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在新疆的历史已逾240余年。在此期间，锡伯族受到了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其文化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受来自汉、满、维吾尔、哈萨克等文化的影响外，又受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俄罗斯文化为带有欧洲特点的文化形态，较清朝封建文化进步得多。它影响新疆锡伯族始于清朝中后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其影响力仍然很强。现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乌珠牛录（原镶黄旗）佟佳氏家族，在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俄罗斯文化传播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文化亮点。叙述和探讨这段即将从人们记忆之中消失的文化现象，对全面认识新疆锡伯族历史与文化大有帮助。
（一）
锡伯族最早与俄罗斯民族接触始于17世纪下半期。当时，沙俄侵占西伯利亚之后，开始将侵略矛头指向我国黑龙江地区。黑龙江流域达斡尔等族聚居的村落首先遭到侵略者的进犯。在这些村落就有部分锡伯族杂居。可以肯定，他们为首次接触俄罗斯人的锡伯族。他们与达斡尔等族共同抗击沙俄，谱写了爱国主义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锡伯等民族并未感受到俄罗斯文化文明进步的一面，而只是对俄罗斯人留下了人类学特征上的印象。【1】
1871年沙俄侵占伊犁之后，在锡伯营也设立了其统治机构，新疆锡伯族开始接触俄罗斯人。沙俄在政治、军事上对锡伯族进行殖民统治的同时，又用自己的文化模式治理锡伯营，俄罗斯文化开始影响新疆锡伯族。1865年，索伦营部分达斡尔、锡伯以及部分蒙古族被迫退入俄罗斯境内，在阿拉木图等地为俄国当局耕种、放牧两年余时间，期间接触俄罗斯文化，其眼界得以开阔。至清末，少年时代曾两年多时间受俄罗斯文化影响的索伦营锡伯族官吏福善和扎拉丰阿，首倡派锡伯族学生到俄国阿拉木图等地上中学或专科学校学习。锡伯族开始深层次接触俄罗斯文化。至民国初年，这种留学活动有增无减，不仅在伊犁锡伯族中形成了一个倡扬俄罗斯文化的阶层，还造就了一批既传播俄罗斯文化又重视与俄罗斯进行民间经济交流的进步人士。其中锡伯营镶黄旗佟佳氏之佟精阿家族即为后者的典型代表。
在锡伯营，佟佳氏为大姓，称佟佳哈拉（哈拉为姓之意），在有的牛录，其分支或称图克色里哈拉，或谓图木尔齐哈拉。而镶黄旗的一直称为“佟佳哈拉”（有的史料称“佟家”或“屯扎”）。该旗的佟佳氏经过清中期数辈繁衍，至清末已分出数个支系（锡伯语莫昆），其中一支繁衍至佟精阿氏，开始成为与俄罗斯进行民间贸易、传播俄罗斯文化的典型家族。
佟精阿，1888年生于锡伯营镶黄旗，幼年丧父，被寡母养大，因家贫失学，但他自幼深知学习文化知识之重要性。民国四年（1915）左右，他与常广斋、博孝昌、穆精阿、元宝春、萨拉春、广普、寿林等进步青年一起成立了倡导新学、传播近代进步文化的民间文化团体——尚学会，并组建了会办学校——色公学校。他被推举为管理学校后勤的负责人。办学初期因学会会员不多，捐助有限，办学发生了困难。佟精阿面对困境，一方面腾出自己的住房作为教室和教职员工办公室，另一方面利用中俄边境管理不严之方便，把锡伯营自己酿造的白酒贩运至俄罗斯境内销售，将所赚利润用于资助办学。当时，俄国的烟土需求量也很大，俄国商人每年招锡伯营农民或在其国内或在我方边境线以内择地垦荒，种植鸦片。佟精阿将其视为商机，收购民间种植的鸦片成品，不通过中间商贩运至俄国境内销售，将所赚利润也全部用于色公学校的各项开支，使该校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在贩运白酒和鸦片的过程中，佟精阿还有心体察所到俄罗斯地区的办学情况和文化市场，购买其校用教材和有关图书材料带回锡伯营，并委托曾留学俄罗斯的人员翻译成本民族语言，因此，色公学校中后期使用的自编教材内容，均参考了俄罗斯各科教材形式和内容。