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锡伯族近代作家文学

  近代锡伯族的文学成就主要集中在清代中期和晚期。敦吉纳、锡笔臣、文克金等都是清代锡伯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顿吉纳，达斡尔族。顿吉纳自惠远驻防地南渡伊犁河来到锡伯营见到曾经天各一方的同胞兄弟，思绪万千，写下了《顿吉纳》一诗。这是一部触景生情的感怀述志诗，通过顿吉纳对自己身世和锡伯族同胞共度西迁以及水磨沟秀丽风景的描写，抒发了其浓郁的思乡之情。这首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语言精炼，叙事融入深厚感情，真挚感人。锡笔臣是清末锡伯族著名作家之一。其博览群书，潜心修学，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积极主张发展社会文化事业，提倡教授汉文化，注重新教育。锡笔臣生前用汉文创作过许多文学作品，留存的只有一部《离乡曲》。这是一首锡伯族的叙事长诗，大约成文于锡氏的晚年。本诗主要叙述了世居东北地区的3000多名锡伯族军民，由盛京（今沈阳）出发，迁徙到新疆伊犁地区安家立业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离乡曲》可以被看作一部民族史诗，这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这是锡伯族第一次用诗歌的形式表现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西迁壮举及以后戍边屯垦的生活。文克津系锡伯营镶白旗（即五牛录）人，其天资聪明，进取心强，清道光末年升侍卫，并于咸丰初年去辉番卡伦换防一任。《辉番卡伦来信》就是他在此期间写给锡伯营同事的。《辉番卡伦来信》是锡伯族著名的书信体文学作品，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锡伯营广泛流传，流传一百多年。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疆社科院肖夫同志译成汉文刊行。其以书信体形式，叙述了作者换防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辉番卡伦来信》具有研究清代伊犁历史的价值。全文语言优美、生动、凝练，文笔流畅，是一篇语言优美的书信体散文，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运用了汉文典故。说明作者接受了汉文化，具有较高的汉语素养，同时也说明了当时汉锡文化的交流，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渗透。

 锡伯族远古先民很早就开始信奉萨满教，多借助于萨满教来解释一些他们还未理解的神秘现象，萨满在举行萨满仪式时在舞蹈的同时也伴有萨满歌。在锡伯族古代文学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渗透着萨满教的元素。成书于清代的《萨满神歌》即是体现锡伯族萨满教的书面文学作品。《萨满神歌》经过漫长的口头流传以后，由尔喜萨满于1884年附加自己姓氏的内容，记录成文字，即现存的《萨满神歌》手抄本。因为是清代尔喜萨满在原来萨满歌的基础上用文字记录而成，故将其归于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其内容涵盖面很广，由九个部分组成，这些部分之间环环相扣，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学萨满时祷告、祈请托里、祈请金刀梯、萨满端坐凳子之上哀求、萨满立在门前祈祷、萨满为治病事求告、萨满设坛呼唤山羊、请神祗时呼唤和萨满通过十八个卡伦等一系列宗教仪式举行时都需要唱萨满神歌。人们认为萨满具有超自然的神力，能够抵御和驱除妖魔鬼怪对人类的侵害，他们相信萨满能够保佑人们过幸福安康的生活。古代锡伯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情况，在《萨满神歌》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萨满神歌》也是再现锡伯族古代萨满教仪式的最珍贵的资料。

 在清代还有为了歌颂凿渠引水垦荒的图伯特而写的许多颂辞、祭文、碑文、楹联等，其代表性的作品主要有：《正黄旗佐领德克精阿等献图公匾额及颂辞》《锡伯营总管和特恒额等铭刻图公碑文》《署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祭图公文及颂辞》和《巴达兰献图公颂文》，其中最后一篇因成文较晚（民国时期），故暂不放在此章中论述。这三篇纪念图伯特的颂文运用写实手法，对图伯特及其率领锡伯营军民开渠屯田的历史作了真实的描绘，因而颂文也是研究图伯特其人和锡伯族人民戍边屯垦史的珍贵资料。文章语言典雅庄重，结构工整，尤其是其中使用了大量汉文典故，体现出锡伯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二、锡伯族现当代作家文学

