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锡伯族文化生长发展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现象——翻译文学。这种文学形式不但在锡伯族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而且对锡伯族整体文化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锡伯族的翻译文学，包括翻译媒体积淀下来的文学产品和语言转换方式的再创作活动。它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将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用母语译介进来；二是将母语的文学作品用其他语言译介出去；三是转换思维方式，用其他语言进行创作。三者相互交叉、双向对流，互为因果，形成了以翻译兴创作，以创作促翻译，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文学格局口。

锡伯族的翻译文学，如果按作者的民族威份，创作用语和作品反映的内容识别，可以上溯至北魏时期，锡伯族的祖先鲜卑人在当时“汉族人研究鲜卑语的很多，鲜卑人也有不少都会汉族的语言文字”的特定条件下，交互使用两种语言，用汉语创作和翻译了许多名作。如崞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衡之的《洛阳伽兰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学评论集），以及北朝庚信的《咏怀》（诗作）、《乐府诗集》等。特别是鲜卑著名歌手斛律金演唱的鲜卑语民歌《敕勒歌》译成汉文保存了下来。有关这首歌，据《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这首歌唱道：“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革底见牛羊。”这首颇具北方民族特色，如诗如画的民歌，译文水平确实不低。又如鲜卑族的后裔、金代“文坛盟主”元好问，他用汉文编成了金代野史《壬辰杂编》和金诗总集《中州集》。他编辑的《中州集》“以诗存史，保存了金代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和生平资料，而且写下《论诗》三十首，开创了汉语诗学中以绝句形式系统地品评作家作品的先河，并在品评中体现出一家论诗的宗旨。”他还在一生中用汉文写下一千七百余首诗作。由上我们可以看出，文学上从来没有孤立的现象，少数民族作家有创作过程中就包含着把两种语言联系在一起，把两种思维方式和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转换《翻译）过程。

清代三百年，锡伯族的翻译文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它在锡伯族的文学园地里乃至群众文化圈里异葩大相奇放，占据主导地位，以超越于作家文学的态势显示出其巨大的文学功能。一方面由于八旗制度和“国主骑射”为政体的“御制文化”的大力推行，满族文化的鼎盛，浩如烟海般的汉族古典文学著作译成满文传播，特别是由于两个民族使用同一语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习俗，以及在艺术和知识上可以兼容，为锡伯族翻译文学的兴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锡伯族转换使用了满文，和满族同用满语（书面语）满文，将自己的文化和文学创作活动纳入满族文化圈之内，通过满语为自己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在此背景下，锡伯族的翻译文学与满族的翻译文学象是同源分流，两者交相辉映，互为补充，共同促进，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果。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反映早期锡伯族渔猎生活的口头文学作品如《亚琪纳》、《蝴蝶舞歌》、《明明嘎尔嘎尔》（儿童游戏歌）和《萨满神歌》等转换用满文记录下来，留存于后世，为我们今天的欣赏、研究和对外译介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二是，受满译汉的影响，锡伯族的文人们也纷纷拿起笔，翻译了

上百部汉族古典文学名著。有的则对生涩难懂的、读来拗口的原译文进行较大幅度的润色和修改，使之转换成为文句流畅，朗朗上口的大众化作品，主要译著有：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四部古典文学名著及《东周列国志》《西汉演义》《隋唐演义》《开平演义》《彭公传》等各种演义、武侠小说和人物传记，《西厢记》等戏剧名作。这些译著由于没有出版物，一直以手抄本在民间广为流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垄断了民间文化市场，心是断文识字之家几乎都存有一两部译著。由此形成了“念说”这一溶集体阅读和欣赏为一体的文学形式。常常是一人念诵，众人聆听，说古道今，品评十足。使译著的思想内容、故事和人物行为楔入每个欣赏者的心灵，得到全方位的渗透，并逐渐升华到新的精神文化境界。特别是《三国演义》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锡伯人对它有特殊的偏爱，百读不倦，百听不厌，很多人都能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锡伯族的文人们还根据其有关章节创作了再现三国故事的《墨尔依尔哈》、《索丽依尔哈》、《赵子龙救阿斗》、《小乔哭周郎》等统称为《三国之歌》的唱诗歌和叙事歌，使之成为锡伯族民歌的一个组成部分。三是，用满文创作了《顿吉纳的诗》《辉番卡伦来信》等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学作品，成为本民族稀有而宝贵的文学遗产。

