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九年（1764），近五千锡伯族兵民西迁伊犁屯垦戍边。生活在八旗军政生产合一的组织中。按照清朝的规定，他们“出则为兵、入则为农”，以练习弓马箭为主。按当时八旗锡伯营的规定，男儿十八岁就要参加旗下挡房和总管挡房的选试，选试主要考弓马箭，满文文化次之。考上者为伍克幸（披甲），发给银饷，并由此走上仕途；考不上者为苏拉（闲散）除无银饷外，仕途也无份。所以，练习弓马箭对锡伯族青年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但也并不是说伊犁将军府辖内无官办学堂。据《新疆识略》卷四《伊犁城池解暑》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伊犁将军明瑞八旗随营子弟不能家自为学，故每旗设清书学房一所。乾隆三十二年，因锡伯军民人口增加，于是“增编两个牛录，共为八牛录，以为八旗”。完成了锡伯八旗的编制，组建了锡伯营。因此，锡伯八旗即锡伯营。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驻地六牛录（曾为锡伯八旗总管挡房驻地），当有一所书房，有教习二人，分司教学、教弓，学满文的四书五经。沉重无定额，一般十六至二十四名不等，年终由伊犁将军府派员考课，考上者如上所述走仕途。同时伊犁将军府驻地——惠远城有义学一所，其中只有几个锡伯族子弟就学。嘉庆七年，伊犁将军松筠以八旗子弟以能读书者甚多，就在旗学义学及八旗闲散童蒙中挑选聪慧者集中一起，选派满、汉教分司教读，并宣讲圣谕广训，派满营协领等官管理，这种学校叫敬业官学，伊犁仅一所。当时锡伯营八旗最多有五个锡伯学生就读。上述这此学校都是为伊犁将军府和各八旗培养一般公务人员和八旗文武官员的。另外，每个牛录均有若干私塾。牛录的学堂、私塾，还有伊犁将军府在其驻地办的义学以及清书房，对当时实为国文的满文的掌握使用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锡伯族中，也有了用本族语言写的文学和历史作品，如一八二六年书写的四十行《顿吉纳》的诗，民间转抄保存至今；清咸丰年初锡伯营卡伦侍卫何耶尔.文克津写的散文《辉番卡的来信》；1884年左右，惠远城义学毕业生，笔贴式费尔肯顿、画家巴图善、统领随从达西等，根据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情节，创作了《三国之歌》，将三国演义的主要章回用诗歌形式描述。另如依拉其牛录尔喜萨满于光绪十年十一月整理了二册《萨满歌》，共一百二十页，一千七百三十六行诗词。从这些可窥见锡伯族当时教育状况的一斑。

 光绪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将军金顺率军抵伊犁，从沙俄手里收复了伊犁地区。清朝皇帝谕旨，补发同治年间叛乱和沙俄占领八年时间所欠的各部、营官兵的饷银。锡伯营总管色布喜贤，了解到所补银饷数额很大，请求金将军拨款，在锡伯营的每一牛录办一所官办义学，每月从国库拨十六两白银做锡伯营教育经费。从此，锡伯营的八个牛录均设了一所官办义学，吸收锡伯族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其教员为惠远城义学毕业生。当时义学的课程是第一年学习满文字和简单的语法；第二年、第三年学八旗戒训、满文的诗经、满文的三字经经、千字经和五经四书。补发给锡伯营所欠的银饷，未即下发，色总管召集付总管及各牛录佐领商定：以此款作资本在锡伯营成立公益当铺，一反清朝旗人不做买卖的习惯，由公益当铺办商店、酿酒；将收入的一部份作为各牛录义学的经费。因义学不断扩大，原由伊犁将军府按月拨的经费已不够开支。

