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的创作文学，有一个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母语和汉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双向使用。锡伯族的作家、诗人们首先从母语开始，借助第二语言即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采用直接写作或翻译形式，创作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对外传播和流传，让外部世界能够更多地了解锡伯族的文学成就，由此创建了锡伯族文学领域的双语世界。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运用母语即锡伯语进行创作或传播，是显示民族特质的重要因素，也是得天独厚的征象。因为使用本民族语言最能表现本民族生活、刻画人物形象、描绘特殊的自然景色和风俗习惯并能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这过程中，随着双语水平的不断提高，锡伯族的创作文学逐渐融入双语创作的环境，利用第二或第三种语言，促使创作主体的民族意识得到强化，运用不同的思维定势创作出本民族异彩纷呈的好作品。因而，在锡伯族创作文学语言的应用中，双语现象得到充分肯定，使用双语(其他语言)创作的作品都成为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近现代锡伯族的双语文学

锡伯族的近代和现代文学，按其演化轨迹和共时性，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西迁以前的山林文学、西迁以后的屯垦戍边文学、辛亥以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新中国建立以来至70年代后期的乡土文学。这四个阶段的文学作品都各有不同的特点，在创作语言的运用方面也有所不同。反映锡伯族早期渔猎生活，是锡伯族山林文学的主要内容。这个时期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大都是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并存，而且口头文学比书面文学发达，它是一种集体创作，既无写作时间可考，又具有一定的变异性。锡伯族山林文学的作品也不外乎这个规律，现留存的只有《亚琪纳》和《蝴蝶歌》等两首介于诗和民歌之间的，既可以阅读，又可以演唱的作品。其创作时间和作者已无可考，但从作品反映的渔猎生活内容看，形成时间可能很早。从语言记载上看，它们首先用满文记录下来，后来被译成汉文。这说明作品的形成时间较早，文字记录时间较晚，大约是在锡伯族西迁以前在东北居住时期记录成文字，然后带到新疆来的。至于译成汉文则是解放以后的事情，时间更晚。

锡伯族的屯垦戍边文学是在锡伯族西迁新疆以来长期的屯垦戍边生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锡伯族西迁新疆以后的二百多年，经受了祖国边塞的一次次急风暴雨的洗礼，他们与艰难困苦的命运勇敢搏斗，在历史的风浪中争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与新疆各族人民一起，为保卫和建设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锡伯族屯垦戍边文学的主要特点，就是用文学作品形式展示本民族西迁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讴歌爱国主义情操。西迁以来，锡伯族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培养和造就了自己的作家和诗人，这些作家和诗人紧紧围绕锡伯族人民二百多年间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用不同体裁，从不同角度描写本民族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表现了锡伯族人民忠厚、朴实、不屈不挠、热爱劳动、热爱祖国、热爱自己民族、渴望进步和发展的民族性格。代表作有何耶尔·维克金于1863年创作的书信体散文《辉番卡伦来信》。这部作品首先是用母语创作的，后来译成汉文出版，被公认为反映锡伯乌克辛(披甲)生活的上乘之作。原文优美，译文也很生动流畅。

辛亥以后的创作文学，经历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崛起、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现、讴歌社会主义时代为内容的新型文学的兴起，在创作语言的使用上逐渐向汉语转换等过程。辛亥以后，长期束缚于御制文化圈内的锡伯族人民，在渴望革新与进步的寻觅中，出现了一批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作者通过文学这个锐利武器，针对锡伯族社会生活中一度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对社会上的种种丑恶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呼唤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气的建立。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色布西贤的《劝学歌》、萨拉春的《别再吸食鸦片》、何耶尔·柏林的《送神》等。这些作品都切中时弊，在当时来看都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改良，推动锡伯族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0世纪30-50年代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叙事长诗为主，出现了一大批乡土题材的寻根文学作品和讴歌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品。主要有：管兴才的《锡伯族今昔》(即《西迁之歌》)，玖善的《除夕》(诗集)，郭基南的《车夫怨》、《新生》，何耶尔·柏林的《苏花之歌》、《汗腾格里颂》，玲夫的《华连顺与墨尔根芝》、《一棵沙枣树》等。锡伯族作家和诗人们选用叙事长诗这一文学门类，创作了反映锡伯族社会生活巨变的一部部史诗性作品。这些作品具有很强的叙述性，情节连贯，故事完整，意象明朗。以上作品大部分被译成汉文发表，通过借助于社会共同语，不但使母语作品通过第二语言媒介迅速对外传播和流传，而且第二语言还增强了母语作品的地位。

20世纪60—70年代，锡伯族的作家和诗人们积极学习汉语言文字，提高汉语驾驭能力和写作能力，创作出如《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这样的同时运用锡伯语和汉语创作的佳作。这也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一个民族善于学习和掌握第二语言，那么这个民族还可以借助所掌握的第二语言进行创作。文学创作中的第二语言的使用，从长远看“不仅不会发生语言同化现象，不仅不会削弱本民族的文学，而且相反，还会促进它的繁荣发展”。锡伯族作家和诗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下，完成了向双语创作过渡的心理、模式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前期准备，等待着新的文学时期的到来。

二、当代锡伯族的双语文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指引下，锡伯族的文学创作也和我国其他少数民族文学一样，迎来了文学繁荣的新时期，形成了由本民族老、中、青作家和作者组成的文学创作队伍。其文学作品的质与量，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作家和诗人以自己高品位的作品，取得了国家和自治区多项文学奖励，登上了新的起飞和超越的阶梯。

