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民出版社是多文种综合性出版社，担负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六种文字读物的出版任务，成立于1951年。各文种以民族人口比例与行政区划级别，分为编辑部和编辑室，其中锡伯文一直为编辑室。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成立于1954年，至目前其出版活动已断断续续进行了50多年，出版各类锡伯文（含满文、锡汉合璧或满汉合璧）读物350余种。多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为整理出版满文古籍文献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锡伯族继承满语满文起了很大的作用。阐述锡伯文编辑室在整理出版满文古籍文献及继承满语满文方面的历史贡献，对弘扬满族及清代传统文化，具有借鉴作用。
新疆锡伯族原籍东北，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新疆伊犁地区屯垦戍边之需调遣至此。至今保存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字。据史料记载，锡伯族的祖先近千年之前便与满族祖先女真交往至深，使其文化一直基本保持着一致性。而且其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清代，锡伯族军民被清政府编入满洲八旗之后，很快接受了满语满文，从此，锡伯族与满族除政治上之外，在文化、宗教、经济等方面基本融为一体，尤其是满语满文成为锡伯族的交际工具。1764年部分锡伯族军民西迁新疆，数百年来，伊犁地区封闭的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为保存本民族世代使用的满语满文起了决定性作用。新疆锡伯族在200余年使用满语过程中，其口语有了较大发展，与满语书面语产生了较大异化，这为“锡伯语”概念的成立打下了基础。但是，“锡伯文”概念的建立仅有50余年的历史。由于“锡伯语”口语发音简化，满文部分音节似乎对拼写“锡伯语”口语没有多大意义，鉴于此，1947年在锡伯族部分知识分子倡导下，由当年组成的察布查尔“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主持下，将满文原有的131个音节中的13个音节废掉，另创三个锡伯语中有音无字的新音节符号，改革成“锡伯文”。自此，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得以成立，并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但是，民间对自己曾经长期使用的满语满文的称呼，经过许多年才渐渐被放弃，锡伯语锡伯文的概念慢慢被接受。
锡伯文概念的成立，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满文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创制，经过清代二百多年的使用，清末渐渐被弃用，汉语汉文成为满族唯一的交际工具。在此情况下，锡伯族仍然将自己使用的文字称为满文，似乎从民族感情上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再说从民族分别意义上再以满文作为自己的文字来称呼，也不是十分妥当；加上“锡伯语”口语的不断发展，将满文“改造”成锡伯文已成必然。但是，无论锡伯语口语如何发展变化，其书面语仍然继承了满语，而且其书写形式也依然如故。1947年将满文改革成锡伯文，经过数十年的使用，在民间或学术界，对其改革也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不少人认为，废弃的满文十余个音节，在锡伯文书写中仍然部分地存在，实际上改革是没有意义；还有学者认为，废弃十余个音节，对准确书写锡伯语带来了不便，故不该废弃这些音节。上述这些从本质上说明了，锡伯文就是满文的继续和发展，是当代活的满文。
锡伯文与满文的关系问题，作为书写一种语言的载体或符号，从锡伯族民间到学术界已普遍有了共识：锡伯文即为满文的历史事实不可否认。而对锡伯语与满语的关系，如上所述，由于锡伯语口语的发展，锡伯族民间和学术界不少人认为，锡伯族使用的口语是锡伯语，而其一直使用的书面语被认为是满语。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文化语言学、接触语言学以及语音学、语法学的理论告诉我们，锡伯语口语的变化完全根源于满语书面语，人类语言发音的规律使满语书面语口语化，被锡伯族认定为自己的语言—锡伯语。这说明，锡伯语口语与满语书面语的关系不可分割；如果没有满语书面语，就没有今天的锡伯语。那么锡伯文出版活动与满文出版活动有何相异呢？从本质而论，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不论从出版物的使用价值还是从该文字作为载体的内容上讲，与满文出版活动没有二致，实际上它也是满文出版活动的变相形式。所以说，新疆人民出版社数十年来出版的350余种锡伯文或所谓汉锡合璧、满汉合璧的各类读物，既是锡伯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满族人民的精神文化，更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陆续整理出版的清代满文古籍文献及其他有关满文读物，是对满族语言文字及传统文化的弘扬。
综上所述，过去学术界认定的满语满文是已经消失的历史语言文字的观点和说法，值得进一步讨论；锡伯语锡伯文是满语满文的继承和发展的命题，是理论上充分站得住脚的。民族感情不能代替科学理论，不能否定历史事实。民族语言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语言具有很强的传承性；民族语言起本质上的变化，需要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一种语言文字瞬间改变其形态是完全不可能的，也完全不合乎科学理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对目前锡伯语锡伯文与满语满文之间是何关系，应该是基本清楚了。