以上，清代锡伯族的文学及其创作欣赏活动，是以转换语言吸收外来文化为主要形式来展现的，其中以满语满文为传媒的翻译文学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别种文学形式不能替代的作用。它还由此幅射，对锡伯族的信抑、价值观，风俗习惯和本民族成员的文化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

辛亥以后，锡伯族的翻译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开始逐渐脱离“御制文化’的约束，向新文化迈进，出现了“母语与外来语兼用，创作与翻译并举”的局面。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代表作如《劝学歌》《吸烟的婆娘》《别再吸食鸦片》等。在翻译文学方面，出现了如下动向：一是继续沿着满译文的思路，充分肯定 过去的翻译产品，使之继续在民间传播，并不断加以充实新的译作内容。二是以1910年的《期成会》为起点，出现了翻译中外进步书籍，传播国内外新思潮、新文化的新的文学翻译活动。尚学会和兴学会时期，翻译文学得到更大范围的提倡，出现了翻译或汉文创作的如《送神》《共享园中菜》《羊拐骨的胜利》《悼念金子仁兄》等汉文作品。这种状况为本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锡伯族翻译文学登上新的阶梯，出现新的发展势头打下了基础。因而，至三四十年代，已有相当数量的由本民族作家和诗人直接创作和翻译的作品问世，还首次创办了锡、汉两种文字的综合性刊物《兀尔敦》（汉语意“朝霞”），从而过去那种“只翻译人家的东西”的局面开始打破，出现了由单向翻译向双向翻译过渡的新现象。三是在留苏回国的锡伯族知识分子的倡导和努力下，一批世界名著由俄文翻译成本民族文字，使锡伯族翻译文学中又增加进来新内容。译介进来的主要著作有《罗滨逊漂流记》《非洲迁徙记》《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湟金》《杜布洛夫斯基》《复活》《死魂灵》《德兰斯瓦尔的迁移》《神秘岛》等数十部。这些外国名著的译介进来，促使锡伯人第一次和中亚、东欧及世界的先进文化及其风土人情发生了接触，文化视野进一步开拓。四是戏剧和话（歌）剧的翻译从无到有，一批有进步意义的话（歌）剧和戏剧由汉语译介进来，其中特别是戏曲及其音乐部分更受青睐，被融入锡伯秧歌及其音乐之中，成为锡伯族民间文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门类。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40多年里，锡伯族的翻译文学及其文学翻译活动，在继承和发扬以往成果的牡础上，以恢宏的气势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和与多种语言的交流中发展的全新局面。诚然，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也曾发生过一些本来不该发生的挫折和反复，但总的发展态势好于过去任何时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很壮观，从事此项工作的作家和诗人、翻译、双语工作者等人数也空前增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锡伯族的翻译文学更是生机勃勃，方兴未艾。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过去的一切翻译作品和成果被当做本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而系统地挖掘和整理，拾遗补缺，齐全门类，对该文化遗产所包含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社会风俗以及译作者个人的能力和习惯等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评价和研究，弄清其来胧去脉和历史的现实意义，以能够达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目的。在此基础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中的有价值的作品陆续被译成汉文或其他种文字对外介绍，使之从以前封闭的、局限在本民族内部的交流系统里挣脱出来，变成开放的、面向全人类、面向所有外民族的文化遗产。

