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由于早期受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及受其他民族的奴役和压迫，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编入八旗，迁到大连以后，受清朝教育，与其他编入八旗的民族一起，接受清朝的教育。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控制大连，锡伯族又和其他民族一样，被迫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又和其他民族一起成为国家的主人。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

 一、早期的文化教育

 锡伯族早年过着渔猎生活，因其以“畜牧迁徙，射猎为业”，因而，“其时文化未兴”，“不为文字，刻木记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转引自贺灵《锡伯族族源考》，载《锡伯族文学历史论文集》,151页）

 清朝建立以后，锡伯族陆续被编入“八旗”，接受清朝的统一教育之中。目前有文字记载的锡伯族教育活动是在康熙年间，从黑龙江开始的。无论被纳入新满洲的锡伯、索伦、达呼尔、还是蒙古，都必须学习满语满文。部分锡伯军民掌握了满文，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普遍使用满文。

 如嘉庆八年所立“锡伯家庙”石碑，有一碑镌刻着满文。又如复县东岗乡喇嘛庙瓜尔佳氏花良阿，任昭陵总管后于道光5年立的满汉文碑和他为族人留一份满汉文馈赠单，是道光13年写的，也说明当时普遍使用了满文。有人说锡伯族编入满洲八旗以后，即满语化了，其实不然。南迁盛京的锡伯人，虽然编入满洲八旗，但往往都是一个姓氏居住在一地，如大连地区就有鞑子营(屯)10余处，又有以姓氏命名的村屯。又如高家沙坨子、高家房身等并没有与满族同居在一个村，故不具备接受满语的条件。据复州镇西瓦村杏树园高树艺(70岁)说，在他小的时候，杏树园全是姓高的。再如，从大连市共找到家谱20份，全是汉文书写的，从而说明，在满族废出满文后，锡伯族也汉语化了。这是造成锡伯族后来语言文字失传的根本原因。这是锡伯族早年，即大批迁入盛京之前的教育概况。

 二、南迁盛京后的文化教育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锡伯族大批迁入盛京各地驻防。从此，锡伯族的教育就和盛京地区教育息息相关了。

“康、雍、乾隆诸朝，又以盛京为祖宗发祥之地，而于振兴教育培养人材尤亟亟焉。于是学校蔚兴，彬彬称盛矣”(《奉天通志》第3746页)。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政府在盖州、熊岳等城设立了官义学，吸收锡伯闲散、西丹(幼丁)等入学，教授满文。次年，盛京将军恒禄到这些地区巡查授学情况，随之向乾隆帝上奏：

“于本年七月十五日起程，往查盖州、熊岳、复州、南金州、旅顺水师营，……试得官兵之满洲话，锡伯人等皆能说满洲话，其余人等虽较前稍有长进，但不会不懂者犹多。奴才去年具奏，于各城八旗立学，拣选闲散、西丹读满洲书。召来试问之，念书幼童之中，学而能讲眼前数语者颇多。一年之间，幼童中如此见效。由此观之，年幼者仍可指望”(军机处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条)。到乾隆四十八年，教育出现“蒸蒸日盛，堪与畿甸比隆”(《奉天通志》第3478页)的形势。

 当时，锡伯族百分之九十以上居住在农村，只有少数能到城里学堂读书，绝大多数在农村的私塾读书。私塾教育是当时是锡伯族的主要教育形式。即先生在家中(或村中)设书馆，（民间称“私学馆”）学生到先生家去念书。主要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明贤记》、“四书”、“五经”等内容。学习的方法是死记硬背，不会背书时，要打手板或者“跪香”。

 学生读书要缴“学费”，以充先生的“束脩”。学费多是柴米之类，数量也不等，有的是一捆秫秸和一斗高粱米（四十斤）。富有的家庭，也有将先生请到家里任教的。一般叫“专馆”。

 当时，能进学堂读书的多数是富家子弟，贫穷子弟则不能上学，因为从小要习武，长大要当兵或者充差，而且也交不起学费。“私学馆”也不收女孩子。

 三、民国前后的文化教育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中，罢科举，兴学堂。下令将各省府厅州县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之学堂。民间祠庙，不再祠典者，也一律改为学堂。而“隆教育”，并奖励私人捐款办学。于是，各地相继创办了各级学堂。其中有公立小学堂，锡伯族可以入该校读书，打破了民族界限，同时也可以进其他学校读书。但锡伯族能到盛京读书的为数很少。到光绪三十四年，盛京的学堂有很多，如奉天大学堂、奉天中学堂、师范学堂、奉天高等实业学堂、奉天小学堂等三十余所。但锡伯族生活地区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业相对落后，这期间尚未普遍办起学堂，仍保留着私塾教育。