195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成立。当时因各方面条件还未成熟，本社锡伯文编辑室至1954年才设立。该室的成立为弘扬锡伯族语言文字以及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也为已中断数十年的满语满文的继续使用带来了契机。这是党和政府有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得到落实的结果。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于1954年成立当年便开始编辑出版活动。根据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史分析，其锡伯文编辑室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明显的阶段性：1954—1963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的出版重点是以农村经济、政治思想建设及学校教育为服务内容。90%以上的图书为本社人员编译，即由汉文编译，锡伯文均为手写。单本字数均不多，且多系单篇为书。印数多在1000册之内。该阶段除小学课本、普及性政治、知识性读物外，具有文化积累价值的图书极少，主要有如下一些读物可资介绍：《阿诗玛诗集》《王贵与李香香》《长征诗草》《鲁迅小说选》《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高玉宝》《汉族民间故事》《除夕》《华连孙和美根芝》《孟姜女》《仙乐》《鲁迅的故事》《向秀丽》《革命母亲夏娘娘》等。其中《除夕》及《华连孙和美根芝》是锡伯族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锡伯族民间故事》（第一集）系搜集整理作品，其余均为由汉文翻译的作品。该阶段的出版物，几乎不存在口语色彩，文法、语法结构与满语基本一致。因为其作者和译者均为受过正统满语满文教育者，他们都非常重视对传统语言规则的遵循，几乎不容许在图书中不规则的语法和口语现象存在，而且在其作品中也很少运用其他语种借词，满语书面语几乎被基本运用。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出版活动的第二阶段表现为，由繁荣发展至衰微走下坡路。在该阶段，满文古籍文献得以重视并整理出版20余种。这一时期，满文古籍文献之所以能够整理出版，首先与党和政府的少数民族古籍整理政策分不开，其次与重视保存、继承锡伯语锡伯文有较大关系。
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至1960年初下放并入伊犁日报社；1961年10月再次下放并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报社，但仍以新疆人民出版社名义维持部分图书出版，至1964年彻底停止其出版活动。从此，锡伯文出版活动整整中断了18年，至198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才恢复锡伯文编辑室，次年开始出版图书。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左”倾思潮开始影响思想文化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也逐步遭到破环，锡伯文教学相继停止，使之后20多年间入学的学生均未能接受锡伯文教育，造成了大量锡伯文文盲。而这一时期又是锡伯族全面接受汉族文化，锡伯语口语迅速发展，锡伯语大量吸收汉语借词的时期。至80年代初，许多受正规满文教育的老一代文人相继谢世，只有少部分通悉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文）的文人支撑着锡伯文图书的编译出版。由于锡伯文读者面的日益狭窄及直接用锡伯文创作和翻译队伍的萎缩，以及锡伯文读物的日趋“不规范化”（主要指出版物的口语化及传统文法、语法的变化现象），引起老一代文人要求规范锡伯语锡伯文，呼吁出版有关参考读物和工具书，因此，锡伯文的出版目光开始放在有关清代满文古籍文献及工具类资料等上面，30多年中使不少满文古籍文献得以整理出版，品种达百余种。如：《来自辉番卡伦的信》、《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汉合璧）、《古文观止》（汉满合璧）、《三国演义》（1—4）、《锡伯（满）语词典》《旧清语辞典》《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1—2）、《劝学篇》（汉满合璧）、《古文观止》（续集·汉满合璧）、《满语入门》（汉满合璧）、《满文美术字》、《西游记》（1—3）、《六部成语》（汉满合璧）、《西厢记》（汉满合璧）、《满文教材》（满汉合璧）、《诗经》（汉满合璧）、《古文》（汉满合璧）、《聊斋志异选译》（汉满合璧·上中下）、《单清语》《满汉辞典》《新满汉大词典》《锡伯族民间散存清代满文古典文献》《锡伯族濒危朱伦文化遗产》《中国古典名著译丛》（1—50）等。《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采用了光绪年间刻本，主要讲解满文虚字类型、功能、用法等，是实用性较强的满文教材。《古文观止》和《古文》是极具代表性文言文的译本，译文质量较高，词汇丰富，可谓很好的再创作作品。《三国演义》亦据清代流行的版本出版，语言顺畅、优美，词汇量大。《锡伯（满）语词典》系清乾隆年间修订的《御制清文鉴》的整理本。《旧清语辞典》系乾隆年间自《满洲实录》摘抄的旧满语的解释词典，保存了不少满语旧词汇，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劝学篇》收录了记录于有关满汉合璧古籍文献的俗谚、格言、民歌以及《尼山萨满》的两个版本。《满语入门》收录了《清文启蒙》《初学必读》《清文虚字》和《清文接字》四部清代满文古籍，具有较好的资料价值。