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书面文学（亦称创作文学）与民间文学关系紧密，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创作的书面文学作品，无论从题材还是故事内容，基本都借鉴了本民族民间文学。故谈到锡伯族民间文学，必须将其书面文学也附带予以阐述。

 锡伯族书面文学的发端，因资料所限，只能追溯到清代中后期。清代以前，锡伯族处在蒙古科尔沁、女真等的统治之下，长期的封建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不仅使他们处在极度贫困落后状态，而且限制了其民族文化的发展。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千余名锡伯族军民西迁新疆伊犁，在长期的屯垦戍边、反对分裂、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条件下，以及在偏处一隅的封闭环境下，其创作文学开始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从整体而言，锡伯族创作文学呈现“留守型”文学特点，即其文学创作与民族命运和祖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文学发展史就是民族和边疆的兴衰史。从发展阶段而言，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可分为五个历史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第二阶段，民国初年至30年代；第三阶段，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第四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第五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述五个时期，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各有特点和侧重点。

 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锡伯族历史特点是：四千余名锡伯族军民移驻伊犁察布查尔地区，组成军政合一的组织—伊犁锡伯营，全体军民开始肩负屯垦自养、保卫边疆、反对国内动乱势力、抵抗外国殖民侵略的历史重任。因此，这一阶段的创作文学，表现出很浓厚的“留守型”文学特点。即主要表现屯垦戍边、戡定国内分裂叛乱、抵抗外来侵略以及对其历史活动的追忆上；充分表现了锡伯族勇于牺牲民族利益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一阶段，有三部作品可资介绍。其一，《辉番卡伦来信》，系书信体散文，用满文创作，译成汉文2500字。作者文克津，锡伯营镶白旗（五牛录）人。1824年（18岁）入伍披甲。1849年补放骁骑校拟陪一次，此前，巡查边界等又出差两次。1862年补放佐领拟陪一次。《来信》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所写。从信的历史背景分析，反映了锡伯族官兵戍边卫疆的历史活动，其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众所周知，清政府调遣锡伯军民移驻伊犁，主要是从戍边的目的考虑的。锡伯军民立足伊犁伊始，就投入驻守固尔班托海等18处卡伦。此外，由于索伦营官兵不敷调遣，伊犁将军又决定定期自锡伯营调遣官兵，协助索伦营驻守辉番卡伦和崆郭罗鄂伦卡伦，文克津就是被调防辉番卡伦一任时写这封信的。《来信》用优美顺畅的文学语言，细致描写了自锡伯营至辉番卡伦沿途自然景致、地理风貌、村落人情，每到一处，对所见所闻又发表议论，畅抒自己的见解；他面对卡伦官兵的恋乡心态和日益松弛的卡伦现状，出于保家卫国的高度责任心，郑重阐述了面对虎视眈眈的外夷加强防守卡伦的重要性，并记述了他以身作则整顿辉番卡伦秩序的情况。《来信》是历史的见证。在信中记述的辉番卡伦、齐齐罕、策济等地，在1864年以前均为中国领土，1864年沙俄通过逼签《中俄戡分西北界约记》，完全割占了包括辉番卡伦在内的我国西北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来信》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艺术上也很成功，在锡伯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二，《喀什噶尔之歌》，满文，佚名之作，全诗近千行，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是锡伯族文学史上首部战争叙事长诗。清嘉庆二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820—1828），新疆南部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发生了历时8年的武装叛乱，史学界称之为“张格尔之乱”或“西四城叛乱”。张格尔系和卓波罗尼都的孙子。他为了恢复祖父和父亲在南疆的一霸之业，投靠浩罕封建主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他们的唆使下，自1820年9月开始侵入南疆，先后占领“西四城”，对各族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使南疆大部分陷入战火之中。清政府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先后调遣伊犁锡伯、索伦、额鲁特、察哈尔、满等营官兵以及关内增援兵数千人平叛，经过数年几次胜败反复，才最后戡定了叛乱，活捉张格尔处以极刑。从历史记载来看，南疆战役不仅持续时间长，双方投入兵力多，而且战争场面大，战事残酷，双方伤亡严重，引起了清廷内外的高度重视（战争中后期）。