不仅如此，尚学会在开展农村各种竞赛和文化活动【2】 （p352-355） 时采用的形式和文化读物，也部分地搬用了俄罗斯国内的形式和文化产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中亚相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其文化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佟精阿等人通过与俄罗斯民间贸易，开始接触苏联的新思想、新文化，对锡伯营封建制度也有了新的认识，其思想开始往改良主义和民主化发展。故而色公学校在后期的办学中，不断引入新方法、新模式，其中“开门办学”、“学生走出课堂步入社会”的办学形式成为其一大亮点，在锡伯营封建社会也开了办社会化文体活动的先例。在民国初年的锡伯营反封建斗争时，佟精阿因受俄罗斯思想文化影响较深，因而带头参加这一活动，受到锡伯营当局的注意。
佟精阿虽然因家贫未能接受教育，但他在与俄罗斯进行民间贸易的过程中，通过体察对方社会，深刻认识到了教育对一个民族发展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他曾对年幼的儿子（佟荣昌）说，人没有文化知识就会被人欺侮，俄罗斯人个个对我们盛气凌人，看不起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文化。我们民族要摆脱被人欺侮的地位，就要不声不响地向俄罗斯人学习，像他们一样抓教育，人人都要接受教育。基于这种认识，他立志让自己的子女都接受教育。他多次带两个儿子到俄罗斯，让其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激发其求学热情。佟精阿虽然不懂俄罗斯语言文字，但每次到俄罗斯境内，都注意搜集俄文读物，包括当地报刊、儿童读物、小学教辅等带回家，让其子女欣赏。其子女在上小学之前都是欣赏这些读物长大的，并且从小就加深了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佟精阿的后半生均操劳于本民族的教育事业，不仅从物质上支撑色公学校先后培养出诸多文化人，还通过与俄苏的民间贸易和输入文化产品的方式，让本民族群众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对俄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他的社会贡献，锡伯营民众给予了充分肯定，民国十四年（1925），锡伯营八个牛录的群众自发地为他敬献了“热心教育”的匾额和颂词【3】。颂词中充分肯定了他为锡伯族教育事业所作的重要贡献。
（二）
佟精阿在资助教育、与俄国民间贸易以及传播俄罗斯文化方面的身体力行与孜孜以求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其子女，尤其是对其小儿子佟荣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使其不但继承和发扬了父亲的精神，并且比父亲做得更出色。
佟精阿育有五个子女（二子三女）。他虽然文化不高，但他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在愚昧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让三个女儿也和儿子一起接受了教育，并都曾在自己创办的色公学校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学习，而且两个儿子都曾留学阿拉木图，小女儿也被送至迪化女子学校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来说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举动。佟荣昌在其五个弟妹中是较为优秀者。他聪颖好学，天资求进，独立性强，观察问题细腻，善于思考。因而其父亲自幼对他寄予了莫大希望。他每次随父亲去俄罗斯总能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情，所提问题常使父亲左右为难。他在俄罗斯常对新型农具、先进的用品以及少儿读物等最感兴趣。正是这些天资和后天培养的兴趣，使他成为清末以来锡伯营第二代接受和传播俄罗斯物质文明及进步文化的重要人物。