 常龄将军来伊就职时，色总管又署理索伦营领队大臣，与惠远城管官仓的徐老总（汉族）商议，从官仓办事人员中聘请三名汉人当老师，从锡伯、索伦二部各牛录义学中选学生五六十名，在惠远城官仓内专学习汉语，学生在学期间一切费用均由徐老总处解决。从此，给锡伯、索伦二营各义学输送了一批民汉兼通的教员。从1890年左右，各义学开始教满、汉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五经四书，为锡伯族的双语教育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1901年，色布喜贤被正式任命为锡伯营领队大臣，在他进驻惠远城（当时凡为领队大臣均在惠远城设大臣衙门）后，又在自己的衙门里办了学校，招收六十余名锡伯子弟，进行满、汉语教学。并在锡伯营四、六牛录挑选百余名学生集中学汉文。从此锡伯族的学校普遍开展了学汉文的活动。

 伊犁地区常有沙俄事务及商业往来，色布喜贤与索伦营领队大臣赤锐、总管富善商量，秦请伊犁将军马亮批准，从锡伯、索伦和旧、新满营中挑选了关清廉等11人，于1903年由富善亲自送往俄国阿拉木图公费留学。那时，锡伯人多不愿自己子女远离家乡去俄国留学。富善就带头把长子崇娜送俄学习，色布喜贤也将自己的孙子帕尔塔里送俄留学。

  以上留俄学生于1914年前后毕业，他们回国后都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如崇娜当了眼科大夫，关清廉自1024年起任驻阿拉木图领事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伊犁惠远城成立了武备学堂。由日本人原应东任监督，先后有几百名锡伯、索伦、达斡尔、蒙古、满等族青年在此学习文化和军事本领。色布喜贤与富善商议将武备学堂毕业的二十多名锡伯生送俄留学。但俄方未予接受。武备学堂于一九一二年伊犁革命后解散。

 锡伯营的公粮原均交到三四十公里外的惠远城官仓，在渡伊犁河时常发生人、粮俱落水的事故。于是色领队大臣秦请伊犁将军批准，于一九零四年在锡伯营各牛录均建官仓，农民就地交粮。各牛录挡房对公粮也有了一些处理权，从中拨出一部分用于牛录义学的经费。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初一，色布喜贤逝世，享年六十一岁。他从光绪八年升任锡伯营总管至逝世为止的二十五年中，时时都在关心锡伯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并在一百余年前就认识到学习汉语文的重要性，提出了少数民族应进行民、汉两种语言的学习，并积极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色领队大臣在发展锡伯族教育事业上的又一重大代谢是派出学生去俄国留学，这对于改革伊犁地区的旧教育，办新学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色布喜贤系今察布查尔六牛录（镶红旗）人，他一生为民族的教育事业操劳。临终前他又将自己的百多匹马、牛无偿献给锡伯营作公产，用于办教育。他为发展锡伯族的教育事业费尽了心血，也为后世留下了重视教育的风尚。

 1911年辛亥革命后，锡伯族的一些知识分子以改革本民族旧教育制度为目标，由常广斋、博肖昌、佟金阿、木金阿、元保春等发起，在伊宁市成立了“尚学会”，博肖昌任会长，并在今察布查尔的一、三牛录建立了分会，会员有70多人。因他们都剪了辫子，群众称之为“莫特克”（意为光头）。在“尚学会”属下成立了“色公”（以色布喜贤之名命名）学校。为筹措办校经费，在群众中进行了募捐。锡伯族群众共捐献小麦一千戽（一戽合四十公斤）银数千两。聘请涅车春、关清廉等作教员，于1914年初招生。当时校舍未建好，佟金阿主动腾出自己的几间房屋作教室及办公室。半年后，教室、办公室建成四间，师生迁入新房后又增收学生近百人。教室黑板、讲台、桌椅齐全，一改旧学堂席地而坐的习惯，每天上课六小时，内有体操课，注意了对学生的智、体培养。课程设置有满文、汉文和俄文。一年后，从内地订购到新课本，就改为新学。教师用满、汉两种语言授课。

 在“尚学会”和“色公”学校的影响下，四牛录又组成了“兴学会”，群众为此捐献一千两银，五、六百戽小麦，将牛录挡房衙门的几间空房作了教室和办公室，学校为纪念曾任索伦营领队大臣的西吉尔浑而命名为“西公”学校。教员均为“兴学会”会员，夏尔达任校长。从关内订购了新课本，教员用满汉文授课，还开有满文字母及语法课。