在战争中，锡伯营数百官兵，在总管额尔古伦的指挥下，从失败到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也作出了莫大的牺牲。《喀什噶尔之歌》就是用诗的语言较详细记述了这次平叛战役的全过程，展现了伊犁各营尤其是锡伯营官兵在战争中的进退、胜败、兴奋与苦闷、胆怯与勇敢等等复杂的场面。诗作记述了许多在史料中阙载的史实，因此，其史料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长期以来，在史学界其史料价值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歌》中记述的人物如额尔古伦等生动形象，有血有肉，他们的内心活动如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记述的南疆地名均如实确切，与史料记载无二致。长期以来，《喀什噶尔之歌》被锡伯族群众广为传抄，并当作民间作品来吟唱。其三，《离乡曲》，汉文，诗作，120行，创作于1884年以后，作者锡济尔珲，字笔臣，民间尊称为“锡老大人”，锡伯营正红旗人。1879年由正蓝旗骁骑校升任正黄旗防御。次年，补放佐领拟陪一次。1881年，升任正蓝旗佐领，此前已食俸22年。1883年，被调补伊犁新满营。锡氏自幼好学，到他晚年，更是埋头书斋，博览群籍，潜心修学。他处身清末社会动荡之世，能够适应近代新思想的要求，积极主张发展社会文化事业，提倡接受汉文化，注重新式教育，在他任伊犁将军衙署文案处文案总办期间，招收锡伯族有志青年在身边，教授汉文化，传播其新教育思想。他培养的徒弟，在为发展锡伯族文化教育事业，传播反封建思想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离乡曲》疑在其任文案总办期间所创作。锡笔臣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秋，他经历了阿古柏之乱、伊犁农民起义及其伊犁地方割据政权的统治、伊犁10年外患、清政府清除内忧外患及新疆建省等历史事件。在伊犁恢复旧秩序的过程中他被任命为文案总办，他“居高临下”，忆身后，想未来，强烈的忧国忧族的思想促使他创作了《离乡曲》。诗人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诗中告诫人们：“沧海桑田时变迁，人生不可忘艰难；水有源来木有本，忠孝相传万万年。自从盛京往西移，百有余年到此时；作此一种离乡曲，辛勤传与后人知”。西迁，对锡伯族历史来说，是改变锡伯族军民命运的事件。西迁之后，锡伯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与新疆的历史更加紧密，国兴我兴，国辱我辱。锡笔臣充分领略这一民族与祖国荣辱与共的现实含义，出于对本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把锡伯族西迁的壮举，用诗的语言展现在人们面前，并阐述他的思想认识。因此，《离乡曲》对后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上述三部作品代表了一种时代精神，反映了时代的特点，也代表和反映了锡伯族的时代精神和社会特点。总起来讲，爱国主义是三部作品的主题，也是贯穿其中的主题思想。从这一点讲，这一阶段的锡伯族创作文学，与当时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在一起，传播和讴歌的是一种英雄主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第二阶段，民国初年至30年代。这一阶段的锡伯族文学是由一批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青年直接推动发展的。而且，这一时期的文学又和本族的民族教育同时发展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后，清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曾一度推行“新政”。在新疆，把“兴学”作为“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伊犁，先后设立了商务学校、绥定初等小学、宁远高初两等公校、满营义学和女子琼玉学校、武备学堂等。还将伊犁兴文学校改为驻防高初两等学堂。在上述学校，先后有不少锡伯子弟求学。尤其是在武备学堂和驻防高初两等学堂求学者不下数十名。另外，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两批近十名锡伯族青年去俄国托木斯克和阿拉木图留学，眼界得以开阔。这些青年与求学武备学堂、驻防高初两等学堂等学校的青年在锡伯营形成为初具民主主义思想的新生力量，在文化教育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1912年初，在全国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伊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推翻清在伊犁的统治。伊犁地区民主主义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在前所未有的新形势下，锡伯营上述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在锡伯营首先掀起了重教育、兴文化的改良运动。约民国二三年间（1913或1914），由常广斋、博孝昌、佟精阿、元宝春、萨拉春、广普、寿林等发起，在伊犁成立了群众性文化团体—“尚学会”。随后锡伯营一三牛录成立了分会，以发展会员。在尚学会的影响下，锡伯营四牛录又成立了“兴学会”。两会的宗旨是开办学校，提倡新教育，鼓励文学创作，开展民间文化活动、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其中文学创作作为反封建、争民主的一种重要文化形式活跃起来，相继涌现了一批适应时代要求的具有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作者及其作品。