《西游记》（1—3）是清代翻译刊刻的作品。《六部成语》系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汇集官衙用语的规范化满汉对照辞书，成书于乾隆年间。《满文教材》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于翻译清代满文档案之需而编写的教材，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西厢记》、《诗经》和《聊斋志异选译》（上中下）均为清代流行的较有代表性的译著，其中保存了很多满语新旧词汇。《满汉辞典》是参考《清文总汇》、《五体清文鉴》、《古文观止》（汉满合璧）等编写的满汉词汇对照词典。《新满汉大词典》系大型工具书。取材于《大清全书》《满洲类书》、《清文鉴》《六部成语》《清语摘抄》《清文总汇》《清文字汇》《满洲实录》《满文老档》《上谕八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洲祭祀全书》、《异域录》《清文尺牍》《兼汉清文指要》《满汉成语对待》等50多种古籍文献。资料丰富，篇幅巨大，编排科学，释文详尽，是阅读和翻译满文古籍文献必备的工具书。以上这些图书，由于印量少、发行渠道不畅、图书宣传跟不上，流传范围极为狭窄，没能够很好地满足需要的读者，很多需要者也许连这些图书的信息都未必知悉。除了上述满文古籍文献、教材、工具书外，该社在这一阶段还出版了不少具有参考价值的锡伯文或锡汉合璧读物，如：《三国之歌》《锡伯族谚语》《锡伯族民间故事》（多卷）、《喀什噶尔之歌》《哥妹泉》《兄弟民族谚语选编》《唐诗一百首》《外国谚语选》《拉希罕图之歌》《锡伯族民歌》《唐宋词一百首》《慈禧太后演义》《锡伯族习俗志》《萨满歌》《规范化名词》《锡汉会话》《流芳》《红楼梦》《汉锡简明对照词典》等。此外，还有十余种由汉文翻译的文学、科普、医药、政治等方面的读物先后被推出。其中的《汉锡简明对照词典》是参考清代《清文启蒙》《清文备考》《满汉类书》《翻译类编》《上谕成语》《满汉成语》《清文典要大全》《清文汇书》《大清全书》《清汉文海》等20余种语言工具书及翻译现代汉语词汇而编纂的词汇对照工具书。书后附录了清代流行的汉满对照《衙署名目》《官衔名目》《公文用语》和《折奏用语》。本书对阅读和翻译满文古籍文献具有参考价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疆人民出版社一度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文化读物的搜集出版作为重点工作予以重视，使许许多多行将佚失的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本社锡伯文的出版也曾出现过繁荣发展的局面，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一批锡伯、满族文化遗产得到整理出版。之所以呈现那种繁荣局面，是与党的民族政策的切实贯彻执行、该社领导的政策水平及锡伯族各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新疆，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执行，在文化建设方面，各少数民族同时得到了党和国家的优惠政策，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各级领导由于政策水平较高，对各文种的出版事业能够一视同仁，甚至采取向小文种倾斜的政策，有力地扶持各小文种的发展；加上锡伯族各阶层的奔走呼吁，以及积极参与本民族的出版活动，使锡伯文出版事业出现了繁荣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锡伯文出版情况每况愈下。这一方面与经济体制的转变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该社领导的重视与否是关键。90年代中期以后，党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并未丝毫改变，国家对该社的“政策性亏损补贴”政策仍然在执行，并有逐年增加，但该社未能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在困难面前首先限制小文种，任意挪用和克扣国家对它们的补贴，使小文种出版处于极度艰难的境地，长此以往，党对该社小文种出版的优惠政策将名存实亡。这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锡伯、满族文化遗产的整理出版出现过繁荣发展的局面，使国内外对新疆的锡伯族及其文化有了了解，也使锡伯语锡伯文（满语满文）得到了弘扬，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文得到一定的重视和研究，从而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这其中锡伯族文人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这一时期，一批受正规满文教育的老文人积极发挥余热，参与本民族及满族文化遗产的整理编译工作，加上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所属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使一批满文古籍文献通过他们整理，交付该社出版，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通过总结国内外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史我们认识到，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是最受外界因素影响、并且最容易受冲击的对象，它们往往被无视或忽视，使其得不到有力地扶持和弘扬。近几年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出版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目前锡伯、满文图书的出版工作面临着严峻的境况。