 当时“色公”、“西公”两校在“尚学会”和“兴学会”领导下，教职工都剪辫子，并动员学生也剪辫子，学生中不少人还写了反封建专制的文章、诗词等。“西公”学校一个叫尤月亭的学生写文章贴到墙报上，文章说办牛录公事的人应有德有才，有知识，为穷苦人办事。四牛录佐领锡拉春看到此文后很生气，要求校长让学生读旧书。遭拒绝后，便借全牛录老年人都支持他的理由，以牛录挡房衙门名义命令学校教旧书，学生不得剪辫子改俗。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兴学会”会员因家长威胁，不敢参加会里的活动了。学校便召开全体教职工会议，推举夏尔达等三人赴惠远城，向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报告了佐领不准教新学的情况。杨听后赞扬了坚持教新学的青年，并决定将“西公”学校改为民办公助，学校一半经费由牛录挡房负担，另一半由“兴学会”募捐筹集；并要求其他牛录也要办这样的学校，又正式任命夏尔达为校长，得到了伊犁镇守使的支持，使教职员们和“兴学会”会员倍受鼓舞，办学劲头更大了，不仅教新学，还增建教室，增收学生。锡拉春佐领无奈，只得照章供给学校经费。

“尚学会”、“兴学会”和“西公”、“色公”两校成立时，正值沙俄搞鸦片输出，使一些锡伯人染上了吸鸦片的恶习，造成一些地方田园荒废，生产衰退，社会风气败坏。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对此感到忧虑，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如常广斋编了《规劝游闲者》的歌，夏尔达写了《劝学歌》，教学生传唱。其中唱道： 

  父亲在外受辛苦，母亲在家更忙碌；

  哥哥种田汗浇苗，姐姐缝衣备寒暑；

  先生教书费心血，朋友也为你焦急；

  我们要是不勤学，心里怎能对得起…

 乌扎拉·萨拉春编了《拒毒歌》和《戒烟歌》。“尚学会”会员还集体创作了话剧剧本《郭岐三》等，由“色公”学校师生向群众演出。通过这些努力，原来吸大烟的人不少戒掉了恶习。夏尔达还写了《国耻之歌》，揭露帝国主义用不平等条约瓜分我国领土的罪行，其中写道：“大家快来入校，发奋勤学上进，学好本领救祖国，以雪国耻为重任。”“西公”学校还从学生中挑选了一些人组成文艺小队，将上述歌词配乐演唱，还根据话剧剧本进行排练。他们向群众教唱了《戒烟歌》等歌曲，并利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给民众演出节目，使群众受到了禁烟教育，认识到学习知识的必要。这样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也使学校得到了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支持。“兴学会”和“尚学会”经常联系，互通信息，交流办学经验。“西公”和“色公”两校常搞文艺会演，合办运动会。这些在旧学堂里都是从未有过的新鲜事。

“西公”学校越办越好，用“光学会”的经费选派优等生金日仁到迪化学校学习，六牛录办了高等学堂后，又有达春太等五名学生进入了高等学堂，后达春太也由“兴学会”资助赴迪化上学深造。

 辛亥苦命后，伊犁地区除锡伯、索伦营有新式学校及伊宁市俄罗斯、塔塔尔族办的新学校外，别无新式学校。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 锡伯营领队大臣与总管、各牛录佐领等商定，在总管挡房衙门所在地六牛录成立高等学堂，1917年该学堂成立，校长为涅车春，由灵富善、柏林、魏吉柯等任教，舒凌保为监督。成立后从八个牛录共收学生40名，组成一个班。以后学生发展到了120人，有四个班。学生口粮从官仓供应，菜金由总管挡房支付。教职工薪金及其他杂费由公益当铺负担。至此，各牛录义学和“色公”、“西公”学校的一切经费均由牛录挡房承担。

