善所著：

“Gebu”（萨满神灵名称），锡伯文（31张）；“Jakun dung i gebu ton（八位神灵名称），锡伯文，也包括萨满祈祷术，32-36张；关于锡伯萨满，锡伯文（37-40张），有克罗特科夫的俄译稿（41-49张）；就锡伯族萨满教，克罗特科夫42问巴里善及巴里善的回复，俄文和锡伯文（50-60；61-69张）；关于塔城锡伯、索伦和达斡尔族的萨满教，锡伯文（61-62）；“Amba konsul hafan sara genggin”（尊敬的领事大人收），锡伯文，内容为关于何事请萨满并献祀品（70张）；关于萨满、萨满祭品、萨满用语，俄文和锡伯文（71-75；78-90；93-96，98-99张）；“Saman ojoro be asarame sembi”（论萨满的所为），锡伯文（77张）；论满洲称谓的来源，锡伯文（91张）；“Han i araha Manju gisun i buleku bithe. Sunjaci deptelin. Niyalmai hacin（御制清文鉴,第5卷,人类部），此书关于萨满部分的摘文，满文（92张）；满族族源、状况及八旗军全说，卷1，15-16页，俄文，И·К·罗索辛和А·Л·列恩特叶夫1784年发表，“Jakun gusai tung j’i i sucungga weilehe bithe”，俄译稿文摘，92张；萨满服装，俄文（100张）等。

 20．宗2，№4，中国制造红纸（2张）和欧洲制造纸（1张），毛笔字和铅笔字，巴里善给克罗特科夫的两封信。

 21．宗2，№14，中国制造红纸，5张，毛笔字，福善给克罗特科夫的信，时间是7月2日，无年份。关于福善参见（穆罗木斯基档案3-1-20张）。

 22．宗2，№6，4张，8月21日，无年份，伊尔嘎春给克罗特科夫的信。

 23．宗2，№16，4张，9月3日，无年份，扎拉丰阿给克罗特科夫的信。关于扎拉丰阿参见（克罗特科夫，1913，119-120页）。^（26）

（五）A·A·迪亚科夫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图书馆手抄部：

 1．编号A119（沃尔科娃№15），两个西欧式硬皮本，西欧纸，有№6的水印，88张（121页），每页10-13行字，“Ili i ba facuhuraha erin i baita be sakdasa i gisurehe be donjime ejefi araha bithe”（《听老人讲述之伊犁乱事经过》），封面记有“复制准确，驻固尔扎城领事馆翻译官A·迪亚科夫，1906年3月14日”字样。

 可参见克罗特科夫4-5手稿。^（27）手稿中译文见下面编号：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档案1排，宗1，№76。

 2．四个本子，48+40+35+69张，36页单张，从各方面推测，疑为科特维奇所属之物：

 伊犁锡伯人关于1864—1866年伊犁回、塔兰奇人起义的回忆，译自满文（1-4本），第四本封面有“阿列克赛·迪亚科夫翻译于固尔扎（宁远城），1906年12月23日”字样，已出版书籍（迪亚科夫1908年）；有关公布手稿的事宜给科特维奇的信（迪亚科夫档案5-1-2）：迪亚科夫寄，1906.11.28（16—19张）；迪亚科夫寄，1907.9.01自乌鲁木齐（26-27张）；迪亚科夫寄，1908.3.29日于迪化（30-36张）；迪亚科夫寄，1909.12.30日于固尔扎（14-15张）；迪亚科夫寄，无日期（20-21张）；H·H·克罗特克致,1908.3.1（12-13张）；B·B·巴尔托里德致,1910.3.17日于圣彼得堡（23张）；B·B·巴尔托里德致,无日期，于圣彼得堡（22张）；Д·菲得罗夫致,1909.1.16日于列维尔（28—29张）；Д·菲得罗夫致，1909.2.1（24-25张）。

 四、论著目录

 郭列洛娃，1986，Л·M·郭列洛娃：《论满语锡伯方言研究—阿尔泰语系共同体系民族的文化历史联系点》，1986年9月塔什干第24届阿尔泰学国际研讨会议（PIAC）论文题要，莫斯科，1986年卷2，43-45页。