 进入20世纪，锡伯族文学在立足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散发出更加引人瞩目的光芒，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翻译等领域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创作出内容丰富、价值独特的艺术作品；但由于当时的锡伯文作品大多没有出版条件，不少作品是靠手抄的方式加以普及和传阅的，因此，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20世纪初创作的锡伯文文学作品，不少作品未能流传下来。20世纪锡伯族文学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上半时期；50至70年代；新时期。

 20世纪上半期写小说的锡伯族作家不多，较有成就的有葛慕春、德米善、萨拉春、郭基南等。1914年，新疆锡伯族进步文化团体“尚学会”成立后，葛慕春曾创作中篇小说《阿林与的比拉》，德米善创作中篇小说《生活札记》。1935年萨拉春创作中篇小说《真正的金子》（又名《真正的宝贝》，但这些作品都遗失了。20世纪40 年代，青年作家郭基南连续发表了短篇小说《黄老木匠》、《李掌柜买公债》、《委员－选举谁？》和《羊的故事》等。

 50年代至70年代是锡伯族小说创作的过渡期，除了著名作家郭基南仅写有一些短篇小说；锡伯族作家赵治国和铁木尔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一定成绩；老作家乌扎拉·舒幕通利用文化大革命靠边站的机会，经过几年的努力创作了3部中篇小说，分别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小说《罕耶拉克的枪声》、历史小说《张格尔的护指》、传记式小说《女大力士莲花的故事》。这些小说直到新时期才得以出版。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锡伯小说处于半瘫痪状态，偶尔有一些假大空作品。

 新时期到来，锡伯族小说创作进入蓬勃发展期，老作家们焕发新的活力，中青年作家迅速崛起，几十位锡伯族小说家活跃在新时期小说创作界，汇集成一支锡伯族作家群。较早的锡伯族代表作家有郭基南、舒幕同、高风阁等。1993年2月，郭基南出版锡伯文长篇小说《流芳》，1995年5月又出版长篇系列小说《流芳》（汉文版），2005年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英雄壮行》。高风阁也是一位很有影响的锡伯族老作家。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北方农村生活气息的诗歌，写出了受到茅盾先生称赞的短篇小说《垫道》。“文革”期间，他的创作受到极大影响，“文革”结束后激情奋发，创作了不少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锡伯族舞蹈《嫁女》和自传体长篇小说《烛光》等。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文坛上涌现出的锡伯族中青年小说家有傅查·新昌、佟加·庆夫、吴文龄、赵春生、高青松、佟林清、郭美玲等。他们的作品常见于《伊犁河》《新疆民族文学》《中国西部文学》《延河》《鸭绿江》《民族文学》等刊物。有些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文艺评论界的关注和好评，作品获得了伊犁州新时期十佳作品奖、新疆新时期文学奖、新疆青年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路遥文学奖等，还有个别作家的优秀作品被国外图书馆收藏。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他们已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二十余部，公开发表的各类体裁作品字数累计已超过千万。擅长用母语进行创作的有富金才、扎鲁阿和顾尔佳．忠浩等。富金才是较早进入新疆作家协会的锡伯族小说家，新时期以来，有9篇小说被选入锡伯文小说集《生活的沉思》、《夜明珠》和《河湾》等，另有7篇中短篇小说发表于《察布查尔报》。扎鲁阿也是新疆作家协会当中为数不多的锡伯族会员之一，曾在《察布查尔报》《察布查尔文艺》《伊犁河》《锡伯文化》《新疆文艺》等刊物上用锡伯文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民间故事、论文等150多篇，其中以小说成就最高。与前两位相比，顾尔佳．忠浩更擅长诗歌创作，但在小说创作领域也有所涉猎，用锡伯文发表了不少短篇作品。