佟荣昌生于1908年。因其少年时代在色公学校接受了开放性的近代化小学教育，故思想比较活跃，封建意识相对淡薄，开放意识较强，对新生事物均有很强的求知欲。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其中亚地区也相继步入社会主义社会，新疆与周边的关系明显改善。这时，有关苏联社会变化的信息不断传入锡伯营，吸引着有志之士欲亲身感受。佟荣昌闻此信息，亦受到很大的震动，经常向父亲询问苏俄的有关事宜，并表达能否前往该国留学的意思。儿子的心愿正合父亲早已想好的意向，他即刻问儿子学习哪方面的知识。佟荣昌回答说，想学习农业，学成回来帮助改善家乡的农业生产状况。自此，佟精阿便开始筹划送儿子留学苏联的事宜。
1924年中苏建交。中苏开始向对方互派领事。中方任命锡伯族文人关清廉出任中国驻阿拉木图领事。关氏1903年曾留学俄国，因成绩优秀，曾获得俄国学校当局颁发的金质奖章。色公学校成立后被聘为学校教习，与佟精阿共事数年之久，并教过上该校的佟荣昌及兄妹，因此了解其聪颖好学的秉性。关清廉利用出任领事的有利条件，经与苏方协商同意，挑选包括佟荣昌在内的10余名锡伯族青年到阿拉木图留学。佟荣昌如愿进入阿拉木图农牧专科学校学习。起初他专攻俄语关，经过一年多时间，基本掌握了俄语。学习期间，他广泛搜集各种俄文资料，假期带回国内，让弟妹及亲朋好友欣赏。最后一年他将妻子六娘带到阿拉木图陪读。六娘在阿拉木图期间，一边为丈夫当后勤，一边到阿拉木图各处游览，并到俄罗斯人家学习烹饪、绣花、缝纫、家内装饰、礼节等，也掌握了俄罗斯日常用语，并学会了使用缝纫机。1926年佟荣昌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携妻回国。
回国后的佟荣昌夫妇，首先在外表上散发着浓厚的俄罗斯气息，其衣着一改传统的长袍马褂，改着当时俄罗斯青年人的服饰，冬有冬装，夏有夏装，衣料多为毛质或洋纱（苏联棉布）。尤其是六娘，头剪短发，身穿连衣裙或裙子，穿长统袜和靴子，身穿翻领衣，酷似俄罗斯妇女。每届寒冬，佟荣昌身穿呢子大衣，脚穿靴子，头戴皮帽，在穷乡僻壤夫妇俩真产生了鹤立鸡群之效果，起到了轰动全牛录的效应。其次，佟荣昌夫妇自俄罗斯带进诸多茶具、床上用品、文具、报刊、书籍、手摇唱机、唱片、照相机、缝纫机等，并开始以俄罗斯家庭摆设形式进行陈设，使其家内传统陈设和装饰发生了很大变化。为此，左邻右舍不断前来欣赏这种异国情味的变化，尤其在女性社会里成为言不尽的话题。再次，佟荣昌夫妇将俄罗斯饮食文化也带进了这穷乡僻壤，带进俄式铜壶（萨玛瓦尔），在家里修起烤面包的俄式烤炉，并经常烤制面包(列巴)让来人品尝。每届果熟季节，六娘亲手制作各类果酱。平时的饮食习惯又起了变化，苏波汤、俄式菜肴（克俄尔达克、胡尔屯）、各种自制的点心等成为经常上桌的食物。清闲时，六娘还手把手地教乡里的妇女缝纫、绣花、制作俄式点心菜肴等技术。很多乡亲的孩子经常到他家翻阅所带进的俄罗斯图文并茂的少儿读物。还向乡亲们宣传俄式住房的好处。经过几年的潜移默化，乡里人大多都对他们家表现出的俄罗斯文化现象给予了正面的肯定，对其进步性有了不断的认识，人们开始用欣赏和称羡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身上散发出的异国文化现象。有的人甚至开始模仿他们的做法，改进自己旧的传统。此外，人们对佟氏夫妇平时言谈举止、俄式礼节的表现也有所议论，大家都认为，学习外面的文化、见识外面的世界就是不一样。可以肯定，在当时封建意识较浓厚的穷乡僻壤，引进异国文明并一贯身体力行，为乡亲示范，确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和精神基础。以此而论，佟荣昌夫妇身上的确表现出了一种民族的上进气质。
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国内局势全面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这为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期间，佟荣昌数次去阿拉木图等地考察，逐步形成了要继续父辈与俄罗斯进行民间贸易活动的信念。对此，其父亲也非常支持，鼓励他眼界要更放宽一些。1931年他从阿拉木图购进各种优良树种600余株，首先试植于其丈人德米善及自己院内，之后几年大量引进，并逐渐在全县种植。1932年从阿拉木图等地引进安格洛顿（安尔顿·乌洛夫）良种马和斯特洛博尔司奇（阿拉托吾，即褐牛）种牛。这些优良品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佟荣昌在与苏联的贸易往来中又观察到，在苏联，猪肉市场有广阔的前景，于是1933年向伊犁政府当局正式提出申请，要求与苏联扩大通商。由于佟荣昌在此前的中苏民间贸易中产生了名声，信誉度也高，此外，当时他已经加入“苏新贸易公司”的贸易活动，并起着重要作用，因而伊犁政府当局对他的申请很快予以批准，佟荣昌与苏方签订了为期13年（1933——1945）的贸易合同。初期，每年向苏方出口三四千头猪。后来有了资金积累，便逐年扩大贸易额和贸易范围。1935年从苏联购进皮里克斯品种无角种羊和米里诺斯（澳洲美利奴）有角细毛羊品种，1936年是佟荣昌与苏联贸易活动的顶峰。在引进优良种猪后，又从苏联购进大型农具，如拖拉机、播种机、割麦机、割草机等。又购进第一部无声电影放映机以及照相机、缝纫机等。