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题是，反对封建愚昧，鼓励青少年入学受教育，提倡禁毒，反对八旗习气，提高妇女地位等。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为：诗歌（含歌谣）、散文、小小说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设的学校普遍都采用了新式课本，而这些课本都是锡伯营文人志士自己所编，其内容主要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及译文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时期创作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已经绝世，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其中《劝学歌》由锡伯族著名教育家色布普希贤于1919年创作。他从对民族高度负责的精神出发，以琅琅上中的歌谣形式，劝诫青少年：“少年时光不再来，努力求学实紧要，只要牢树真决心，任何事情难不倒！”《别再吸食鸦片烟》由萨拉春创作。他目睹杨增新统治时期锡伯族不少群众沉溺于吸食鸦片的泥坑，生产颓废，精神萎靡不振的惨状，大声疾呼：“家破人亡已够悲惨，亡亲灭族也在眼前。兄弟们呀姐妹们，别再吸食鸦片烟！”30年代他又创作了小说《真正的金子》，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总起来讲，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在适应社会教育客观要求的同时，深深印上了时代的烙印，即在变革社会生活，唤醒人们思想意识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这一时期，新疆的社会局势比较复杂，呈现瞬息多变的状态。1928年迪化（今乌鲁木齐）发生“七七政变”，金树仁接替杨增新任新疆省主席，然而面对新疆多事的局面他无能力“扭转乾坤”，经过几年从政，碌碌无功，于1933年被盛世才推翻。盛世才执政初期几年，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伪装进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颁布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整饬社会、发展生主、发展文化教育的方针，使新疆社会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1937年底开始，他开始暴露真面目，迫害共产党人，与苏联反目，逐步投靠国民党，数年中新疆处于白色恐怖之中。1944年随着他的倒台，以反对国民党统治为目的的新疆三区革命爆发，伊犁处在了民族军及其临时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持续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在锡伯族社会，盛世才伪装进步期间，其文化也得到了较快发展，曾一度出现了百花争妍的活跃局面；但他暴露真面目，请进国民党之后，这种活跃局面即刻消失，一直到三区革命临时政府纠正错误，采取正确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这种活跃局面才逐步得到恢复，并且，文化生活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在这个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一致抗日，新疆作为后方，在盛世才初期较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一批进步文艺工作者进疆作抗日文艺宣传，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偏处一隅的察布查尔也受其影响，锡伯族知识分子、师生纷纷用演出剧目、演讲、创作诗歌、散文等形式表达其爱国之心，文化艺术活动朝大众化方向发展。

 锡伯族创作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锡伯族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仅爱国主义、唤醒全社会的主题得到高扬，而且知识分子队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后第二代进步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创作队伍的主力，第一代知识分子随着时代的进步，适应客观世界的要求，更新观念，从广泛的角度参与社会生活，其创作领域更加拓宽，思想认识越益深入，作品更是丰富多彩，使锡伯族文化生活呈现多样化。40年代末，第三代知识分子开始成熟起来，在文学创作领域初露锋芒。这一代知识分子因不同程度地受到进步文化的熏陶，表现出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思想活跃、善于探索的特点，在以后的锡伯族文学艺术领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盛世才伪装进步，迪化等地掀起抗日文化宣传时期，锡伯族文学创作的民族特点顺应当时的客观要求，在全国一致抗日的民族口号下，表现出了鲜明的各民族共同性。当时，在迪化各类学校求学的数十名锡伯族学生，也积极参与抗日宣传，并不断把信息传递到家乡—察布查尔等地。一批热血青年如进太、兴福、荣林、多隆额、德清、佟金昌、吉成、图奇春、仲谦、庆常等发起，在迪化创办了《曙光》期刊，并作为锡伯族进步文化团体“锡（伯）索（伦）满（洲）文化促进会”会刊，成为锡伯族师生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园地。