 迪亚科夫，1908，A·A·迪亚科夫：《伊犁锡伯人关于1864—1871年伊犁回塔兰奇人起义的回忆》，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学分会论丛，卷18，圣彼得堡，1908年，233-282页。参见单行文摘：圣彼得堡，1908，50页。

 伊万诺夫斯基，1895，伊万诺夫斯基·A·O：《满语文选》，第二集，圣彼得堡，1895年，189-212页。

 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会议记录摘文（原件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院档案馆，卷148，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宗1）。

 1906年1月21日会议，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公报，№6，圣彼得堡，1906，10-11页；1906年11月25日会议，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公报，№7，圣彼得堡，1907，7—8页；1907年3月10日会议，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公报，№8，圣彼得堡，1908，5页；1907年11月10日会议，同上8页；1910年10月2日会议，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公报，第二集，№1，圣彼得堡，1912，30页。

 卡鲁仁斯基，1969，卡鲁仁斯基：《G·菲多尔·穆罗木斯基及其在伊犁边区收集的语言资料》，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T32、Z2，华沙，1969，85-96页。

 卡鲁仁斯基：《锡伯语述评》，佟玉泉译，《锡伯族研究》，乌鲁木齐，1990，P352-369。参见汉译文。

 科特维奇，1910，《对18期282页的补充和修改》，俄国皇家考古学会论丛，第19期，圣彼得堡，1909-1910，0215-0216页。

 克罗特科夫，1913，克罗特科夫H·H：《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论丛，圣彼得堡，1913，21期，117-136页。（参见克罗特科夫《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佟玉泉译，《锡伯族研究》，乌鲁木齐，1990，378-391页；还可参见1985年斯达里德译文）。

 列别杰娃、郭列洛娃，1993，列别杰娃E·Л、郭列洛娃Л·M：《满语的锡伯语方言》（根据B·B·拉德洛夫院士的资料），Actas Manjurica.T.4。

 穆罗木斯基，1907，穆罗木斯基Ф·В：《1906年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派东方语系学生Ф·В·穆罗木斯基去伊犁地区的筹备汇报》，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公报，№7，圣彼得堡，1907，55-59页。参见单行文摘，圣彼得堡，1906，5页。

 穆罗木斯基，1909，穆罗木斯基Ф·В：《穆罗木斯基1907-1908年伊犁之行工作汇报》，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9，圣彼得堡，1909，30-34页。参见单行文摘，圣彼得堡，1908，5页。

  庞 ，T·A·克罗特科夫关于满族婚礼的两份手稿，《东方民族的文化历史问题和文献资料》，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第25届年度学术研讨会议(论文和信息)，1990。

 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会议记录，1906年1月26日会议，第6集，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论丛，17卷，圣彼得堡，1907—1908，22期。1906年2月23日会议，第4集，同上，24期；1906年4月21日会议，第6集，同上，33期；1909年9月24日会议，第8集，俄罗斯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卷19，圣彼得堡，1909～1910。

 拉德洛夫，1870，《拉德洛夫先生谢米列契之行》，俄国皇家地理协会公报，圣彼得堡，1869，卷5№5，216—217页。

 拉德洛夫，1870，《对1869年夏谢米列契和伊塞克湖之行的简单汇报》，俄国皇家地理协会公报，圣彼得堡，1870，卷6，96—100页。

 拉德洛夫，1889，拉德洛夫B·B：《西伯利亚日记》，莫斯科，1989，参见此前出版的德文版：Aus Sibirien.1/ Leipzig, 1884, Bd. 1-2; 2/ Leipzig,1893, Bd.1-2。

 萨沙，1989，萨沙：《俄文书籍中的锡伯歌曲》，锡伯文化，№5，乌鲁木齐，1989，91—96页。

 注释:

（1）另外，还有索伦和达斡尔营。

（2）这些引入的部分内容，有可能是经编者同意后使用了其卡片目录，后来由穆罗木斯基所补充(科特维奇1939，111页)。

（3）Siddhitu kuuriyin tuuji. 厄鲁特版本的俄译稿见：《死神》，Б·Я·弗拉吉米尔策夫翻译，圣彼得堡，莫斯科，1923；同上，1958。

（4）多尔菲尔翻印了其中的一首四言诗，以便与南西伯利亚的突厥民族诗歌加以对照[多尔菲尔，1964]。Икэгами Дзиро 引用了另一首民歌(Икэгами 1988—1990)。