佟荣昌带头与苏联通商后，激活了察布查尔地区的经济。各个牛录大力发展养猪业，从初期的每年出口三四千头猪发展到8000多头。每年从苏联进口布匹、日用品、农具、食糖、茶叶、瓷器、笔墨纸张、玻璃及西红柿等蔬菜种子等价值几十万至几百万元的货物。引进的优良牲畜品种在察布查尔地区安家落户。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良种牛发展到170—180头，良种羊发展到1000多只，良种猪已普养到全县，并推广到伊犁地区其他部分县。引进的农机具虽然因种种原因未能顺利运转（拖拉机因燃料难以解决），但向人们展示了农耕由牛耕向机耕发展的美好前景。他利用引进的拖拉机，将南山坡辟为旱田，扩大了耕地面积，使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苏联卫国战争最艰难时期，苏方又要求佟荣昌同时出口其国内最紧缺的面粉。为此，他广泛动员各牛录民众将余粮磨成面粉出口，每次组织运输往往数十辆甚至上百辆牛、马车同时出动，数年内出口了上千吨粮，换回了价值不菲的布匹、日用品等，使宁西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前称）内苏联产品比比皆是。锡伯族对苏联的物质文化有了普遍的认识。佟氏的贸易活动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如1953年他从苏联购进价值6000多元的有声电影放映机一部，捐献给县委宣传部。
1944年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一些民族主义者也想把打击矛头指向宁西县民众，全县形势顿时高度紧张起来。面对人心惶惶的紧张局势，县政府利用佟荣昌懂俄语、与苏方有关部门关系熟悉之条件，与其商议对策。于是佟氏秘密过境与苏方军事部门接触，要求在伊宁的苏方官员派兵阻止起义军的过激行动，接着伊宁苏方官员派兵驻守伊犁河渡口，以防不测。同时苏方官员令宁西县官员携同佟荣昌来伊宁谈判有关事宜。首善和佟荣昌（他特意穿戴俄式服饰）到伊宁经过数天与三区临时政府官员谈判，最终接受了宁西县成立“锡伯骑兵连”并编入民族军序列参加作战的条件。在谈判过程中，苏方官员对佟氏的俄语水平、才华等深为欣赏。另外，佟氏约1931年末曾在巴平古特任旅长的迪化归化军中任翻译官，参加东路剿匪战役，此时相识的不少俄罗斯人这时也在民族军中任不同级别的官员，苏联对他又比较了解，因此，不久任其为三区民族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并特别准许免任何手续进出苏方官署，实行单独汇报制。他穿上了苏式民族军服装。之后，不时有人半夜接其出国境，进行秘密活动。佟荣昌在三区革命时期与苏方进行贸易，上述苏联官员从中起了不小作用。
1946年三区与新疆国民党当局签订“和平条款十一条”和“附文一”，三区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战事基本停止。之后，三区裁减军队，在伊宁的俄罗斯军官不少秘密回国，佟荣昌也返回家乡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并且，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培育子女之上。至此，佟氏第三代开始成为直接接受和倡扬俄罗斯文化的新生力量。