 二是，由汉文和外语文译介进来的文学作品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翻译成锡伯文的作品品种和数量大幅度增加，读者层面宽展广泛，并由此向戏剧、歌舞、音乐、科技、教育等领域拓展。比如五十年代出版的和在民间流传的文学类图书几乎全是由汉文翻译过来的作品，主要有《新儿女英雄传》《暴风骤雨》《高玉宝》《鲁迅小说选》《阿Q正传》等。戏剧作品有古代剧《粱祝》《小放牛》《卓文君》和现代剧《白毛女》《穷人恨》《血泪仇》《兄妹开荒》等数十部。至八十年代又相继翻译出版了《高山下的花环》《鸡窝洼的人家》等汉文作品和《格林童话集》《安徙生童话集》《外国寓言故事》《伊索寓言》等外文作品。由此逐渐积累和升华，终于将文学名著《红楼梦》译成锡伯文出版，填补了我国翻译文学的此项空白。《红楼梦》译著，无疑是锡伯族翻译文学日积月累的一个辉煌成果，也是翻译水平达到更高水平，艺术技巧更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是，译成汉文和其他种文字的民间文学作品和本民族作者用母语创作的作品，不仅在数量上目益增多，而且在翻译水平和技巧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但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魅力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传播。比如锡伯族民歌、民间故事、谚语、戏曲以及本民族不同时代的天才创造的一切优秀作品等绝大部分都被译为汉文陆续出版。又比如锡伯族作家母语创作的一批作品译成汉、维、哈、柯文和外文，在国内以及友邻少数民族中传播的同时，还被译到国外，产生较大的影响。

四是，本民族的作者运用维、哈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创作和翻译了数量客观的文学作品，哈萨克族著名诗人阿拜的诗集译成汉文，《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译成维吾尔文出版，有的作者用维吾尔文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小说、诗歌、散文，为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学翻译作出了贡献。

五是，翻译文学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充满诱惑的发酵力，极大地促进了锡伯族作家文学的生成、崛起和发展，锡伯族作家文学由少增多，由低向高级发展，由内视性向外视性过渡，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均得益于翻译文学所带来的外部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受此鼓励和推动，锡伯族作家文学在效仿、学习、汲取、交流和探索中取得了创作数量和质量上的一系列进步，并在进步中不断打破思想比较封闭，观念比较陈旧，信息比较闭塞，视野比较狭窄，创新意识不够强，文学门类不够齐全等落后状况，终于实现了以民间文学刨作，向当代多门类的专业艺术创作的过渡，实现了由自我欣赏性向开放性文学的过渡，实现了由单一语言向多种语言创作的过渡，由此涌现出一大批老中青结合的使用两种或多种语言从事创作的翻译的作家、诗人和翻译家，在他们的辛勤耕耘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锡伯族的创作文学已出现了一大批完全可以与翻译文学相媲美的、并驾齐驱的文学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作者先用锡伯文创作，后用汉文或其他文字翻译发表的作品。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但它也是各种特征的组合。其中每一种也可以存在于相邻的文化里”。  每一种也可以存在于相邻的文化里”。因而“传播形成的文化看作是一个正在改变的、积累的（从而也是适合的）为特写民族和社会所接受的社会系统”。 锡伯族的翻译文学或许便是如此。它经历了吸收、放射、自然变异、成熟、重新组合、优势显现、选择、转换等过程，以其物质的、能量的和信息交换的功能成为促进锡伯族传统文化不断变迁的重要因素。因而，如果我们对这一文学现象进行审视、思考、评价，则我们会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启示。

 启示一，我们的先辈们在历史中寻找的不是进行自吹自擂的资本，而是他们当时生活的客观规律；不是过多地去论证自己民族的特殊性，而是寻找一种与其他民族同等的、为人类未来负责的精神。因而，当时的有名或无名的文人和作者们都把自己的母语视作是自我表现的创作手段，而把汉语和其他语言视作是创作积累的手段，视作是多方面认识国家、现实世界和促进本民族文化进步的手段，视作是检查自己的构思和作品是否符合本民族读者精神需要的手段。故不断地把中外文学作品翻译进来，介绍给本民族读者，并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给该种文学形式赋予头等的意义。

 启示二，本民族的生活是民族文学产生、发展的根本源泉。锡伯族的作家在扎根于本民族文学的肥沃土壤，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学的优秀传统，壮写本民族人民的生活，保留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同时，努力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丰富经验，从中吸取养料，更加广阔，更多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学的精华。另一方面把本民族的作品介绍给其他民族的读者，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审美价值，流通价值和历史价值，能够打破族际和区域界限，参加到国内和国际文化大交流去。