安子瑛、图奇春、柏雪木、仲谦、吉成等人创作诗歌、散文、小说、翻译苏联小说、诗歌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值得一提的是，郭基南从这一时期开始露头角。1939年10月安子瑛以“反帝会”的名义推荐他到迪化进茅盾领导的文化干部训练班（简称文干班）学习，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当年底，他开始在《新疆日报》等刊物上发表《一天的生活》、《黄老木匠》、《李掌柜买公债》、《满天星》、《太行山下》、《一场激烈的球战》等散文、小说、话剧、速写。话剧《满天星》不久被察布查尔各校师生排练，在各牛录巡回演出，受到良好的抗日宣传效果。总结这一时期锡伯族的文学创作形式，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锡伯族作者充分吸收汉文化营养（包括俄罗斯文学），“移植”文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而且，文学创作的中心在迪化。从1937年盛世才开始暴露真面目，借所谓“阴谋暴动案”，对异己的进步势力进行清洗。1940—1942年间，其清洗活动变本加厉，先后大肆逮捕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留苏学生、知名人士、资产者及共产党人数百名，其中也有锡伯族知识分子、学生，如萨拉春、伊敏政、广禄、穆精阿、安子瑛、仲棣华、通宝、图奇春、巴吐沁等数十人，新疆处于一片恐怖之中。这时，锡伯族的文学艺术活动和全疆形势一样，已经全面停止。随着形势的逐渐恶化，迪化的锡伯族知识分子和学生纷纷返回家乡，被盛世才关押的知识分子出狱后也都返回家乡，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心转移到伊犁。1944年盛世才被迫离开新疆，国民党完全控制新疆。但是，盛世才和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激起伊犁各族人民的反抗，导致新疆三区革命爆发。1945年以后，察布查尔地区出现了较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为锡伯族文学艺术创作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前锡伯族文学创作的又一繁荣时期。

 新疆三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数个月之后，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首的三区革命领导人，及时纠正艾力汗吐烈等人错误路线，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三区革命运动得以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三区各族文化活动也开始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不仅第二代知识分子仍活跃于文学创作领域，而且第三代知识分子开始成为创作中坚，在短短的几年中，出现了很多艺术性和思想性很强的作品。如萨拉春的诗作《明媚的春色》、《老年人和青年人》、《清晨》等；柏雪木的诗作《送瘟神》、《共享园中菜》、《羊拐骨的胜利》、《铜刀行》、《汗腾格里颂》、《素花之歌》、《老妇泪》等；管兴才的诗作《狩猎歌》、《接新娘》、《十二月歌》、《婚礼歌》、《吸大烟的婆娘》等；玖善的诗作《锡伯人的狩猎》、《察布查尔母亲对我们叹息》、《二月初二—初春之夜》、《柯吉阿拜》等；赵令福的叙述事长诗《沙枣树下》等。其中《送瘟神》、《汗腾格里颂》、《素花之歌》、《狩猎歌》、《婚礼歌》、《吸大烟的婆娘》等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其思想性也很深刻，在锡伯族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941年郭基南被迫由迪化返回家乡后，开始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文学创作活动，近10年间，先后创作诗歌、散文、特写、小说、报告文学、剧本多部。如诗歌《野火》、《车夫怨》、《祖国泪》、《新生》、《春望》、《同情》、《五一之歌》、《致友人》、《我要弹奏》等；1949年又编选两部锡伯文《诗集》，收入二十多位锡伯诗人的作品40余首，由伊犁锡索文化协会出版；散文和杂文《月下闲谈》、《妇女的呼声》、《夜鼠》、《深夜杂感》、《匆匆》等；小说《母亲》、《醉汉》、《委员—选举谁》、《羊的故事》、《唠叨大妈的牛犊》、《鼻子的纠纷》等；报告文学《军民一条心》等；剧本《察布查尔》、《继母》等。在扶持这支创作队伍方面，《伊犁日报》、三区《民主报》、《新生活报》（《察布查尔报》前身）、锡索文化协会等报刊和组织起了积极作用。其中，锡索文化协会是锡伯、索伦（达斡尔族）文化团体，1947年在伊宁成立，萨拉春任会长，在察布查尔、霍城等地设有分会。其宗旨为发展民族文化。主要活动有：编印锡伯文课本，创办锡伯文《新路报》，鼓励知识分子搞文学艺术创作，帮助出版文学艺术作品等。