佟荣昌在回顾自己一生中与俄罗斯人交往的经历时，记录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议论：“俄罗斯文化是文明、进步的文化，俄罗斯是文明的民族。在本民族内部，他们个个都表现出文明规范，幽默风度有致。但是，在对待其他民族时，有时表现出极不文明，甚至很野蛮。因为这些民族比他们落后。俄罗斯人从不欣赏我们的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对他们来讲是落后不文明的。所以，我们必须向别人学习，把别人的长处和自己民族的长处结合起来，只有在文明方面（例如：行为举止、礼貌、外表、整洁等）超越他们，我们才能得到对方的尊重，把你当人看，甚至当作座上贵客。否则你会永远受到对方的歧视。即使一个社会文化落后的民族，学习和接受另一个先进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完全丢失自己的文化；学习先进的东西非常不容易，而接受人家落后的东西就不费吹灰之力；学习和接受人家先进的文化，但一旦你回到自己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那么丢失你学到的先进东西也是非常容易的。”【4】
（三）
佟荣昌夫妇育有六男四女。他们对所有子女均起有或是俄罗斯名字，或是异国情调的名字，子女在家经历的少年时代基本都受到了父母的俄式教育。佟荣昌夫妇深刻了解俄罗斯人的教育规范，对子女从幼小就设法摆脱父母对他们的宠爱，零距离接触俄罗斯文化，培养其独立自主的能力，让他们早早进入社会锻炼。这在当时封闭落后的察布查尔地区是一种“超前”的教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让子女零距离接触俄罗斯文化方面，佟荣昌利用与俄罗斯上层人士关系密切的条件，将子女送至伊宁市有文化（尤其注重女方有文化）又有地位的俄罗斯人家寄住，并入俄罗斯人任教和管理的学校接受教育，使其一半子女均受到了良好的俄罗斯文化教育，其综合素质都比较高。
吉尔图堪系佟荣昌的大儿子，1930年生。1946年左右送至伊宁市，寄宿在俄罗斯人卡萨金家。他是俄罗斯军官，在三区民族军中又任军官，其夫人有文化。谢尔盖为佟荣昌二儿子，1935年生。1947年底送至伊宁市，先寄宿在列特尼科夫家，在此住一年后转住拉斯赫家。他们两人均为早年来伊宁市并有地位、受过良好俄罗斯文化教育的人，其夫人们都受过教育，素质都很高。所入学校为艾兰巴格三区政府创办的胜利小学。维尔基是佟荣昌的大女儿，1937年生。1948年送至伊宁市，寄宿俄籍日尔曼人巴平古特遗孀塔玛拉·列尼多夫娜家。入艾兰巴格三区政府创办的胜利小学学习。该俄罗斯家庭主妇文化素质较高，很有品位，教育方面很规范。巴平古特20世纪30年代前来伊犁，曾任金树仁归化军旅长，推翻金树仁时他首先发难。1933年被盛世才逮捕入狱，后死于狱中。别克林为佟荣昌第五个儿子，1947年生，五六岁时送至伊宁市寄宿其姑母家，入伊宁市斯大林中学学习。
在伊宁市俄罗斯人家，佟荣昌数个子女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可谓俄罗斯传统教育，具有很强的规范性。这与本民族传统封建色彩的教育方法和内容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受到具有近代欧洲特色的教育，佟氏数个子女才自幼形成了俄罗斯化的气质和性格特点，与未受过这种教育的其他弟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俄罗斯人对家庭教育非常重视，其国内对家庭教育理论早有研究，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教育程序和内容，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均遵循该程序和内容。在俄罗斯，凡受教育的妇女，在教育子女方面都要遵循上述共同的程序和内容，因为她们知道，这种程序和内容具有全社会性特点，因此唯恐自己 的异化教育，导致自己的子女在社会上因失社会规范而受歧视和淘汰。总结佟氏数个子女在伊宁市俄罗斯人家受到的家庭教育，其寄宿家庭的俄罗斯妇女所搬用的教育模式，的的确确是俄罗斯国内传统的东西。故佟氏几个子女是不出国门都受到了俄罗斯传统的家庭教育。
在教育内容上，有关家庭和社会上的礼节是教育的第一“课”，也是始终重复和强调的内容。诸如在家不喧闹，轻脚步、轻关门，小声说话，自己的事自己干，做错事向父母和大人认错，进门脱大衣摘帽，吃饭不可剩，浪费食物可耻，吃饭不能挑食、不说话、不出声，说脏话、骂人耻辱，坐有坐姿、站有站象，饭后向主妇或厨师道谢，睡前向父母或家的主人道安，在外穿戴整洁，回家衣帽鞋袜整理放好，等等。每个家庭主妇都反复强调：俄罗斯人生来不会吐痰、随便哭。还要教吃饭的程序、姿势、坐姿以及绣花、烫衣等本领。在生活中，万一相互吵架或打架，家庭主妇很认真地、心平气和地找双方谈心讲理，直至双方认识错误并向对方道歉为止。每次发生这类事件，均借机向大家进行一次辨别是非好坏的教育。在她们平时的表现中，对孩子们根本不表露亲疏或好坏之情。这些家庭主妇从不在孩子面前失态、说错话、恶声恶气或有失尊严，而始终保持慈祥、认真、关心对方的姿态和表情，甚至有一种“圣母”般的表现。孩子们在这种家庭氛围中生活和学习，心情和各种表现都极佳。每次节假日父母来接他们回家，均表现出恋恋不舍之情。