新时期锡伯族的创作文学，有不同于以往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起点较高，作品门类、品种较多。十几年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锡伯文多人小说集就有《小说选》(1987年)、《生活的沉思》(1989年)、《猎人》(1990年)、《夜明珠》(1992年)、《河湾》(1993年)等5部共90余篇佳作，另外《锡伯文化》杂志先后发表多篇小说。个人专著有《汗亚拉克之战》(舒慕同著，中篇小说，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流芳》(郭基南著，1993年出版)等。这些作品填补了过去的空白，无论在民族特色、时代观念、艺术追求，还是在语言的更新与表达力度上都展示出一个全新的高度，受到了本民族读者群的认可。除小说外，还出版了诗歌集4部(个人专集3部，多人集l部)、儿童文学作品1部(《箭乡的子孙》、郭基南著)、纪实文学作品1部(《锡伯骑兵连纪实》)、散文集2部(郭基南著)等文学作品。

锡伯族创作文学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用汉语创作的作品明显增加，其量与质不但与母语创作的作品等同，而且品位较高，传播面较广。在国家级、自治区级各种文学刊物上可以经常看到锡伯族的作家和诗人用直接用汉语创作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影视剧本等体裁的作品。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用汉文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有散文集2部，诗歌500余首，中篇小说近10部，短篇小说100余篇，报告文学近10篇，文学评论文章10余篇，电视剧本5—6部等，还有其他体裁的作品若干篇(部)。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新时期锡伯族创作文学面对的是一大群操双语即锡伯语和汉语的读者群。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锡伯族人民学习掌握了两种语言——母语和汉语(包括维、哈、俄等其他民族语言)。所以锡伯族创作文学也需要适应这种语言变化，由单一的母语创作向双语创作过渡。在这种情况下，用两种语言创作成为了新时期锡伯族创作文学的突出现象。

创作文学是作家和诗人的精神产品，作家和诗人完全有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语言进行创作，用他掌握得相当好的语言写作。这个道理对于锡伯族的作家和诗人而言，一个强有力的事实是：本民族作家在描述自己人民的生活，描述心理及本民族传统习惯时，母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不过要向另一个民族的人解释清楚自己民族语言的优美和得体，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正确的选择就是把两种语言的知识结合起来，用同样优美和富有表现力的双语进行写作。首先用本民族语写作，这样可以使本民族语言充满活力；其次使用另一种语言，即用汉语来写作，这样可以使作品获得新的更大的生命力。这样能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易于为本民族人民接受和理解，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深深植根于本民族丰沃的土壤之中。在这同时，用汉文创作(有的用维吾尔文)，使自己的作品便于在各民族间进行文化交流，产生全国影响，并且走向全世界。锡伯族著名作家郭基南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双语作家，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不懈地用母语锡伯语和汉语双向写作，创作了许多有较大影响的作品。诸如散文集《准噶尔新图》(1984年)、《摘星人》(1990年)、《箭乡的子孙》(1989年)、诗集《心之歌》(1983年)、长篇小说《流芳》(1993年)、《箭乡的子孙》(1987年)、诗集《乌孙山下的歌》(1989年)等都用锡伯语和汉语出版。他是自写自译式的作家，有娴熟的双语驾驭能力，儿童散文《箭乡的子孙》和长篇小说《流芳》等就是他自写自译的作品。在这同时，他的许多作品通过汉语，先后被译成日文、意大利文等外文以及维文、哈文、蒙文、柯文等民族文字。

新时期锡伯族创作文学的创作主体知识系列的更新，知识框架的扩建，知识结构的开放等都是通过双语手段来实现的，双语给锡伯族的文学作品注入一系列新的认识价值。除老一辈作家和诗人外，许多后来居上的中青年作家和诗人，如佟加·庆夫、吴扎拉·文龄、傅查·新昌、高青松、安鸿毅、赵康林、赵春生、苏秀明、郭晓亮、关荣、铁木尔、赵治国等，都更加清醒地意识熟练地掌握双语的重要性，主动地用双语从事写作，创作发表了很多寓意隽永、内容新奇、技巧娴熟、汉语言表达力很强的作品，使锡伯族的创作文学不断地被外界所认识和欣赏。他们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双语修养，加快着本民族文学向外地区传播的速度。比如佟加·庆夫、吴扎拉·文龄、赵春生等都是具有较高双语修养的作家，他们的许多作品都是直接用母语或汉语中的一种语言写作，然后根据需要可以译成第二种语言发表。如佟加·庆夫的中篇小说《鸡尾巴上的渔火》《情牵重阳》《在那遥远的国土上》《沉默的妊娠》和短篇小说《钟魂》《大山辙路》《朱伦念说家》《一年零六个月》《都市里的雾太阳》《狄雅哈》《阿吉玛玛》《名不见经传》《龙脊地》《生活的旋律》《马背上的琴声》《锡伯井》等用汉语直接写作的作品，大部分被作者译成锡伯文发表。吴扎拉·文龄的中篇小说《西陲碣石》和短篇小说《山路》《雅尔哈》等作品也有锡、汉两种文本，还有铁木尔、赵治国等用维吾尔文写作发表作品。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学交流，扩大了本民族作家和作品在各民族读者中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密切了读者和作者之间的联系，使少数民族文学经常得到全社会的关心、爱护和扶持。

综上，双语已成为锡伯族创作文学的首选手段。锡伯族读者离不开双语作品的欣赏，本民族的作家和诗人也不能没有双语这个工具。今后，努力培养出更多的双语作家和诗人，创作出更多、更高品位的双语作品，依然是锡伯族创作文学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本文原载佟加·庆夫著《西域锡伯人》，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