启示三，文学不但是作家的产品，而且是语言的艺术，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更是语言艺术中的艺术。这方面语言的转换使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RAS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值得欣慰的是，锡伯族的许多作家和诗人在以创作为主的同时，还从事文学翻译。锡伯族文学翻译艺术的一个特点在于，它是和本民族文学的某些体裁，比如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体裁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因而到现在，本民族的作家几乎没有不兼搞文学翻译的。特别是历史上和当代文坛上有所成就的作家几乎都涉猎了文学翻译领域，几乎都是“在翻译过程中学习，在翻译过程中成长的”。这对作家本人来说是一种学习，有助于创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开阔视野和技巧的提高。同时，对丰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对丰富和完善本民族的文学语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启示四，在促使锡伯族作家创作水平不断提高，广泛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宝贵经验方面，双语（有时不止是双浯，而是多种语言工具）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把掌握母语和汉语（兼及其他文化水平较高的语言），并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接受、甚至写作定义为双语作家，那么锡伯族作家一般来讲都称得上是双语作家。当前锡伯族作家——这里指的是取得一定创作成就的作家——双语层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用本民族语言即母语创作。绝大多数作家属于这一类，但他们的汉文水平普遍都不错，他们大多兼搞文学翻译。

二是用本民族语言创作文学作品，同时能用汉文写作文学评论、学术论文，特写、政论等。这样的作者不少，他们的作品经常散见于各报刊杂志。

三是兼用母语和汉语创作文学作品，即用双语创作文学作品。这类作家堪称较高层次双语作家，精通母语和汉语，并达到了较高层次，熟练地写作文学作品。他们的汉文水平比第一、二种类型的作家高出一个层次，除创作外，他们还从事文学翻译。无疑，这样的作家对本民族文化事业做出更重要的贡献，同时能够向其他民族反映和表现本民族的文化，大有作为。这样的作家熟谙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同时也了解其他民族文化，创作水平较高。

四是丢失了母语，直接用汉文创作。他们是一些青年作家，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他们的创作对本民族文学也是一种重要的贡献，有助于扩大本民族文学在全国和世界上的影响。但由于脱离了母语的环境，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了解不多，因而在作品中表现本民族独特的个性和优势方面较以上三种情况的作家要逊色一些。

上述四种类型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的汉文水平普遍不错（虽然层次不同）。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汉语是我国的主体语言，掌握了汉语就意味着掌握了打开中国和世界文化的钥匙，就能够使本民族文学吸收新的养料和水份，使本民族文学不断地获得新的活力，生机勃勃，繁荣兴旺。这说明由母语起飞，插上汉语这个“翅膀”，走向世界，过去是，今天是，今后仍然是锡伯族文化发展，丰富和繁荣的重要因素和捷径。因此，我们应当改变对用大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作家采取岐视和不承认态度的作法，应当热情地鼓励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或用双语创作。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学要全面进步和繁荣，就必须出现具有各种特长和不同结构的作家和作品，只有这样，本民族文学的整体水平才会得到根本的质的提高。

启示五，倘若我们没有一种开放的精神和敢“拿来”的勇气，是不可能很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的。历史上我们先辈们就很勇敢，不但开挖了察布查尔大渠，建设起自己的美丽富饶的家园，而且在文化建设上也充满了敢于“拿来”的气魄和勇气，不但从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拿来”了很多东西，而且是从俄罗斯文化和友邻伊斯兰文化中“拿来”不少东西，广泛吸收、学习和借鉴其他先进民族的优秀文学，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艺术宝库。因此，在世纪之交的多元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扑面而来，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应当以“尊古而媚古，得益于古而不牺牲今”的态度，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优良文化传统，努力发展翻译文学，大力培养包括作家、诗人、双语作者在内的文学翻译队伍，争取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作品问世，并出好作品、精品，讴歌时代的旋律，超越历史，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