（5）《俄国汉学史概要》，莫斯科，1977，228页。在郭列洛娃、彼得洛夫、斯梅卡洛夫、潘克拉托夫等著《俄国汉学家》以及瓦西利·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1818～1900）的自传中，也曾未提及这些考察的消息，俄国东方学概要，论文集2，莫斯科，1956，232—340页。

（6）手稿收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一排，宗1，№346（214张）。参见：Ф·В·穆罗木斯基：《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5年4月20日至9月1日委派学生Ф·В·穆罗木斯基到阿斯特克斯拉汗州卡尔梅克草原之行的初步汇报》，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公报，№6，圣彼得堡，1906，50—52页；《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5年3月26日和1905年9月24日会议记录摘要》，圣彼得堡，1906，7页。

（7）在考察汇报中因出版者失误印成了“Бодишань”（穆罗木斯基，1907，55页）。1908年3月7日穆罗木斯基在给科特维奇的信中指出了此类印刷错误（穆罗木斯基档案3，1，34张）。师傅的出生日期是根据迪亚科夫的意见确定的（迪亚科夫，1908，235页）。

（8）福善（穆罗木斯基档案3、1，110张)，在给他的信中穆罗木斯基称其全名是陈福善（穆罗木斯基档案3、1，20张）。

（9）拉德洛夫的被采访者使用的正是这种语言（科特维奇，1939，107张），巴里善也同样用了此语。

（10）这样以来，穆罗木斯基1905年继续完成1903—1904年鲁德涅夫的卡尔梅克调查,1906年拉德洛夫在1869年的锡伯之行后,现在他又踏上了1905年对塔城翁克尔索伦语进行研究的另外一个大学教授拉木斯特德的路。

（11）连同锡伯文资料一起带走的还有穆罗木斯基搜集的达斡尔和索伦资料。1935年H·H波别曾试图设法将这些资料要回来（穆罗木斯基档案3-3），但无果，卡鲁仁斯基甚至还早于锡伯文发表了这些资料。

（12）А·Л·科纳克夫提及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图书馆手抄本部B·B·拉德洛夫和卡梅内斯基关于锡伯语约18600张手抄卡片时，会不会指的就是这些资料呢？（见А·п·科纳克夫：《满学在俄国和苏联》，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语言部，卷4，5集，莫斯科，1947，29页）。

（13）而且在吉林和齐齐哈尔也工作过。其简历见：《我国突厥学家人名辞典》。十月革命以前由科诺诺夫编，第二版，莫斯科，1989，136页。

（14）根据皇家科学院历史哲学部和俄国中亚东亚研究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可追索到的资料，克罗特科夫建立中亚资料体系的时间表是1907—1912年。关于这一问题详见A·H 罗果扎：《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抄部收藏的东突厥斯坦中亚伊朗诸语言手抄本体系建立的概况》，东方文物，历史哲学研究年鉴，1969，莫斯科，1972、254—258页。遗憾的是，就是在此书中，上述两家记录的克罗特科夫资料目录也不完整。

（15）日期是根据克罗特科夫给科特维奇的信确定的（迪亚科夫档案5、2，散张12—13）。

（16）在沃尔科娃的名著《满文手抄本目录》一书4页上出现的有关1898年收到克罗特科夫满文资料的一事，没有任何能肯定的资料。这一可疑的时间不久前在其他文章中也出现过（庞1992-2，7页）。

（17）附带要说的是，在克罗特科夫所收集的资料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手稿[克罗特科夫档案4-4]。

（18）由于穆罗木斯基档案的概述这次是首次公开，为了完整起见而值得提醒的是，这批资料除与锡伯族无关的以外，还有其他内容：古城附近两座古迹的平面图（43张）；B·Л·波尔特内赫拍摄的昌吉附近古城遗址平面图（44张）；吉木萨尔附近破城子古迹平面图（45张）；1905年6月23日某某伊鄂内、古斯塔沃维奇从塔城给穆罗木斯基的信（98—99张）；“有关Д·M·波孜德涅耶夫研究日本的著作有货出售的公告”（231张）。