 30年代末至40年代末锡伯族的文学创作，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作者队伍基本成熟。在这支队伍中新老结合，新作者向老作者汲取营养，继承他们的风格，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老作者随着时代更替，思想更加成熟，在新的历史环境下，与民众的关系更为接近，不断从民间吸收营养，更新观念，基本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其次，新老作者队伍在更加贴近贫苦群众的同时，其作品各有基点。老作者因社会阅历广，作品多从历史的角度挖掘题材，借古喻今、以史讽今、借物喻今成为一大特色。而新作者因少小遭受社会的压迫，理想受到人为抑制，因此，1945年以后在较宽松的文化环境下，思想得以解放，思路得到拓宽，深感有了“用武之地”，其作品多从现实角度挖掘题材，单刀直入、活泼明快、题材多样化是其特色。再次，汉族文学尤其是抗战文学对新老作者普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其作品更加贴近了社会，贴近了贫苦阶层，贴近了现实，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主题更加鲜明。第四，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反映群众生活，反映现实，反映本民族的习俗文化，广泛被群众所接受，很多诗作被谱成曲，在民间广泛传唱，成为男女老幼喜闻爱唱的“民歌”。又如一些移植的剧作，不断被编排演出，成为家喻户晓的精神产品。这一点是文学作品得以传播、保持其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支点。

 第四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是锡伯族文学创作获得新生并稳步发展的时期。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锡伯族聚居区察布查尔也获得新生，锡伯族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民族区域自治，过上当家做主的幸福生活，精神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文学创作领域，第三代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创作主力，在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把文学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积极从事创作活动，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时期，锡伯族创作力量基本上都集中在察布查尔。

 在这一阶段，郭基南成为创作活动的中坚力量。十几年中，他先后创作几十部作品，如诗作《卓娅》（叙事长诗）、《觉罗家有个好姑娘》、《我们美丽的察布查尔》、《感谢毛主席的恩情》、《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播呀播》、《我永远跟党走》、《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前进》、《伊犁是个聚宝盆》、《老爷爷来啦》、《春到河谷》、《杏花烟雨》、《草原接羔忙》、《飞吧，鸿雁》、《西行四首》（组诗）、《农村抒情》（组诗）、《草原晨曲》、《溪畔对歌》、《山村之夜》、《用血肉写成的诗篇》、《三座纪念碑》、《美哉，壮志》、《祝空军告捷》、《飞吧，美丽的凤凰》、《四进乌鲁木齐》、《祖国的好儿子》、《春天，你好》、《旗手颂》等；散文《伟大啊，我们的祖国》、《誓夺新胜利》等；报告文学《准噶尔新图》（上下篇）等；家史《枯木逢春》、《坎儿井下四十年》、《两石水租》；小说《小俩口》等。另外，赵令福创作了叙事长诗《华连顺与默尔根芝》，于1959年正式出版，引起较大反响；玖善出版诗集《除夕》，并创作话剧；管兴才在《离乡曲》等史诗的基础上，创作《西迁之歌》，全诗500余行，记述了锡伯族军民的西迁壮举以及在伊犁地区屯垦戍边的历史。该诗充分吸取锡伯族民歌的营养，以琅琅上口的语言，把近200年的历史一气呵成，在锡伯族民间产生了重大影响。音乐工作者为之谱曲，数十年来，在民间始终以传唱的形式流传。它是在锡伯族文学史上一部占有重要位置的作品。文秀（1925—1965）创作了歌词《合作种田好》等多首。这一时期又有不少作者创作诗歌、散文、小说、歌词、剧本等，但由于影响不深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多数未能流传下来。

 第五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文化浩劫，锡伯族文学创作活动全面停止，有的作者遭受冲击和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重新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艺术创作重新得到恢复，锡伯族文学创作出现了繁荣局面，一批创作新秀开始登上创作舞台，逐步成为辛亥革命之后的第四代创作队伍，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代创作力量。这一代新秀的特点是：全面接触并接受了汉文化，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眼界开阔，思想活跃，善于创新，具备一定的理论修养，汉语言水平普遍较高，有的接受了高等教育，并且都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了解民情，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等等。在这支队伍中，主要有吴文龄、傅新昌、富金才、兴谦、赵春生、安鸿毅、郭晓亮、高青松、佟清福等。吴文龄创作长篇小说两部：《喋血金佛》和《血胆名猎》，并著短篇小说10篇、中篇小说一部、诗歌15首。其长篇小说在民间引起了较大反响。傅新昌创作出版小说集《甜蜜的家园》、《父亲之死》、《人的故事》、散文集《我就这么活着》等。富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长篇叙事诗《哥妹泉》，产生一定的影响。兴谦创作诗歌多部。赵春生先后创作《严父》、《我的小镇》、《老房子》、《莫力多和他的妻子》等中短篇小说20部，有的小说反响较大。安鸿毅、郭晓亮各创作数十首诗作，具有一定的影响。佟清福发表《鸡尾巴上的渔火》、《情牵重阳》、《在那遥远的国土上》、《都市里的雾太阳》、《钟魂》等中短篇小说数十部，创作电视片《察布查尔锡伯人》和《锡伯族婚礼》等。