 随着我国新时期文学的迅速多元化嬗变，锡伯族小说家们超越了本民族语言，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汉语小说。这些小说家有傅查·新昌、佟加·庆夫、吴文龄、赵春生、佟林清、郭美玲、高青松等。傅查新昌是锡伯族中青年作家中用汉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父亲之死》、中篇小说集《人的故事》、长篇小说《明静的地方》《毛病》《时髦圈子》《秦尼巴克》等。佟加·庆夫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锡伯族作家，能够用锡伯语和汉语进行双语小说创作，代表作有《钟魂》《鸡尾巴上的渔火》《朱伦念况家》《情牵重阳》《在那遥远的国土上》《都市里的雾太阳》等，这些作品均已收录在他的作品集——《西域锡伯人》中。赵春生是一位已故作家，1985年已经开始用锡、汉两种文字在《察布查尔报》《伊犁日报》《民族作家》《中国西部文学》《延河》《伊犁河》等区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近30篇小说。其中《我的小镇》《老房子》《舅舅的故事》《城墙》等小说受到好评。吴文龄在1980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能够用汉文和锡伯文进行创作，至今已出版汉文长篇小说两部——《喋血金佛》和《血胆名猎》，发表锡伯文中、短篇小说9篇，创作完成汉语长篇小说《锡伯三部曲》的第一部《西迁血师》和第二部《屯垦先驱》，第三部《戍边精英》即将脱稿。佟林清是从1990年开始致力于汉语小说创作的，目前已有十多篇佳作见于《中国西部文学》、《伊犁河》等刊物，并出版了一部以锡伯族农村风俗为主题的小说集《岁月没有栅栏》。郭美玲则是新疆少有的锡伯族女作家，1985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后，坚持用汉文进行小说创作，现已发表作品五十多篇，其中《卖葡萄的老人》、《傍晚的歌》、《买鱼》等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和时代特色。高青松是一位业余从事汉文小说创作的作家，至今已发表《龙脊地》《生活的旋律》《那边有新世界》《夜明珠》等多篇中、短篇小说。

 在新时期锡伯族小说家中，新疆作家所占比重较大，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内地的锡伯族小说家取得的成绩。陈铁军、雷志芬、何久成、佟佩仪等内地锡伯族小说家的出现，无疑为发展锡伯族小说创作事业，丰富锡伯族小说创作园地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陈铁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并发表小说，迄今已在全国各级文学刊物上发表小说二百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黑吃黑》中篇小说集《老杂拌儿》《有种打死我》等。雷志芬是内蒙古的锡伯族女作家，1996年开始文学创作，陆续在《骏马》《鄂伦春》《草原》《中国作家》等文学杂志、报刊上发表报告文学、散文、中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出版了一部小说集《这里只有一片树叶》，收录了她迄今为止发表的十四篇优秀小说。何久成是一位军人，1988年起在《鹤城晚报》、《齐齐哈尔日报》《青年文学家》等报刊上发表散文、小说等作品60余篇。佟佩仪从1981年就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曾在《小城文学》《廊坊文学》《中国石油报》《廊坊日报》《信息报》等报刊上发表了2部中篇小说和《弥望的眼下是土地》《雷雨天》等多篇短篇小说。

 当然，在新时期文坛上的锡伯族小说家除了上述几位外，还有郭元儿、贺元福、杨振远、格吐肯、霜栖、桦杉、关英杰、关荣等，他们创作并发表了一些小说作品。如贺元福的短篇小说《在回家的路上》、《小卧车》和《下毛毛雨的晚上》，杨振远的短篇小说《野克塔阿克》、《过年》和《婚礼后》等；另外还有郭元儿的中篇小说《清明雨》，霜栖的中篇小说《樊柳荷花店》，华杉的中篇小说《群英西去》；郭元儿与父亲郭基南合著的长篇小说《瀚海明珠》（三十余万字），格吐肯的长篇小说《眼泪与露水》，关英杰的长篇小说《锡伯英雄话一家》，关荣的中篇小说《别了，噬人之梦》等。

 20世纪上半时期，锡伯族诗歌文学有色布西贤的《劝学歌》，萨拉春（1885年--1960年）的《别再吸食鸦片烟》《明媚的春色》《老年人和青年人》《清晨》等，郭基南的《野火》《车夫怨》《祖母泪》《新生》《春望》《我歌颂你》《同情》等，柏雪木（1896年--1951年）的《汗腾格里颂》（长诗）、《素花之曲》《送瘟神》《共享园中菜》《羊拐骨的胜利》《悼念金子仁兄》《心里话》《想念春天》《老妇泪》等，管兴才的《吸烟的婆娘》（又名《抽大烟的懒婆娘》）《打猎歌》《定亲歌》《接新娘》等，久善的《锡伯狩猎》《察布查尔母亲对我们叹息》《二月初二----初春之夜》《真心希望》《直言》等，女诗人庞格尔的《迁徙之歌》《玩髀石骨》等，这些诗作真实反映了那个历史时期新疆锡伯人的社会生活，同时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