在俄罗斯人家的家庭教育中，其家庭主妇还“担负”着配合学校教育的“任务”。首先，督促巩固和复习课堂学习内容，但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诱导、不经意中涉及学习内容、唱歌、朗诵、提问等形式。其次，根据课本内容，教相应的儿歌、讲童话、说故事和笑话等。再次，根据课本内容教绘画和手工，做游戏等。
在寄宿期间，孩子们的饮食和服饰均为俄罗斯化。其饮食偶食维吾尔族的馕和汉族凉面等。
伊宁市胜利小学和斯大林中学是纯粹用俄罗斯规范进行教育的学校。它们实际上是为伊犁地区的俄侨和当地各族上层开办的教育机构。教师和管理人员均为俄罗斯人，都受过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专业课程的培训。在学校教育中，无论形式和内容，都遵循一套极为规范和严格的教育制度，与当时国内教育制度具有很大的区别。各年级使用的课本均为俄文统一教材。课堂教学很轻松，教师和学生互动性很强，上课时学生可以随时向教师提问，教师也可以提问学生，以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学生作业数量要严格限制，以保证给学生充分的课余自学时间。课程有语文、数学、地理、美术、体育、音乐、自然、政治、宪法等。其中政治主要讲道德，如公共道德、家庭道德、做人的规范、人生哲理等，内容具体，操作性很强，均与学生的人生有直接的关系；宪法讲人的义务、权力等。在学校，学生和教师之间如同朋友关系，学校始终鼓励学生随时向教师提问题，教师均不耻下问，往往与学生同等探讨问题。学生在课外阅读的规定内容广泛，其中名著务必都要阅读，如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高尔基、屠格涅夫、普希金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等。还鼓励学生订阅各类辅助报刊和教辅。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有图书期刊发行部，价格都很便宜，学生可以随时去购买和预订，学校还鼓励学生多接触近代以来的科幻小说、惊险小说、科普读物等。学生升高中，教学课程增加心理学、逻辑学、达尔文主义基础、天文学、制图等。
在中学阶段，学校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待人接物、人生规范、社会礼节、家庭规范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各项内容都细化，绝无口号式和政治化的说教，任何要求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宣扬人生来就无贵贱，都是平等的；国家的每一件事都和你有关系；在任何场合女士优先，男士帮女士穿衣服；不可穿大衣、戴帽进教室，须存更衣室；无论何处必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尤其是残疾人）等等。总之，该阶段注重培养社会化公民规范以及“贵夫人”与“绅士”的气质和风度。
佟荣昌还密切配合子女寄宿人家和学校教育，经常抽空到寄宿人家和学校，了解子女的生活、学习情况，购买俄文报刊和图书送给他们。子女回家，首先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和子女之间，始终按俄罗斯礼节和行为方式相处，并不断对他们进行俄罗斯文化的深层次传授，使他们在家庭生活和学习期间处处感受俄罗斯文化。