他的小说多反映乡土生活。另外，杨震远、扎鲁阿、耳吉春、阿吉肖昌、贺元秀、党儿等作者也分别创作诗歌、小说多部。这一时期，也是郭基南的创作丰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和多数文艺工作者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1970年12月至1973年5月被下放回察布查尔当农民。1974年8月被调回乌鲁木齐任编辑，1977年恢复创作活动，近10年间创作诗歌、散文、小说等多部。诗歌：《周总理永远活在天山儿女的心里》、《晨风习习》、《千里拜谒古草堂》、组诗《泉水》、《春咏》、《感怀》、《心之歌》、《天池吟》、《家乡的夜晚》等5首，组诗《砂砾集》、《在新时期的天幕上》、《我爱鸿雁》、《伟大的历史转变》、《我赞美，我歌唱》、《花，蜜蜂，海燕》，组诗《春郊吟》、《拾彩贝》、《赛里木湖畔吟》，组诗《诗草一束》、《唱不完的新曲》，组诗《海边情思》、《草原诗歌的摇篮》，组诗《赛里木湖畔吟》、《我的歌》、《草原美景》等；散文：《锡伯喜作新篇章》、《梅花迎春开》、《成都探游》、《洒泪念师情》、《祝贺与愿望》、《桂花飘香的时候》、《冀中平原的一桩桩事》、《石林记游》、《茶花树下》、《沿途新貌》等；报告文学：《勇攀高峰的人》、《摘星星的人》等；短篇小说：《祖国万岁》、《小草曲》、《啊，宴席，宴席》、《在河湾上》等；长篇小说：《流芳》。这一时期，郭基南的文学作品都已结集出版，如：《心之歌》，诗集，1983年出版，锡伯文；《准噶尔新图》，散文集，1984年出版，锡伯文；《箭乡的子孙》，散文集，1989年出版，锡伯文，之后汉文亦出版；《摘星人》，散文集，1990年出版，锡伯文；《流芳》，长篇小说，1993年出版，之后汉文亦出版。另外，舒慕同创作中篇小说《汗亚依拉克之战》和《莲花的故事》；格吐肯创作叙事长诗《孤女沉怨》和长篇小说《眼泪与露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疆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是随着锡伯族西迁后屯垦戍边历史的开始而发端。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以其特具的功能发挥了鼓舞人的作用，尤其是在旧中国文化生活及其单调的漫长历史时期，更成为广大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从宏观上考查，各个时期的文学虽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发展状况，但它们之间承前启后的发展主线是显而易见的。综观五个时期，锡伯族的创作文学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五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始终体现出锡伯族军民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三爱”精神主题。这是几百年来它始终能够鼓舞锡伯族军民克服困难、奋发向上的魅力所在，也是这些精神产品代代相传的原因所在。（二）五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以其浓缩性特点较深刻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和现状。从思想性来讲，讴歌什么，鞭挞什么，界限很清楚，旗帜很鲜明，充分反映了锡伯族人民善良憨厚、爱憎分明、精诚如一的民族性格。（三）多数时期的文学作品均表现出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正是这一点，才使锡伯族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艺苑中放出异彩。（四）锡伯族创作文学越到后期越体现出大众化特色，而其大众化特色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得到加强的。大众化是文学艺术繁荣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五）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充分吸收了锡伯族民间文学的营养，有时两种文学形式结合得极其紧密，甚至难分难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其一大特色。正是这一点，才使创作文学培养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特色的关键因素。（六）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充分吸收了汉文化的营养，尤其是后期阶段，吸收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从整体上分析，锡伯族创作文学也有其缺憾，一是绝大部分作品均用锡伯文创作，因此，流传范围狭窄，不少作品因而失传。不少作品译成别的语言需要很大程度地再创作，难以保持其民族特点。从这一点讲，多数平庸作品还会继续被历史所冲失。二是创作队伍始终不够壮大，各个时期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创作舞台上，这一点是锡伯族文学领域很少涌现优秀作品的根源。三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极“左”思潮较长时间的泛滥，不少作品缺乏生命力，始终未被群众所接受，成为和历史一起消失的点点“流星”。四是不少作者由于缺乏理论修养和社会实践，其作品不仅缺少民族和地域特点，而且模仿别人，也没有自己的个性。五是作品多表现为诗歌形式，这是锡伯族创作文学脆弱性的重要表现。六是目前创作队伍的理论水平和汉语言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