 50年代至70年代，锡伯族的主要诗人有久善、郭基南、赵令福、哈拜、耳吉春、佘吐肯、何叶尔·兴谦等。这批诗人大多都能用母语和汉语进行双语写作。他们作品的主题主要是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爱情,同时表现锡伯族人民的生活和家园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其中久善的诗集《除夕》，赵令福的叙事长诗《华连孙与美根芝》和《一颗沙枣树》，郭基南的诗《飘扬吧，五星红旗》《早安，金色的伊犁河谷》《旗手颂》《用血肉写成的诗篇》《伊犁春色》《四进乌鲁木齐》《祖国的好儿子》等，哈拜的抒情长诗《唱吧，阿肯》、短诗《小毡房，你好》《中夜听到火车鸣叫声有感》等，佘吐肯的歌词《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何叶尔·兴谦的叙事长诗《怀咏素花》等都是优秀作品。

 新时期，锡伯族中老年诗人的创作特别活跃，如郭基南、尔吉春、富金才、富伦泰、顾忠浩、关舒德、何兴谦、高青松、阿吉·肖昌等诗人；同时一些年轻的诗人也成长起来，有安鸿毅、郭晓亮、阿苏、西榆、顾伟、苏农、佟志红、安德海等诗人。“他们以新的审美方式观察生活、观察世界，以新的创作手法抒写锡伯族的过去与现在、欢乐与痛苦、文明与落后，表现锡伯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这些年轻诗人的诗作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他们的作品丰富了自己民族的诗歌艺术，传承和发扬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其中郭晓亮的《家园》组诗，安鸿毅的《卡提布拉克的秋天》，阿苏的《作为锡伯人》《坡上》，西榆的诗集《美是我》、安德海的《唱给伊犁河》等都是优秀的作品。

 散文创作是20世纪锡伯文学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民国时期一直到70年代的散文作品数量虽然少但大都比较优秀，艺术价值也较高。例如，德克精阿等人的散文合集《图公颂文集》，敦吉纳的《敦吉纳见闻录抄本》，佚名的《图公颂辞》、《一家三代英雄》、《朱萨满传记》、《锡伯族见闻录》等。这些散文同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作家郭基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散文创作，发表过一些歌颂抗日爱国志士、揭露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杂文。60年代初发表的长篇散文《准噶尔新图》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

 进入新时期，散文创作繁荣起来。老作家郭基南就是一位重要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创作也和诗歌、小说一样，在锡伯族当代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80年代以来，郭基南创作各类散文作品多篇（其中《洒泪念师情》一文，以无尽的哀思沉痛悼念恩师茅盾先生，曾在自治区获奖），这其中包括杂文与报告文学。郭基南还先后出版散文集多部：1984年，出版了第一本锡伯文散文集《准噶尔新图》；1986，出版了第一本汉文系列散文集《箭乡的子孙》（系“祖国大家庭丛书”之一，详尽、生动地介绍了锡伯族的历史发展和风土人情。锡伯文版于1989年出版）；199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锡伯文散文集《摘星人》。《摘星人》收入他的散文作品共27篇，作家以满腔热情讴歌了雄伟壮丽的祖国山河和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赞颂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无私奉献的众多英雄人物，从头至尾贯穿着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的红线，为此，该书于1992年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散文、报告文学奖。

 锡伯族著名作家傅查·新昌的散文集《玉米使者》《我就这么活着》，郭美玲的《情书的魅力》《假如我是我爱人》《不可群鹰逐一兔》，赵春生的《童年的梦》《遥望图尔根》《生命的摇篮》《一个民间艺人》等都是优秀的散文作品。另外，富秀兰、郭元尔、佟林清、何坚韧、佟佩仪等人也都有散文佳作问世。总之，从散文创作开始至今，锡伯族的散文创作走过了一条由自发创作到自觉创作、由贫乏稚嫩到丰富成熟的发展之路。