（19）这些手稿，当时编制成的目录有不少错误，如对M·Л·沃尔科娃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手稿概述》（莫斯科，1965），О·M·吉木做了不少更整—，M. Gimm. Zu der mandjurischen Sammhugen der Sovjetunion.I /Tong Pao. Vol. LIV. Livr. 4-5/ Leiden, 1968. S.288-309。沃尔科娃的概述至少由后来的两本目录（富丽：《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北京，1983；Walravens  H.Mandschurische Bucher in Russland: drei Bestands-kataloge. Hamburg, 1986.）所摘用。不算这些著作，还有些错误好像在某些学术著作中已经固定了下来，所以，我们在下文中阐明了自己的看法。然而，除以上所例举的目录以外，我们认为有必要与科特维奇的手抄目录（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分院档案，个人卷761，宗2，№23）进行核对。这份手稿，似乎至今还没有引用过，但这是一份能够说明1920年初期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东方学档案馆手抄部满文档案状况的依据，根据科特维奇的目录，我们恢复了克罗特科夫至今下落不明的（斜体字）仅存手稿的原貌。

（20）可与早先的З·Ф·列昂特叶夫斯基翻译的歌曲相比。Д·И·赫沃斯托夫：翻译成散文后写成的满族歌曲。圣彼得堡，1834；同上/传说，莫斯科，1835，第10集，№31-34，98页。

（21）参见现代文集：《锡伯族民间故事集》，乌鲁木齐，1984，127—148页；管兴才：《锡伯族西迁之歌》，乌鲁木齐，1982（斯达里1988，28—68页）。

（22）T·庞好像是通过对笔迹进行目视和比较来确定了这份手稿是克罗特科夫的某个用满文签名Ceng siowei leo的（何况汉文的 Чэт Сюэ-лоу 与Чэт Сю-ляо不同）通信者所写。在此暂时不考虑这种方法的可信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不大可能是锡伯族歌曲肯定是从遥远的黑龙江行政当局来的汉族官员所记录。参见其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H·H克罗特科夫）卷32，宗2，№17的信。

（23）类似的文章可参见现代文集：《锡伯民间故事集》，乌鲁木齐，1984，83—87页；苏德善：《喀什噶尔之歌》，乌鲁木齐，1984。

（24）类似的文章可参见现代文集：《锡伯民间故事集》，乌鲁木齐，1984，29—33页；Stary·G：Ars Poetica Manjurica. Wiesbaden, 1989, S. 281-282. (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d. 107)。

（25）类似的文章可参见现代文集：《锡伯民间故事集》，乌鲁木齐，1984，75—82页；《三国之歌》，乌鲁木齐，1983； Stary·G：Ars Poetica Manjurica. Wiesbaden. 1989, S. 179-195( Asiatische Forschungen, Bd.107）；同时可参见（沃尔科娃№139）编号为A79号手稿。

（26）除以上手稿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档案馆所收藏的克罗特科夫卷宗中，还有大量有关其在吉林、黑龙江、固尔扎和乌鲁木齐任职期间有关外交活动方面用满、俄罗斯和汉文书写的来往信件和其他材料，其中有中国新疆和北满洲的详细地图、“俄罗斯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收藏的满文图书卷”论著目录29张，1918（宗1，№10）。

（27）此外，科特维奇提到的不是两份，而是三份同样内容的抄本（op.cit.527—528）：“手稿在A·A·迪亚科夫处，复制件（1906）在科特维奇处，H·H·克罗特科夫的第一份编排有些不同。”可见，在本综述中（迪亚科夫，5、1；克罗特科夫4、5）所引用的是科特维奇所例出的第二和第三份手稿。

（28）我们未见到此文，这里摘用的是：Stary·G：Manchu Studies.An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Wiesbaden, 1990. Vol. 2. №4034，斯达里说，应该还有第三部分。

（本文译自《珍藏资料·民俗笔记》第2——3集，第113——137页，圣彼得堡，1993年印。译者：佟玉泉，新疆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俄文和满文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