佟荣昌的几个子女在胜利小学和斯大林中学与俄罗斯、维吾尔、塔塔尔、乌孜别克以及德国人后裔一同上学，在俄罗斯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子弟如同兄弟，相处和谐，最后各自走向不同的学习或工作环境，发挥各自的作用。但是，由于在基本自成体系的俄罗斯化教育环境和氛围下度过了几年甚至近十年的青少年时光，所受教育内容和形式与当时社会制度和现实不相一致，因此，他们脱离学校环境后均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如何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问题。他们普遍对当前社会的不文明、民族社会或家庭中的令人窒息的封建传统深为不适，结果都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或慢慢适应，或洁身自好。然而俄罗斯文化教育所留下的印迹却无时无刻都表现出来，成为其永远的文化表现。目前，在他们的行为举止、语言、饮食、服饰、起居、文化生活、交际、娱乐等方面，仍然部分地保持着俄罗斯文化特色，其影响力仍很明显。例如，在佟荣昌大女儿维尔基的影响下，其未受过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弟妹及其家庭，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俄罗斯文化中饮食、服饰、礼节、娱乐等文化事象。举凡果熟季节熬制各类果酱，自制葡萄酒，制作俄式菜肴、肉汤，烤制列巴，使用俄式炊具，着俄式服饰，住屋俄式装饰，跳俄罗斯舞蹈，唱俄罗斯歌曲，给晚辈起俄罗斯情调的名字，长辈与晚辈相晤行俄罗斯式拥抱和吻额之礼等。此外，他（她）们对晚辈的教育上，一直采用俄罗斯化的教育方式和内容，使受教育者的行为举止、礼节、兴趣、口味等明显带有不同文化的成分；在生活语言中，借用不少俄语词汇，久而久之，这些借词均成为全民族使用的语言词汇。
总结和回顾自己受教育的经历和所践行的文化历史，佟荣昌几个受俄罗斯文化教育的子女，对中俄文化的内容、形式以及所反映的思想内涵、相互关系等，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认为：在俄罗斯文化成分中，近代以来形成的崇尚人文关怀、民主、平等、秩序的成分比我们传统文化多，基于这种文化形态，可以培养出适应现代文明要求的粗线条文化人，但这种文化离以高度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现代文明文化还差一大截；不同形态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吸收营养比较容易做到，但一种文化形态完全融合另一种文化形态则很难做到，哪怕是进步文化与落后文化之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接受他人的文明，大可不必患得患失、怕狼惧虎，若不接受外面的文明，民族的发展进步将会步履维艰，落后的距离将越拉越长；人类文明成果都具有共同之点，无论什么国度、什么民族，其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发展到同等水平，便会产生具有共同特点的文明成果，社会物质文明和文化文明不发展到人家那个水平，我们是很难理解和接受人家那个文明的，那么我们要么加快发展我们的社会，要么只有少数人“洁身自好”；人们都在用各自的认识和知识水平看待别人的文明，自负的民族排斥甚至鄙视别人的文明，缺乏奋进的民族无视别人的文明，理性而求进步的民族学习和接受别人的文明，而根本认识不到别人文明而又自负的民族则是非常悲哀的，肯定远远落后于人，这种社会法则永远存在下去。
综上所述，清末推行的“新政”，带动了偏处一隅的伊犁地区办学、出国留学的活动，给锡伯营吹来了一丝近代进步的新风，锡伯营一些有志青年被派往俄国阿拉木图等地出国学习。伊犁辛亥革命后，锡伯族办学热情高涨，为了办学，佟精阿等人克服祖宗传下来的“贱商”心理，开始与俄罗斯民间经商，俄罗斯文化开始传入锡伯营。佟荣昌作为佟佳氏第二代与俄罗斯经商和引进其文化的典型人物，所产生的影响已载入史册。而佟佳氏的第三代在特殊的受教育环境和氛围下更深层次地接受了俄罗斯文化，他们对下一代产生的影响，虽未那么广泛而深刻，但其影响力不能低估，在其第四代身上，其文化痕迹仍然可寻。俄罗斯文化与佟佳氏的缘分是时代变化和伊犁地区特殊环境造成的，它成为伊犁地区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亮点。他们接受和传播俄罗斯文化的经历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种种文化现象，给人们留下了有待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