 戏剧文学同样是20世纪锡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锡伯族戏剧文学按其表现形式可分为话剧、秧歌剧（汗都春）、歌剧、舞剧。锡伯族的话剧真正成为“舞台综合艺术”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它最初是从汉族戏剧中移植过来的。经过一段时期的过渡之后，锡伯族话剧逐渐形成本民族的特色。1939年秋，赵丹、徐韬、王为一等著名戏剧家所办的迪化“实验剧团”，一面培养戏剧人才，一面又组织新疆学院、女子高中等院校的学生联合演出了《战斗》、《前夜》等抗战多幕话剧。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锡伯族青年学生郭基南这颗新星，在王为一同志的指导下，他根据抗战文艺刊物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改编创作了两个汉文话剧剧本：《在原野上》（又名《满天星》）和《太行山下》。《在原野上》发表并公演后，社会反响强烈，前后公演三次，共四十多场次，在赵丹等同志组织的抗战话剧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原野上》和《太行山下》两个剧本是锡伯族话剧史上第一次发表并公演的作品。前者被译成维吾尔、锡伯两种文字，后者被译成锡伯文；在喀什、伊犁等地演出后起到了宣传抗日救国的积极作用。1941年，郭基南用汉文创作第一部话剧《钥匙》。20世纪40年代，郭基南学习结业后，他被迫返回察布查尔家乡当小学教员。他一边教学，一边和学校的师生们一起排演抗日话剧，先后执导并参演了独幕话剧《在原野上》（又名《满天星》）、《太行山下》、《插翅虎》（独幕剧）、《老三参军》、《战斗》等话剧。这些话剧的上演，使察布查尔地区首次出现了有剧本、演员、舞台装置、布景、道具、灯光相配合的“综合艺术”——现代话剧。从此，话剧开始在锡伯族人民群众中扎根。伊犁三区革命时期，郭基南又创作了反映锡伯族屯垦戍边的历史题材及批判旧家庭伦理观念的多幕话剧《察布查尔》和《继母》。20世纪40年代，九善创作了以反封建、求民主为主题的多幕话剧《为民主》。在后来的比赛中，郭基南的《察布查尔》和久善的《为民主》均被评为优秀节目，在伊宁市、察布察尔等地公演后，受到了各族观众的好评。解放后，锡伯族的文艺工作者在进行话剧创作的同时，开始着手翻译并演出汉族话剧作品：《古城的怒吼》（郭南基译）、《不拿枪的敌人》《在战斗里成长》、由新歌剧改编的话剧《大榆林》和《刘胡兰》等话剧，还翻译演出了俄国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察布查尔县锡伯族文工队、各牛录俱乐部和锡伯中学业余文工队先后创作演出了《转变》《觉醒》等话剧。

 锡伯族的另一种戏剧艺术形式是秧歌剧，又称汗都春或曲子戏，它是从汉族的戏曲中移植过来的。1764年，锡伯族官兵西迁至新疆伊犁时，将东北的曲子剧“二人转”带至伊犁，在清代乱弹弦索调中曲子戏、眉户、越调的基础上，在化妆、道具、演技上都增加了本民族的色彩，逐渐演变成为锡伯族的现代 “秧歌剧”。“秧歌剧”是锡伯族民间颇为流行的深受群众喜爱的一种戏剧形式。锡伯族的秧歌剧主要由平调和越调两部分组成，它们在曲牌、唱腔和表演形式上都有明显区别，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平调的表演形式分坐唱和走唱，坐唱是有念有唱，一个剧目讲一个故事，一曲至终，不着戏装，坐着演唱。走唱则粉墨登场，一男一女载歌载舞，根据唱词和情节配以舞台动作来表情达意，融说唱、舞蹈为一体，后来有所发展，出现了生旦、末丑等行当，戏剧形式趋向完整。平调音乐有曲牌和唱腔。曲牌有八个，主要用于过场或特殊场面，如《公采风》《对席》《三伯尔》《四合子》《五少夫》《六情娘》《七壮子》《八破》等七八种；唱腔有《喜新年》《赤壁》《倒卷帘》《种白菜》《五更思》《玩花灯》《冻冰》《送情人》《十二里情》《太阳归宫》《八洞神仙》《照花台》《碾米曲》《下山东》《下四川》《下十二里情》《一见多情》《西厢记》《闹元宵》《钉缸》（一、二、三、四）、《卖香烟》等三十多种。越调是因为每个剧目的唱腔须从“越调”起止，故而命名。越调有生、旦、净、末、丑等行当，每本完整，舞台剧需要的人物、布景、服装、化妆、道具等一应俱全。越调曲牌有《八破儿》《纱帽翅》《满天星》《将军令》等；唱腔有《开场越调》（一、二）、《收场越调》《五更》《紧诉》《银纽丝》《金钱掉尔》《滑调》《东调》《西京》《软西京》《三段西京》《带把儿岗调》《岗调》《剪剪花儿》《采花调》《琵琶调》《哭长城》《三段桥儿》《落江月》《背宫》《梳妆台》《勾调》、《小放牛》（一、二、三、四、五、六）、《瞎子观灯》《越调钉缸》等几十种。在不同的剧目里根据不同剧情需要，曲牌和唱腔可以按照一定规律互相连缀并转换使用，因而越调音乐通俗、明快、婉转动听，感染力强，富有立体感。