比较普遍办起学校是在民国之后，“暨民国改元，……厘定章程，扩充学校，十余年间，学校林立，于是荒僻山陬，莫不为弦歌之声矣”。（《奉天通志》3516页）民国元年后，所有学堂名称一律改称学校。随着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锡伯族的教育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

 四、日伪时期的文化教育

 1894——1895年，日本就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期间就侵占了大连、旅顺。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又以“租借”大连之名统治大连地区，对大连地区人民包括锡伯族进行殖民统治。为巩固其侵略统治，日本侵略者实施奴化教育，把日语定为满洲国的“国语”和大、中、小各级学校的主课，强迫学生讲日语。为了使奴化中国人民的殖民教育制度化，民国26年(1937年)政府实行了“新学制”。新学制规定，小学(国民优级)为六年，中学(国民高等)为四年。新学制教育学生必须崇拜和效忠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必须拥护和颂扬“日满亲善”、“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等等。当时锡伯族只有少数富家的子弟才能上学读书，特别是到中学以上的学校读书。广大锡伯族人民不是被抓去当劳工，就是应征入伍当“国兵”，或被抓去当劳工即“勤劳奉仕”，过着被奴役的悲惨生活。

 许多农村学校停办后，又恢复了私塾。但是，日本对此也不放过，1937年对私塾进行限制，以“国民义塾”的名义完全控制起来，继续奴化教育。1945年“九·三”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14年的殖民地奴化教育。

 国民党统治东北时期，大连地区锡伯族，同各族人民一样，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大多数人无钱上学，在城市充当工人，在农村为富家抗活。

 五、解放后的文化教育

 1945年大连解放后，积极开展教育事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生产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在人民政府拨款资助下，农村普遍建立小学，大连地区普遍重视教育，到了1955年儿童基本上接受了小学教育。

 大连市锡伯族同样重视文化教育，据1992年统计，大连市区内锡伯族共有426人，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为209人，其中大专以上(含自学成才)为99人，占总人口的35.6%。有的锡伯族家庭三个以上子女都是大学毕业，如牛淑贤、关多芬、关海、鄂永昌等。

 大连高等院校就读的锡伯学生也不少，其中理工大学为最多。据统计，从1980年——2000年的20年间，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新疆锡伯族学生共计136名。首批考入大连理工大学的葛俊凤，经过12年的刻苦学习，成为锡伯族历史上第一位女博士。她研制的造纸工业用的脂肪双酰胺高效泡剂，已在大连某工厂生产。2003——2013年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的各地锡伯族学生共计142名。

 高向群，原籍瓦房店市太阳升乡大河沿村人，1 957年1月生，197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85年考入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气象系，1991年获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冰川物理博士学位，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关宏志，1964年生，1978年14岁就考入了天津大学光学仪器专业，1982年毕业分配到大连机车车辆厂计量处工作，他在发明创造、应用、推广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科技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在“七五”期间，他连续5年被工厂授予“青年突击手标兵”称号，获“铁路青年七五立功奖章”七枚，铁道部团委授予“铁道部十大科技新秀”称号，中共大连市委授予“大连市优秀改革建设者”和“大连市七五期间合理化建议”和“改进活动积极分子”等光荣称号。1998年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还荣立二等功一次。1987年，22岁的关宏志首批被工厂聘为工程师。1994年被聘为高级工程师。

 到2000年已查到高职称科技干部56人，其中教授10人、副教授7人，高级教师10人、高级工程师15人、主任医师、药师9人、其他5人。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教育工作者，尽职尽责，成绩突出被授予光荣称号的有：瓦房店市第二高中教师温贵深，连续十年被大连市和瓦房店市教委授予“先进工作者”和“优秀教师”；大连石化公司中学教师关福菊，多次被校、甘井子区评为先进教育工作者；关东媛，大连理工大学力学系副主任、教授，在教学和科研都获得工学院教学优秀奖、科研成果奖，1985年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1987年授予大连市“三八”红旗手，1990年选为辽宁省妇联第五届执委，1993年选为全国妇女第七次大会代表；辽宁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鄂永昌，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讲授《微生物学》、《生物技术》、《土壤学》、《农业化学》等课程，对海带斑点烂病的研究、玉米碳酸氢铵施肥深度研究等，都取得了显著成果，由于“碳酸氢铵”施肥成果显著并在全省推广，于1979年评为辽宁省劳动模范，被选为第六届辽宁省人大代表；雷才斌在任大连101中学校长期间，两次评为金州区特等劳动模范、市劳动模范、省优秀校长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类似的先进人物，在各条战线上做出贡献的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