 高等学堂建立后，过了两年用满、汉两种文字出了校刊，促进了文化生活的发展。1919年柏林调往惠远城高等学堂任教。高等学堂第一期有40学生毕业。涅车春、灵富善、魏吉柯、花连阿、柯会青等先后任过高等学堂校长。县政府移到了三牛录后，高等学堂也随迁，后与一牛录中心小学校合并。高等学堂存在了二十余年，一直办到了1940年前后，为发展锡伯族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六十岁以上的锡伯族知识分子，都在高等学堂学习过，如作家郭基南，察布查尔具第一任县长沙陀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锡伯营八旗制为郡县制所取代，高等学堂及各牛录义学与“色公”、“西公”诸学校，均改为公立学校，其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由政府统一管理开支。

 1937年,伊宁市成立了五族中学，在迪化的锡伯族政界人士通宝、伊敏政等商议于同的在迪化成立了“新疆省锡伯、索伦、满州文化促进会”，并在伊宁市和今察布查尔的一、三牛录建立了分会。在该会的建议下，伊宁市五族中学于1940年招收了锡伯族学生，办了两个班，到1944年秋，有近百名学生毕业。

 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在1933年后有不少考入迪化的专业学校，1937年时考上迪化学校的已有七十余人，1939年有150名，占当时新疆境内锡伯族人口的1.5%。足见那时锡伯族的教育事业已相当发达。

 此外，高等学堂的毕业生在1933至1939年间，去苏联留学的有50人。广禄任驻苏塔什干总领事时，其子女亲属中有十余人自费到苏联留学。这次留苏学生回国后，为新疆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区革命初期，锡伯族聚居地区的学校曾一度停课，后于一九四五年春节左右陆续复课。在三区革命政府支持下，一九四六年在伊宁市成立了三区的“锡伯、索伦文化促进协会”。在会长通宝、副会长关荣来等的领导下，办了教师训练班，为锡伯族聚居地区的小学培训教员。该会还于一九四七年决定废除满文字母中发音相同的十三个音节字母，另外创制了三个在锡伯语中有音无字的字母，共一百二十一个音节字母，即现行锡伯文字母。在该会的建议下，伊宁市三区革命政府最高学府“阿合买提江专科学校”中设立了一个锡伯班，收了四十名学生。三区革命时期，锡伯族小学由原来的十二所增加到十五所，在校学生近两千名，占当时锡伯族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1948年在“锡、索协会”属下，伊宁设立了“锡伯中学”，当年秋招生四十名，学生的口粮自己负担，其他经费由协会供应。设锡伯语法文学课、数理化采用汉文课本，译为锡伯语文教授。还聘请俄罗斯人沙巴拉当俄文教员。

 1949年，一些锡伯族的开明人士募资筹款，在县府所在地六牛录的城隍庙修建了一所规模较大的中学，将伊宁市的锡伯中学迁至察布查尔，仍命名为“锡伯中学”，有学生九十多名。

 综上所述，锡伯族的教育事业，从光绪八年(1882)，色布喜贤为锡伯营八个牛录各建一所义学开始到解放后的1949年为止的六十八年中，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光绪八年成立义学至民国五年(1916)的三十四年中，是锡伯族教育史上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时期。此时期，由办旧学到新学旧学并行，最后以新学完全取代了旧学。由只用满语授课过渡到用锡伯、汉两种语言同时教学，为培养新型的、民汉兼通的人才奠定了牢固基础。

 第二阶段，自民国六年至民国三十三年的二十八年，兴办了高等学堂，使一批优秀学生得以升入迪化的高一级学校深造，同时建立了“锡、索、满文化促进会”，并开展了配合抗日宣传的扫盲活动。这使锡伯族的教育事业从质量和群众性两个方面都大大前进了。

 第三阶段，从三区革命胜利到一九四九年底，这期间在伊宁市建立了锡伯族的第一所中学，使锡伯族的教育事业走上了正轨化健康发展的道路。

（本文原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2——3期、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化》1989年第5期、《伊犁文史资料》1989年第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