 锡伯族的秧歌剧演出的剧目大多是从汉族的传统剧目中移植过来的，如平调曲目有《冻冰》《钉缸》《玩花灯》《下四川》《西厢记》《喜新年》《十二离情》《一见多情》《编席》《花亭相会》《闹元宵》《绣荷包》《种白菜》《照花台》《尼姑下山》《一朵红》《倒卷帘》《兄弟三人》《碾米》《十里屯》等。越调演出的传统剧目一般从汉族的眉户剧里移植过来的，如《张良卖布》《李彦贵卖水》《闹书馆》《西京》《柜中缘》《新桥》《小放牛》《琵琶调》《哭长城》《银纽丝儿》《走雪山》《东调》《采花调》《五更》《剪剪花》《岗调》等。这些剧目起初用汉语演唱，后来翻译成锡伯语演唱，在传唱的过程中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具有了锡伯族本民族的特色。锡伯族的秧歌剧使用四胡、三弦、扬琴、碰铃、夹板、二胡等民族乐器伴奏，后来又增加小提琴、曼陀林等西洋乐器和斐特克讷等民族乐器。

 新中国建立之后，艺术家们翻译并自编自演了《兄妹开荒》《皆大欢喜》《由鬼变成人》《买卖婚姻》《碾米》《小姑贤》《农家之乐》《夫妻识字》《赵小兰》《绣锦匾》《赤心爱社》等新秧歌剧，又译演了《白毛女》《血泪仇》《穷人恨》《刘胡兰》《赤叶河》《大榆林》等新歌剧。从锡伯族知识分子、农民中涌现出像丰吉善、铁善、郭瑞、殷登保、德林、安全英、美哲儿、淑馨、郭文英、图奇顺、赵白兰、美玲等一批新秀，活跃在察布查尔剧坛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时期锡伯族戏剧文学在恢复和发展秧歌剧的同时，歌剧和舞剧创作取得一定成绩。此时期，锡伯族剧作家贺文君的创作比较活跃。贺文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乌珠牛录人，出生于1943年12月。他的戏剧创作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处女作为六场秧歌剧《陈占武忆苦思甜报告》。新时期，他先后创作《过年》《变化》《老师》《盖新房》《昨天的故事》等秧歌剧，其中《变化》曾获1987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中小学文艺汇演二等奖；《昨天的故事》获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西迁节文艺汇演二等奖。在2009年6月30日举办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秧歌剧大赛中，推出了《改变陋习奔小康》﹙荣获一等奖﹚、《计划生育好》《为了下一代》等优秀秧歌剧。1984年—1985间，辽宁省沈阳市歌舞团创作并编排了歌颂锡伯族西迁壮举的大型舞剧《西迁》；1987年，该剧在沈阳市公演后获得好评。锡伯族诗人、国家级二级编导阿吉.肖昌创作并编排了四幕历史舞剧《西迁之歌》，该剧演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东北的锡伯族作曲家关伯衡创作的歌剧《黎明烽火》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扎库齐牛录民间艺人西拉布自编自演的歌舞剧《告别家乡保边疆》也受到了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