首先，来自领导部门的不重视是最关键的因素，这从根本上影响着其生存和发展，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对此确实无能为力，而只有悲伤之功，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靠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预和关心。其次，锡伯文和满文专门人才已到了匮乏的地步。新疆人民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及新疆教育出版社锡伯文编辑室等有关锡伯、满文编辑、出版研究和规范部门，已显现后继无人的状况，其中有些部门实际上已经处于停顿歇业的境地。对此，有关领导部门也无人关心，使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要改变这种现状，决非易事，需要各方面作出共同努力。归根到底，改变人们尤其是领导层对文化的认识是关键。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对中华民族而言，文化意味着其传统、其历史，也意味着其特点；对一个民族来讲，也同样意味着其传统、历史和特点。然而，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我国多民族综合体的概念；中华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因为有了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如果没有各民族独特文化的聚合，就不可能有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吸引力，因此，要不要扶持和弘扬少数民族尤其是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文化，直接关系到保持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吸引力的问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将会对中华民族欠下文化账，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看不到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色彩。
锡伯族和满族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满族文化曾经以代表国家的文化面目出现而为世界所认识，因此，弘扬其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意义。锡伯族作为深受满族文化影响、仍然变相使用和继承满语满文的少数民族，挖掘和弘扬其传统文化，充分发挥本民族语言文字特长，对挖掘和整理满族传统文化，对翻译整理清代遗留的数百万件满文古籍文献和档案，具有先天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此，在巩固以往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首先，转变观念，放弃偏见，充分认识文化对推动社会进步、表现民族特点的作用和功能，树立文化立国的观念，把文化真正作为推动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迈进的动力，让中华文化永葆丰富多彩的特点，使中华民族能够继续引以为自豪。其次，重视培养满文专门人才。在这方面锡伯族仍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目前，本民族60余岁的知识阶层，基本通满语满文（锡伯语锡伯文），他们当中不少人从事着与人文科学有关的工作，发挥其为文化建设服务的作用，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改革开放以后，在察布查尔等锡伯族聚居区，恢复了锡伯文教学，使目前50岁以下的人都接受了锡伯文教育，加上他们自幼通悉本民族语言，从他们当中培养满文专门人才，也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目前，无论在清代满文档案翻译整理部门，还是在锡伯、满文出版和教学领域，以及向世界各国文化界宣传锡伯语锡伯文（满语满文）方面，锡伯族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强锡伯族双语教学和锡伯文出版事业，对弘扬满族和清代传统文化意义重大。2002年我国将编写大型《清史》作为重大文化项目已交中国人民大学立项实施，其中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近200多万件清代满文档案也决定作为重要资料来源翻译利用。完成此项工作并非易事，需要大量物力和专门人才，而且亦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从此可以看出，目前培养锡伯、满文人才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综上所述，新疆人民出版社作为弘扬锡伯、满族文化和推广锡伯、满族语言文字的一个特殊窗口，曾作出了较大贡献。该社出版的诸多锡伯、满文读物是广大锡伯、满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锡伯语锡伯文是满语满文的继承（继续）和发展，那种认为满语满文是已经消失的历史语言文字的观点是欠说服力的。锡伯族文化与满族文化具有一致性，弘扬锡伯族文化与语言文字，对挖掘和整理满族传统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本文原载贺灵、佟克力著《历史、民族、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